作者|于岳，黄埔军校文物收藏爱好者，多年整理黄埔军校原始文献，以补充当前黄埔分校史料的空白。部分文章刊发于《黄埔》杂志。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黄埔军校在大陆二十五载，除了历经广州→南京→成都迁移的本校之外，不同时期还有多所分校存在，武汉分校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中便是有这么一段记载：“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不亚于黄埔本校，有男女学生及入伍生6000余人，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云云。这里所指的武汉分校，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分校，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其实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中，曾经三次在武汉设立分校。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藉网易历史频道之助力，让更多朋友了解武汉分校各个时期的历史。由于篇幅和笔者水平所限，文章只能择其梗概略述之，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北伐军兴，国民革命军高歌猛进，于1926年10月10日攻克武昌，取得了两湖战场的决定性胜利，自此，武汉渐成国民革命之中心。鉴于延揽人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另立军校，初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政治科，不久即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设于武昌两湖书院。黄埔本校第五期政治、炮、工科学生奉令迁到武汉就读，而在武汉招收的新生，日后成为第六期的学生，这其中还成立了女生队，是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自此巾帼不让须眉。
1927年3月27日，因国民政府定都武汉的缘故，又把校名中的“分校”取消，“武汉”挪到前头，就成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说白了，真正意义上“武汉分校”这一招牌，满打满算也就挂了两个月（1927.1.19-3.27），现在所说的其实是这一时期的统称了。
这一时期的武汉分校，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员、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主持工作，而处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两派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就在1927年4月至7月这很短的时间里，各种大事件纷至沓来：宁汉分裂了，学校师生召开讨蒋大会；夏斗寅“叛变”了，学校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前往平叛；6月30日回校复课了，没过几天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政变”……笔者写到此处，真是感叹这些学生没有过上一天消停日子。
在频繁的斗争中，自也难免有流血事件发生。话说宁汉分裂之后，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开了一次讨蒋大会，声势极为浩大，据说有30万人参加，还刊印了《讨蒋特刊》，大会当场枪毙了孙文主义学会干将杨引之。之后，又以通将的罪名处决了前教育长张治中的大舅子、时任学兵团少校副官的洪君器。在这些被拘捕的“右派”中，也有些比较幸运，其中大大有名的，当属当时在武汉分校任职的杜聿明和邱清泉，杜聿明在号子里，惊闻要被枪毙，恰逢当晚乘雷雨交加月黑风高，没有哨兵巡逻，遂率“狱友”挖穿监狱土墙，冒死逃往南京。邱清泉是否是一批跑出去的，知之不详，总之因为二人一时“机智”，才没有让抗战史中少了二位名将的光辉一页。一同逃出来的还有二十几个五期学生，其中一位是炮科的彭孟缉，此人后来在台湾官运亨通，官至参谋总长，陆军一级上将。我曾在黄埔收藏家单补生先生家见过南京本校编印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同学录》，其中还特别收录了这部分人，名为“武汉被迫至宁之炮工政治三科学生”。
还是言归正传。1927年7月18日，鉴于革命形势紧张，在校的第五期学生被迫提前毕业。剩余师生则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经过数千里长途跋涉到达广州，成为日后广州起义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武汉分校至此停办，是为第一个武汉分校，究其历史，尚不足一年时光，却是最轰轰烈烈的一段时光。
且说时间到了1928年春，两湖已经成了桂系的地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以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十八军军长陶钧二人主持湖北军政。胡陶二人为了扩充实力，创办第十八、十九军教导团，嗣后改称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训练下级军官。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收买桂系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胡陶所部迅速瓦解，随营学校也随军西撤沙市等地。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决定将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自兼校长，并以钱大钧为教育长负实际责任。随营学校学生返回武汉以后，经过甄别考试，共计一千余人继续留校学习，期别叙为第七期，于1929年6月16日正式开学，校址在武昌右旗营房。
此时的武汉分校已经完全中央化，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分校显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因此不能简单的把两者认为是延续关系，笔者姑且称之第二个武汉分校。国民政府已经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各项事业均有所发展，史学界有所谓“黄金十年”一说。这个时期的武汉分校，笔者认为是教育体系最健全、教职人员最充分、教育设施最完善的一个时期。然而由于留下的史料不多，人们通常知之甚少，很多人知道自己的长辈毕业于武汉分校，就往五期、六期去寻找，自是难有所获。笔者即收藏有原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学生武汉分校同学录》一册，有鉴于此，多年来即一直致力于这份史料的整理工作。
武汉七期学生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完成学业，毕业后亦多分发至中央嫡系部队任职，有着较高的成材率。据笔者粗略统计，本期毕业学生最终任职少将及以上者不下百人，其中杨伯涛、尹俊、戴坚、戴朴、石补天、方懋锴等人便是在军界中成就较高者。此外，军统一些大名鼎鼎的特务诸如白世维、徐远举等人，也是出身于此。
武汉分校第七期学生是在1930年7月毕业的（分步、炮、工三科，共计1677人，另有10人在校期间死亡，数据以笔者据同学录统计为准）。此后，分校奉令续招第八期学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爱国热情高涨，武汉分校学生总队也组织了武装示威游行。同年11月，武汉的报纸上报道说上海黄包车工人收回了日租界，消息传到军校，大家无不激愤。适逢武汉分校准备大演习的前一天晚上，在第九队同学的号召组织下，全体学生紧急集合，准备实行武装占领日租界。此一事件虽经教育长钱大钧、总队长胡伯翰等各级官长平息下去，最终未能发动，但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不久之后武汉分校的裁撤埋下了伏笔。
1932年3月1日，武汉分校奉令停办，师生器材并入南京本校，学生总队改编为第八期第二总队。第二个武汉分校至此结束。
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曾推出整军计划，拟分期整理全国陆军，1935年春，蒋介石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设陆军整理处，陈诚任处长。1936年1月，蒋介石又下令将陆军整理处军官教导团改组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这就是第三个武汉分校了。
在武汉分校组织条例中有如下说明：“为储备教导师军官、军士之选用起见，设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亦明确指出“武汉分校受陆军整理处之指导”。由此不难看出其最初设立目的，完全是服务于整军计划，这就与同时期其他分校有明显不同了。在这一时期毕业的，计有军官教导总队两期、军士教导总队一期，因为上述原因，这些人自然也不能叙为正期学生的期别。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李明灏接任分校主任。为适应抗战需要，统一军事教育，1937年底武汉分校奉令更名为第二分校并扩大编制，开始招收学生总队。随着战火临近武汉，为了确保军校的安全，193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将第二分校迁至湖南，最终于同年3月16日在武冈县建校。从此直至1945年7月11日奉令裁撤为止，第二分校一共培养了学生（员）2万余人，为抗日战场源源不断的输送着生力军。
由于第二分校的主要时期在武冈，本文中就不再赘述了。
（本文写作承单补生先生、孙潇潇先生之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主要参考资料：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学生武汉分校同学录》，1930年，本人收藏
《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二册，民国58年出版
《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与军事专科学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中国黄埔军校》，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陈诚先生从军史料选辑：整军纪要》，2010年
《钱大钧上将八十自述》，1979年
《我所知道的杜聿明》，2003年
文史文章：
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南下经过，何崇校
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的情况，卢蔚乾
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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