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性格的原因，我对过年的记忆并不像许多人一样浓烈。置办年货，团圆饭，走亲戚，这些寻常的项目每年都要经历，的确是充斥着“过年了”这样的信息素，但似乎也就止于提醒我“这两天还不做寒假作业就来不及补了”这件事而已。出于家规，压岁钱几乎没有在我手上停留超过24小时的，大部分时候我连拆都不拆就上交了，也就少了一点过年的兴奋和期待。太湖旁边的雪倒不是每个年节里都有，只是我怕冷，落了雪也不过窝在温暖的房间里向窗外看两眼罢了。养了很多年的一只大斑点狗是在某一年三十的晚上离世的，因为在正月里，所以只是草草地收拾了，大人们半劝半哄让我别哭，到底也没劝住。都不是多要紧的原因，但至此之后，我对过年就愈发淡了。
当然，也不全是如此，至少还有一件事我是乐意做的。
烟花。
这本来不算是过年才能做的事，毕竟我的记忆里还有在楼道里和邻居弟弟一起玩烟火棒这种事，但那时终究年幼，不让多玩，记忆也模糊。后来大一点，结果就出现了除了过年不让燃放烟花爆竹这个规定……反正就是种种原因，放烟花这件事，只集中于过年期间。
许是知道我在年节里一向兴致不高，家人对我放烟花这种要求都很宽容，不管在哪里过年，每年的烟花必不会少了我的。
过年大多是去乡下爷爷家，太婆知道给我的压岁钱只不过一个彩头，所以兜里常揣了几块零钱，原是带我去村子里的小卖部买零嘴用的，但我总是不要吃的要小炮仗，久而久之就成了专门买炮仗用的了。以前本来就不讲究，何况是在村子里的小店，基本只能买到两块一盒的摔摔炮。每根只有指节长短，使了劲儿摔在地上就会啪的一下炸开。也能用火点，但要扔得快，不然容易炸到自己，五六岁的我就亲眼见过一个小哥哥捏在手里没扔出去结果就在手里爆炸了——其实现在想来也并没有很大的威力，但对小孩子的惊吓总是不小的——那小哥哥洪亮的哭声让我对这种摔摔炮怵了整整一个正月，任我哥怎么激我都不陪他点。后来长大一点，胆子大了，对那种劣质的小炮仗兴趣也淡下来，只是还很喜欢把它捏在手指间留下的那种硫磺的气味。所以也会在我哥“你都多大了还玩这种东西”的嫌弃眼神中，依旧认真地一根一根把它们插在雪堆里，等我弟一根根的点燃它们，啪啦啪啦，炸出一场飞扬的雪花。
在爷爷家过年的时候，平辈里就我一个女孩儿，所以也不怎么拘着，哥哥弟弟玩什么我就玩什么，女孩子玩的更多的烟火棒我玩的却很少。偶尔几次回仙居外公家，虽然也只有我一个女孩，但也没有男孩，倒是回回都能拿到一大袋烟火棒放着玩。和外公上街买烟花的时候，店家为了卖得好，大多把它叫成仙女棒，外公就一边掏钱一边用台州普通话跟我说这些都是骗人的，然后拿着烟花拉着我的手去买油圆吃。浙江许是山多水多的缘故，不同地方之间差异特别大，方言是，连住宅也是。
外公家的老房子三楼是个小天台，旁边是别人家的屋顶，在老城区里，很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就拎着一袋烟火棒，搬个小凳子，从傍晚开始放烟花。烟火棒的细杆有紫红色的也有银色的，总觉得前者太恶俗的我几乎每次都买银色的，杆子上的银色粉末沾到手上，怎么抹都抹不干净，要是不经意弄到脸上，就会在某个角度映出亮晶晶的反光。日落的时候天光还亮着，烟火棒点燃了之后看起来只有一团圆圆的小球，噼啵噼啵地不断落下小火星。我就这么呆着，等到天色全暗下去，烟花棒看起来就像一朵蒲公英一样了，持续不断的是有火星爆裂的声音，我觉得外公说的对，哪有仙女随身带着这种仙女棒的。高处风大，母上大人又怕我把火星溅到衣服上，就翻出外公旧的军大衣把我裹起来，我就这么缩成一团，在太阳落下去的那一会儿点一根烟火棒，天一暗，烟火就明显起来，眯起眼睛看着视野里一家家窗户亮起灯光，把手抬高，就好像是烟火落下的火星点亮的一样，充满了世俗的温暖，真是中二又浪漫。
这几年好像都是呆在自己家过年的，零点之前几分钟，穿着厚厚的笨笨的家居服跑到黑乎乎的院子里，把猫猫狗狗都放进门廊里面。以前说烟花爆竹是用来吓唬年兽的，想来应该没错，毕竟不管是猫大爷还是两只傻狗到了年三十都会格外脆弱，各处的烟花爆竹声响太大了，吓得不轻。我就负责一边安抚缩在鞋柜底下的几个可怜虫，一边看着老爹把巨型烟花搬到院子中间，点一根烟等零点。老爹平日里不抽烟，这时叼一支烟抖脚取暖，突然就觉得他有了种吊儿郎当的高个少年感。零点倒计时，他弯腰用烟头点了引线，蹬蹬蹬向这边冲回来，笑得像是恶作剧得手一样。
“砰”
夜空里炸开一朵灿烂的烟花。
然后整个世界就被各种烟花的光晃成了白昼。
摸着狗头看着烟花，耳边还有老爹幼稚地嘲笑猫大爷和傻狗的声音，母上大人在厨房煮夜宵，电视里是一声接一声的新年好。
每年的烟花，照亮的大抵就是这一份光景吧。
美编：李卓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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