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清明节 甄史

寻踪

清明是休闲的季节，鲁迅也不例外。1912年至1926年，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其间，清明节照例放假，若恰逢星期天，还补假调休。当时部里普遍人浮于事，鲁迅上班常“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放假的日子未免更觉空虚。有几年，他在清明节那天的日记里索性就记着“无事”。当然，也并非完全无事。孤身客居的清明节，鲁迅有时写写信，访访友，或逛逛小市。北方气候干燥，鲁迅在京十几年间，清明节那天均未下雨。而后来到了南方则不一样，1934年春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上海多雨，所谓 清明时节雨纷纷 也。”天气晴暖，本是踏青的好时光，可鲁迅一个人毫无兴致。直至1919年年底买下八道湾的宅院合家团聚后，鲁迅的清明时节才渐渐变得充实，也会趁着烂漫春光，陪亲友到城里的公园走走。

1927年10月，鲁迅结束了一年多辗转漂泊的旅途定居沪上，而他的清明节依然淡化到与平常日子几乎没什么区别，该干啥就干啥，有时请客吃饭，有时和家人朋友去看场电影、喝杯咖啡。鲁迅一直记挂着在清明时节陪许广平去一趟绍兴，看看南镇和禹陵，还有热闹的香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并不太远的旅程始终未能成行。1934年4月，鲁迅给母亲写信时提及：“害马多年想看南镇及禹陵，今年亦因香市时适值天冷且雨，竟不能去……”“害马”，是鲁迅对许广平表示亲昵的戏称。

清明是植树的时节。鲁迅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条件许可，他都会在前庭后院搞些绿化。八道湾住宅是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有跨院有花园。冬去春来，鲁迅着手种树美化家园。1920年4月16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1924年5月，鲁迅与朱安搬进了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寓所，后来母亲也搬来跟他们同住。这座小四合院后面也带一个小花园。第二年清明节，鲁迅约了云松阁的人来种树。云松阁是那时在北京专卖各种盆景及树苗、并代送代种的一家商店。鲁迅日记里记载：“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

几千年来，清明节被中国传统文化贴上了若干习俗的标签，而其中最显著的一张标签莫过于扫墓。扫墓祭祖本是人之常情，鲁迅少年时代，每逢清明，周府都会遵行地方风俗举家扫墓，也可谓排场盛大。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描述当时的场面：“清明上坟，规模就要大得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所以于男女座船，火食船，厨司船之外，还有一只吹手船，多的时候一总可以有十只以上。”

1919年年底，鲁迅请假回绍兴接眷来京定居，12月22日，“与三弟等同至逍遥溇扫墓，晚归。”此后，鲁迅再没有回过故乡，扫墓这些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但鲁迅曾就1934年清明时节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扫墓事件，作杂感《清明时节》，发表于1934年5月24日《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杂文集《花边文学》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与此同时，国民党大员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等各界要人在陕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鲁迅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打着“民族扫墓”的幌子玩弄民意的骗局，在国家命运危难之际，采取愚民手段粉饰太平，这不过是为了遮住马脚而披上一层麒麟皮而已。

1918年的清明节，是“鲁迅”与“周树人”的分界线，对中国现代文化史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鲁迅在这一年清明节的前夜，熬夜写稿，一直到清明节的清晨，才将稿子写好。这篇稿子，是鲁迅以一个患精神病的远方亲戚为原型，加以提炼创作而成。稿子题名为《狂人日记》，首发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四卷五号，而署名则为“鲁迅”。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反“吃人”礼教的小说，也是鲁迅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从那以后，鲁迅向封建遗毒发出了挑战的信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一系列反封建的檄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鲁迅善于融传统节日于小说创作之中，藉以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如《祝福》中的年节，《孔乙己》中的端午节，《社戏》中的社日，而《药》，则引入了清明节。“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地坐在地上……”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两位老妈妈，在清明节给儿子上坟，这本身就是一出人生悲剧，但作者意不在扫墓，而在于借清明节上坟的冷落、凄凉、阴森，写出坟场特有的愁惨和鬼气，又进一步来揭露国民的愚昧、不觉悟。清明上坟这个节俗活动，一方面揭示了民众对封建迷信深信不疑，却深受其害，愚昧落后至极，只有死的结局；另一方面，至死都不能幡然觉悟的庸人们，什么良药才能医治他们思想的顽疾呢？就连革命者的母亲也不能理解，就更不用说别人了；她甚至寄希望于乌鸦，让儿子显灵……鲁迅抓住清明节祭祀的习俗，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引发读者进入深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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