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的军事教育和德国克虏伯公司大有关系。
从晚清直至民国，克虏伯公司为了在中国开拓销售市场，不断派遣人员来华；而中国人在购买克虏伯炮之后，无论是操用、维护和仿造克虏伯炮时，都希望能在克虏伯技术人员的指导之下。
最早来到中国的克虏伯人员瑞乃尔，原属克虏伯厂人员，时为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同治九年(1870)，受克虏伯厂派遣，瑞乃尔携带克虏伯炮来到中国推销军火。他熟悉后膛钢炮及快枪的操演方法，并略通中文，来华后不久即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任用，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近三十年(1870～1897)的活动。1875前后，山东旧式水师登荣水师购买了克虏伯炮，需人演试，山东巡抚丁宝桢聘请瑞乃尔前往教演操法，瑞乃尔表现出色，受到丁宝桢的赞誉。
1876年5月29日，丁宝桢奏请奖励瑞乃尔：“德国兵官瑞乃尔，原在该国克虏伯炮厂，熟精后膛钢炮及快枪各操法，并略悉中土语言。前因登荣师船购买德国克虏伯枪炮，资其试演，因延雇瑞乃尔来东。自派令教习兵队以来，口讲指授不遗余力，且性情忠实，约束各队无少宽暇，薪工所余辄以奖励兵丁之勤奋者，故操练未逾一年，枪炮各技竟有十成，实属异常出力。现拟订立三年合同，抽调本省马步各队，俾令将枪炮一切教练尽其所长。”
瑞乃尔得授三等宝星之后，继续在山东教练枪炮操法，后来又供职于天津练军营。正是他建议派遣武备学生随其前往克虏伯学习兵工技术，并得到了李鸿章的同意。是年五月，瑞乃尔率领北洋武备学堂学生段祺瑞等5人，由天津出发前往柏林。初入德国军校见习，继入埃森之克虏伯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工程训练。之后，瑞乃尔再次来到中国，继续服务于北洋海军，在担任教习之暇，还参与翻译德国军事书籍。
晚清军事学堂中也有克虏伯人员的贡献。晚清在兴办陆军学堂之初，陆军学堂中以北洋武备学堂最为重要，学堂中的洋教习全部为德国军官，其炮队洋教习是否与克虏伯有关，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但是教习铁路科的包尔确为克虏伯驻华代表。包尔在北洋武备学堂任铁路总教习3年（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也得到了李鸿章授予宝星的奖励。以包尔为代表的克虏伯技术人员来华后，多能恪职尽守、认真工作，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
除北洋外，聘请克虏伯人员较多的还有张之洞。他在兴办枪炮厂（先拟设广州，后设于湖北汉阳）的过程中，不仅聘请了克虏伯技术人员，而且还多次委托克虏伯厂代雇鄂省所需技术人员。他曾多次致电驻德公使，委托克虏伯代雇煤矿师、工程师，希望所雇人员技术精湛，而克虏伯为汉阳铁厂代雇工程师，对于汉阳铁厂技术改进很有帮助。克虏伯为解决湖北枪炮厂以及汉阳铁厂等厂的技术问题，派遣克虏伯本厂技术人员来华。根据张之洞电稿的记录，光绪二十一年，克虏伯厂曾派遣44名技术人员、工匠赴张之洞处服务。克虏伯来华技术人员（包括代雇人员）在湖北兵工企业中任职，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促进了晚清兵工企业的近代化。
但是，也存在问题，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技术人员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销售其产品，克虏伯公司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二是克虏伯技术人员与同时期来华的洋员一样——傲慢而跋扈，张之洞本人曾有这样的体验：“克厂荐来总矿师马克斯、铁厂总管德培二人，工夫尚好，惟性情奇傲，……独断独行，稍不如意，即以停工挟制。……请托克厂电诫马、德为祷。”洋员恣意行事，清廷官员只得遇事迁就，这是近代聘用洋员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问题。
甲午战争以后，晚清开始编练新军，主要是仿效德国军制，炮队炮用克虏伯式和格鲁森式，并陆续设立了一批陆军学堂，教习也多聘用德国军官，克虏伯公司也相继派遣技术人员来华指导克虏伯炮的操用。如1902年，克虏伯派炮师司美忒来华，到天津协助将克虏伯厂改良的瞄准千里镜机件安装于克虏伯短炮之上，并讲授其用法及用途。中国聘请的克虏伯技术人员中有人在华服役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1913年12月，海军部在请求给予洋员哈卜们酬金呈文中称：“查该洋员哈卜们于前清光绪十二年秋，经前北洋海军督操琅威理由克虏伯厂聘请前来，历在中国军舰管理炮械，又赴直、东、宁、浙、闽、粤等省考验炮台、修理炮械，于上海、德州等处制造局试验火药，甲午中日之战且有受伤，计今就役已历二十五年之久”，请求给予奖励。
在近代中国，克虏伯公司为销售其产品，德国政府为能参与中国的军事改革，对派遣克虏伯技术人员来华都采取了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克虏伯来华人员在推销其产品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他们广泛地活跃在军事领域，无论是陆军或是海军，不管是军事学堂或兵工企业，都有克虏伯人员的活动。到民国时期进而扩展到了钢铁工业以及与军用有关的事业建设中，促进了中国军队装备训练的改进、军事教育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加强了中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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