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作者：[瑞典]喜仁龙，译者：邓可，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蒙古人的都城元大都，要比今天的北京内城大得多，但也没有《元史》中描述的周长60里那样夸张。如果我们所推测的城墙位置是对的，那么其周长不超过50里；中国编年史中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印刷错误或故意夸大。不过，马可·波罗对元大都的描述更为夸张：

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

马可·波罗采用的是1哩等于2.77里的意大利制式的度量单位，那么城墙的周长将超过66里，这显然与实际不符。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元大都并不是正方形的，而是北端略呈圆角的矩形。马可·波罗显然是被元大都的宏伟和辉煌深深震撼了，并对它的各方面极尽描绘。虽然他的描述整体来说是夸大的，但同时也包含一些十分有趣的记载，尤其是关于元大都中一些街道和建筑物的描写，为我们留下了仅存的史料。比如，他精彩地描述了城墙和城门：

（此城）环以圭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

城墙从顶部至墙基的倾斜角十分明显，这是极有必要的，因为城墙表面没有完整的砖面，尽管在顶部有砖石砌筑的女墙。

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宫中有殿广大，其中贮藏守城者之兵杖。

马可·波罗对城门的印象似乎也有偏差。开有三座城门的城墙只有三面，另一面城墙只有两座城门。中国的史料无不一致地记载着城门一共只有十一座。城墙上城楼和角楼也很可能不像马可·波罗所称的“宫殿”那样，而是有着柱廊的木结构三檐砖木式建筑。主体为元代所建的鼓楼也属于这种类型的建筑，它是对早期同类建筑的一种复制。中国的建筑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使我们可以通过现存的建筑，对已经消失的前代建筑的基本样式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确信，元大都城楼的样式同明代的基本相似，虽然并不确定其瓮城上有没有另设箭楼。

马可·波罗对元大都的城市和街道的布局进行了如下描述：

街道甚直，以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

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以方地赐各部落首领，各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这种整齐划一的城市格局——笔直的街道往四个方向延伸，将城区分隔成方形地块——或多或少起源于中国古代，尤其隋唐都城长安，更是这种模式的极致典范。根据附有插图的古代地方志判断，这座城市的规划完全是棋盘式的，主要街道将城区分割成方形的地块，称为“坊”，每个坊又被更狭窄的街道分为四个小地块。宫苑或衙门有时会占据整个坊，但普通的宅院只占据一个坊的四分之一，即其中的一个小地块。据称元大都的每个坊占地约8亩（约1.25—1.5英亩），并由一个家族所有，这一空间足以建造带有花园的高墙深院。很难确切说明元大都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这个理想布局，但肯定体现了其主要特征，正如现在仍能从北京内城观察到的那样，主要的街道都是正北正南走向，还保存着一些街区，特别是北城，呈现了有序的坊巷结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用审慎的眼光看待马可·波罗关于元大都的城市格局如同棋盘的观点，由于政治和地理原因，元大都的建设难免有背离规划之处。当元大都遭受战争、叛乱以及各种灾祸的蹂躏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背离之处越发突显。大部分重建和整修都十分随意，许多内街变成了蜿蜒曲折的小道，不再像以前的街坊那样横平竖直。不过城市初始规划的主要特征仍然依稀可辨，并值得仔细研究。应当指出的是，像长安城和元大都这类城市的规划更接近一些西方的现代城市，那里的城区由宽阔的干道划分为规整的街区，而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建筑物挤在狭窄而蜿蜒的小巷的夹缝中。这些占地宽广的中国古城有着开阔的空间、深远而开放的视野、低矮的房屋和茂密的花木园林，尽管这一切大都隐藏在围绕它们的院墙之后。

马可·波罗曾提及带有“庭院园囿”的“大层”，不过可惜他并没有对其中的建筑进行更细致的叙述。他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早已闻名于世，并且作为见过一两座这种中式宅院的人，他当然了解它们的全部。除了房屋和庭院的数量以及花园的精致程度的差异，这些建筑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庭院，正是中国家庭的理想中心。

马可·波罗唯一特别提到的元大都内的建筑是钟楼，其中他写道：

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携灯火而出。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盖因君主驻跸于此，礼应如是，且不欲盗贼损害城中一物也。

现在的北京城也有钟楼和鼓楼，它们位于皇城北边不远，位于离东西城墙几乎等距的位置上。它们的位置在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在正中，但马可·波罗对于对钟楼位置的描述可以从之前提到的事实中理解。元大都的北城墙曾向北移动约5里，且其南城墙位于今天的北京南城墙以北1里多。如果考虑到布局上的这些变化，人们便会发现，今天的钟鼓楼占据着元大都相当中心的位置，就像其他仍然保留有钟鼓楼的中国古城一样。此外，《元一统志》（元代的地理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

