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榆中县博物馆有一块从朱家湾金墓中出土的骏马砖雕，砖雕中的骏马生动形象，造型唯美，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马匹质量的上乘。透过这块砖雕，亦能看见当时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盛况。
互市，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或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其实际内容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的范畴，除了经济贸易主体外，还应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茶马互市是互市的重要形式之一，主要指我国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交换内地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集市性贸易活动。它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型经济交往，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始于唐朝，在宋朝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因此有言曰：宋代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宋代西北茶马互市发展的原因
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对于马的需求，所谓“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而西北地区又由于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盛产良马。秦陇陇南地区海拔高，气候寒冷，草场面积分布广，牧草茂盛。马为国之武备，是征战、骑射、驿传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因之，养马、征马是历代王朝的大政之一。
第二既是北方少数民族对于中原地区茶叶的需求，特别是藏民对于茶叶的需求更是强烈。自唐茶叶传入吐蕃之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有饮茶习惯。同时，中原地区种茶区域扩大，种植技艺不断提高，茶叶产量达到空前水平。如果说唐代同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时，用于交换的除茶叶外还有大量的绢帛等手工业产品的话，宋代这种贸易则非茶叶莫属了。宋代一度曾经用银两、绢帛等手工业产品来购买和换取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匹，但是因销路不畅通，“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以“名山茶，为易马用。”
第三，除却传统上学者们所公认的两点原因外，笔者认为宋代茶马互市发展的原因与其自身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首先就是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在北宋的前40年时间里，在基本沿袭前朝旧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各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总体的经济环境是稳定的。随着北方战乱的频仍，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尤为突出。北宋时，这里已经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农业的生产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南方茶叶的鲜美可口。并且南方的耕作制度是时最先进的，粮食亩产量也超过北方一倍以上。可见当时南方经济发达之情况。农业的发达同样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与北方的茶马贸易就是其中的一例。其次即较为自由的政治环境也催生了较为自由的经济。国家放任土地的自由买卖，为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结构桎梏，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最后就是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较大，激发了人们奋斗的激情和动力，为茶马互市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之，茶马互市在宋一代的发展既与双方的欲求有关，但同时与宋朝社会的状况密不可分。
二、宋代西北茶马互市发展的表现
宋代西北茶马互市的表现最直接、首当其冲的便是立法的完善。宋代茶马之法较唐代更为完备，这主要表现为茶商在从事茶叶贸易时，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茶引。按当时政府规定，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市场内从事正常的民族贸易活动，所谓“引与茶必相随”。茶引是由宋朝官府发放给茶商的营业执照，商人执茶引后方可合法经营。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封建政府对茶马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说明茶马互市中的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提高。
第二即为设置专门的机构对茶马互市予以管理。宋朝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宋史·兵志》对都大提举茶马司的设置记载表明，宋初，“市茶”和“市马”分属茶司和马司两个机构掌管，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与繁荣，宋朝廷深感由茶司、马司分别经营茶马交易，互相之间工作推诿、矛盾颇多以致“贻误国事”。故，宋神宗于熙宁八年（1075年）采纳了熙河路经略使王韶以茶易马、招抚吐蕃的建议，派李杞赴四川筹办茶马事宜。元丰四年（1081年），应群牧判官郭茂恂建议，北宋正式成立了统一的茶马官营机构，更名为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大提举茶马司建立后，积极制定管理办法、明确奖罚法制，在茶马司职官选授、责任和奖惩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第三为西北地区马政的变化。北宋初年，西北的原州（今宁夏固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今甘肃天水）、德顺军（今甘肃静宁）等地，是汉、藏、党项等民族进行民族贸易的比较固定的据点，也就成为当时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神宗时设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为了安抚当地30万余账吐蕃并获取必要的战马，宋王朝将茶马互市范围扩大到熙河地区（辖境包括今宁夏中卫以西至甘肃境内的黄河、庄浪河、大通河、洮河等流域），并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机构。这表明宋代的马政内容进一步丰富，其管辖的畜牧业范围在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 随着市场的扩大，相应地宋朝的茶政也发生了变化。关于宋元时期的茶政情况，《元史·食货志·茶法》总结为：“榷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为国赋，额与盐等矣。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可见宋代茶税与盐税同样重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宋代不仅仅打击私贩茶叶者，还适应税收和茶马互市的需要，设置榷茶场，即设立6个榷货务和13个榷茶场，作为政府控制下的茶叶集散场所。宋代茶叶税收多有变化，无一定制，但估计每年数量不低于唐代的10倍，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确实显著。
由上观之，宋代茶马互市的相应制度已经建立，包括法律法规以及任人标准。这些制度的建立，从侧面说明当时西北地区茶马互市发展的盛况。
三、宋代西北茶马互市发展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宋代战马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宋代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些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交易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和销路，推动了畜牧业和茶叶的发展。亦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土特产品大量流入汉族地区，汉族的绸缎、布匹、陶器、食盐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以及农副土特产品也大量流入少数民族地区。马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在宋人的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除却经济上的影响，茶马互市的发展对于文化交流的作用亦不容小觑，而且在笔者看来文化交流意义的重大及其历史影响并不逊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茶马互市的发展，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形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单一的战争，而是温和的经济交流下的文化交流，这大大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宋朝乃至后来王朝对边疆的巩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也大大加深，体现于双方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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