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谢灵通；来源 | 传媒少数派（微信ID:media_shaoshupai）
前两天，《新京报》微信公众号一篇“网红市长”的报道引起了不少关注。
这篇报道的对象是马鞍山市副市长季翔，这位副厅级官员的微信好友早已达到5000人的上限，其中既有省部级高官，也有保安、服务员。
与过去很多网红官员引起网民一片叫好声不同，在网易新闻转发这篇报道的148条评论里，多数评论持负面态度。
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季翔副市长是一个微信重度使用者，“从每天早上五六点开始，到深夜十一二点结束，季翔平均每天要狂发六七十条朋友圈。”一些评论认为，他“比微商还微商”“每天不上班，净发朋友圈”。二是对马鞍山城市形象、环境、人文的差评。
这与之前澎湃新闻对此事的报道下面，131条评论里整体呈正面评价完全不同。
其中最核心的差别，可能就在于《新京报》的报道里，突出了季翔每天要“狂发六七十条朋友圈”。
季翔发在朋友圈的手写信笺
其实，如果理性地分析，这两方面都不应该成为批评的理由。每天发六七十条朋友圈，对多数人而言确实显得奇葩，但毕竟只直接影响他的微信好友。
而且，以平均一条朋友圈从阅读到转发花3分钟计算，70条朋友圈是210分钟，刚好是3个半小时。
想一想你每天用于刷朋友圈的时间是多少？花一两个小时很正常吧。那么对于重度微信用户，三四个小时也是很正常的。
至于第二方面，正好证明季翔的观点“沟通大于创新”的重要性。对于马鞍山这种相对落后的地区，与外界加强沟通、提高传播水平，实在太重要了。
因此，对于“网红市长”季翔，我们应多给点鼓励与包容。这一级别的官员，能做到这种程度，并不容易。
多数在职官员害怕发朋友圈
去年，《华商报》曾有一篇引起较高关注的报道《揭秘官员微信朋友圈：职级越高发得越少》。
据该报道讲，“和许多老百姓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各类信息相比，官员、基层公务员的朋友圈显得很“单一”，除了工作，他们的朋友圈里大多是转载类文字、图片，甚少表露个人观点、情感。而且越是高职级，发的东西越少。”
比如，报道中的采访对象陕西省政法系统副厅级官员徐一超(化名)，两年多时间里，“发在朋友圈的内容加起来一共6条，3条国家政策解读、2条朋友的古体诗词，还有一条为朋友拍的几张风光照片。其中最后一条信息的发表时间为2015年初。”
这种情况，在现职高级别官员中，是普遍现象。官员们不是不喜欢发朋友圈，而是不知道发什么好，害怕被过度或错误解读，对自己不利。最终，形成了官员们不敢发朋友圈，但经常在朋友圈潜水观察的情况。
马鞍山市副市长季翔这样的重度微信朋友圈使用者，在当今官场很少见。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他是顶着多少压力坚持这么做。
从《新京报》这篇人物对话报道来看，季翔的朋友圈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因此，没有理由对他吹毛求疵、冷嘲热讽。
平时，我们经常希望官员不要高高在上，希望他们接地气一点，最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现在，有了一个愿意加保安、服务员为微信好友的副市长，为何不多给点鼓励、肯定呢？
季翔 47岁，马鞍山市委常委、副市长
他重新“定义”了朋友圈
朋友圈经常被称作“万能的朋友圈”，可见其强大。上一个被给予这么高评价的产品，是“万事问度娘”。
百度的检索式信息参考，可信度较低。相比而言，微信朋友圈的问题解答和互助，来得更直接，信息提供方是微信好友，可信度要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在微信朋友圈求助的原因。不管是小到问个花花草草叫什么名字，大到轻松筹这种筹款几十万治病救人，在朋友圈都非常常见。
季翔副市长这次在朋友圈喊话雷军，见效也很快。据报道里季翔讲，“10分钟不到，10个途径就来帮助我了。” “我和雷军的董事长特别助理、主管投资的副总裁、安徽大区的老总已经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群，正在商量合作事宜。”
其实，这就是一个六度分割理论的现实样本。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通过朋友圈、微信好友、微信群，可以找到并联系上完全不认识的人。
相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有些地方领导，离开秘书后连飞机票都不会订，甚至无法独立完成坐飞机的一系列手续，季翔副市长不仅敢用微信朋友圈，且玩得十分熟练，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同时 ，对于部分官员们而言，微信朋友圈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宣传。比如《华商报》那篇报道就指出，“多位旅游局长的微信朋友圈里大多发的都是和旅游有关的信息”“ 一些宣传部门也要求公务员将个人微信朋友圈作为传播、转载当地宣传信息的平台”。
《新京报》为自己这篇报道篇配的评论也分析：季翔“重新‘定义’了朋友圈，实际上几乎摒弃了朋友圈本该有的私密属性，而是将之当做一个公务沟通的工具。”“那些加他好友的，或许以为自己是走进了副市长的生活，实际上走进的只不过是个重新装修过的‘网络办公室’。”
“网红市长”多一点是好事
前几年，在微博为国内第一社交媒体的时候，也有不少网红官员。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他一度是粉丝数量超千万级的“大V网红”。
蔡奇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官员都开有微博，但不会实名，“主要的顾虑是感觉网络还是有风险的，担心人为的给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也怕惹上一个什么事，也怕别人议论，别人会不会议论你想出风头，自我炒作等等。从我的经历来看，这个都是不必要的，没有顾虑的必要。”
这和官员开微信，但只潜水，不敢公开发朋友圈，是同样道理。时间过去了五六年，虽然社交媒体已从微博时代发展到微信时代，总体来说官员群体面对网络的心态，还在原地踏步。
这么一比较，季翔这样的官员的存在，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这样懂网络，并善于利用网络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
在互联网时代，善用网络，可成大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特朗普“推特治国”，也有很多嘲讽的声音。但是，特朗普为何坚持发推特？因为他深知，这是传达他思想最有效果的渠道。
因为，无论是通过官方文书，还是媒体报道传递思想，都会增加传播环节。从传播学来说，传播环节越多，信息干扰越多，信息失真、效果减弱越明显。
因此，在社交媒体时代，不管是微博、推特，还是微信朋友圈，都是直接传递思想的有力工具。
这就是季翔说他为何喜欢发朋友圈的原因。他的观点是：“我觉得可以比较好地化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担子很重、责任很大，你不可能一个人干，必须发动大家的力量。怎么发挥？有一条，你把自己的想法、学到的政策，分享给大家，统一思想。我到企业去，人家就告诉我，我们天天学你的微信。”
群众说天天学他的微信，也许有几分恭维的因素，但对于相关领域、岗位的人而言，学一下与自己工作相关的内容，还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网红市长”多一点是好事，至少关于工作的沟通，成本会减少很多。
对于季翔副市长，唯一的建议是，希望他给微信好友分组，不同的工作事项，让对应群组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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