（至元）九年二月改号大都，迁居民以实之，建钟鼓楼于城中。

稍有历史知识便可以发现，今天的钟鼓楼分别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钟楼有着更加优美的结构和装饰，而鼓楼则显得笨重许多。钟楼完全是砖结构，建有乾隆时期风格的汉白玉拱券和栏杆以及极具装饰性的女墙。它是在1745年的一场大火后重建的。其前身建于15世纪初的永乐年间，取代了处于稍微偏东位置的元代钟楼。鼓楼的宽度是钟楼的两倍以上，且建造风格迥异。它的基座是巨大的砖土城台，两道拱券打通其底部；上部是由开放柱廊围合的重檐式双层楼阁。整个结构显得老式、传统，在这里主要表现为体量巨大。虽然经历了局部重建和整修，鼓楼大体上仍算是元代建筑。如果将它同北京城其他类似的建筑进行比较，比如明朝或清初时期的紫禁城午门，可以发现鼓楼的建筑细节更简洁（比如斗拱），并且建筑形态笨重，呈现出早期的时代特点。由于鼓楼矗立在直通皇宫的宽阔大街的尽头，从而产生雄伟的建筑效果。它极有可能是北京城内现存的最古老的宫殿式建筑（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台”）；此外，元大都城内及京畿仅存的元代建筑就只有寺塔了。

然而，令马可·波罗和教士鄂多立克（忽必烈去世后不久造访元大都）这样的欧洲旅行者最赞叹不已的建筑是皇宫。尽管他们来自孕育不朽而经典建筑的地区，但仍将大汗的宫殿视为世界奇迹之一：面积广阔，守卫森严，门阙重重，宫院深深，亭台楼阁散见其间；无尽的宫墙似乎隐藏了许多不可言说和探知的秘密。这里的确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其势力扩张所产生的魅力与其建筑与装饰的魅力同样令人震撼。我们并不是要在这里详细探讨元大都的皇宫，但马可·波罗关于其外观的描述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元大都中最重要的建筑：

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质言之，周围共有四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此墙四角各有大宫一所，甚富丽，贮藏君主之战具于其中，如弓箙弦、鞍、辔及一切军中必需之物是已。四角四宫之间，复各有一宫，其形相类。……

此墙南面辟五门，中间一门除战时兵马甲仗由此而出外，从来不开。……

以上文字描述的是皇城，元朝亦称为宫城。它似乎并不是正方形，而是一个矩形区域，被高墙环绕，四角和城门上建有壮丽的城楼；城的周长也没有达到4哩（约11里），而是在6—7里。马可·波罗后文中提到的“大墙”，实际上大致相当于北京“皇城”的城墙。根据元代文献记载，元皇城周长有20里，而北京皇城周长为18里。对现存遗迹和史料的研究表明，元大都的皇城与明北京城的皇城所在区域近似。马可·波罗对宫城内的建筑描述不多：

此墙之内，围墙南部中，广延一哩，别有一墙，其长度逾于宽度。此墙周围亦有八宫，与外墙八宫相类，其中亦贮君主战具。南面亦辟五门，与外墙同，亦于每角各辟一门。此二墙之中央，为君主大宫所在，其布置之法如下：

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

然后他描述了宫殿内部的一些细节，由于我们只关注城市的外观概貌，这里就不多作引述了。元代称内宫为“大内”，这个名字现在有时也用来代指“紫禁城”。

教士鄂多立克的简短描述证实了马可·波罗的说法，并用更多的资料说明，内墙与外墙相距半个箭程（bowshot）。

因为在大宫殿的墙内，有第二层围墙，其间的距离约为一箭之遥，而在两墙之间则有着他的库藏和他所有的奴隶；同时大汗及他的家人住在内层，他们极多，有许多子女、女婿、孙儿孙女；以及众多的妻妾、参谋、书记和仆人，使四英里范围内的整个宫殿都住满了人。

读到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戒备森严的军营。元朝皇帝住在这样的宫苑中，似乎在暗示他统治中国的权力并非上天赋予的，而是兵戈铁马威慑的结果。此前的中国都城中，还从未有过如此守卫严密、宫墙重重的皇宫。位于长安的唐皇帝的大明宫在城市的北端，呈矩形而凸出北城墙之外，百官衙署设置在其南侧与之毗邻的“皇城”中。开封城内的宋代皇宫也不是严防死守的军事性建筑，虽然宫墙上有角楼和坚固的城门，不过如此强调军事性却是蒙古征服者的特性。

在其他方面，元大都的规划基本以长安城为模型。例如城市平面为方形，根据东、西、南、北确定方位，规则而笔直的路网都被元大都所复制，以及因此也很有可能包括一些官方建筑。野心勃勃的可汗想让元大都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完美的帝都，从而展现他丰厚的物质财富、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组织能力。1280年，当南宋政权的负隅顽抗最终失败，元大都由此成为包括整个中国并辐射西亚乃至东欧的庞大帝国的都城。忽必烈的帝国东至朝鲜，西至波兰，在这广袤的欧亚大陆间，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在规模和显赫度上与元大都相媲美。1368年，随着元朝的灭亡，元大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但其主体很快就得以重建，城墙更加坚固，防御更加森严，后来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北京，并成为这座“中央王国”的伟大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