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里，《新京报》某位年轻记者写道，“有一种痛苦，无非是到了自己儿时做梦都想到达的年纪，以为总能无所不能。可真到了这个年纪，两手空空，生活永远没有活成理想中的样子。”他说的，其实是同在报社的一位年纪稍长的同事由于某些原因离开了《新京报》。
事实上，可以发现，最近几年，不管是专业搞新闻传播的人，还是丝毫不懂却也要掺和几下的非专业人士，都愿意把“媒体衰落了”“纸媒已死”挂在嘴边。一方面，很多人是对于这个行业有着“舍不得”的情感；另一方面，很多人也确实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评头论足。
作为一位本科学习四年新闻学的学子来说，其实心里也有好多话要说。拿题目来说——一个不能做记者的新闻学子。“不能”并非意味着“不愿意”“不想”，而是由于某些原因，无法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后悔吗？我的答案依然是——不后悔。
回想起四年的大学生涯，我和新闻有着扯也扯不掉的关系。
从大一开始，目标很明确的我，一心只想进入与新闻媒体相关的社团或组织，结果误打误撞进了文学院期刊社，当然，它的确是我特别喜欢待着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共事的人特别靠谱，更因为相处的时间久了，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在这里，我从实习记者、记者慢慢成长为了副主编，这期间的锻炼是让我尤为怀念的。
还记得第一次作为记者去采访，便是领到了一个“大任务”，不过因为那位老师的再三婉拒，我和搭档的第一次采访以失败告终，不过好在急中生智的我俩，立马找到了另外一位老师，他欣然地接受我俩的专访，当时我俩高兴得合不拢嘴，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人物专访的兴趣与日俱增，直到现在，我还是特别愿意去做人物专访稿子。
与此同时，我还在三大校园媒体之一的大学生记者团工作。一开始，我觉得挺不错的，进了自己喜欢的部门——专题评论部，前辈们都很照顾我们，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每天虽然忙碌，却也乐此不疲。然而，到了大一下学期，慢慢地感到了失望。这种失望不是对学长学姐们的失望，而是对社团一些做法上的失望。
已经记不清，熬夜写过多少次专题稿件了，尤其是有次接到突发通知，要做一期专题，第二天本来买好车票回家的我，为了采访到老师，把车票时间改了稍晚时候，而恰恰在第二天要采访的几位老师不在学校，我只好先将能采访的老师采访完，再想其他办法搞定其他采访。可能是越着急越做不好事情，结果采访某位校部领导的时候被多次打断，而我又不好意思一直缠着老师，于是等他忙完之后，已经下午两点了。而这期间，我是一直在校部里默默在门口等他的。不过，结果是好的，采访也算结束，等到了车站，又接到通知，立刻要稿件，没带电脑的我，为了能把成型的稿子发给部长，只好在纸上打草稿，然后再用手机编辑短信发送出去。当然，我错过了那一班火车。
从那之后，无数次想要退出的冲动总会出现。比如，自从那次起，我们部门的稿子就再也没有上过校报，原因竟然是有其他重要的稿子填补了。那个时候，我一直处于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边缘。
时间过得不紧不慢，我几乎把所有大二的时间都倾注于文学院期刊社，因为这里的气氛和工作环境确实会让我感到有安全感。于是，除了正常的上课，我的课余时间都交给了这里。安排采访、带领采访、修改稿件、整合稿件、印刷校对，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这一年特别宝贵的记忆。
大三，不期而遇。我和室友接手了专业课老师带领的文新传媒，当时的境况应该说是“惨不忍睹”。加上我和室友，一共也只有5个人。要知道，如此少的人，能够维持一个社团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那个时候，老师给了我们很多指导，由于是她有着丰富的媒体实践经历，让我们对于新闻采写或是媒介管理，都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记得我们五个人做的第一组稿件是关于校园图书馆新装修的稿子，当时经过一周的时间，采写完成了三篇稿件，传播效果还算可以。从那以后，我们五个人尽管也有小分歧，但配合也越来越默契。稿件也逐渐让校内外的很多人知晓，比如“沈师男神教师争霸赛”“沈师台湾客家面”“为沈师学子黄宇筹集手术资金”“沈师版‘匆匆那年’独家专访”……省内的《华商晨报》会对我们的内容进行延展性报道；同时，与《辽沈晚报》合作的专题“当今时代的90后”的稿件也引起了人民网、光明网等众媒体的竞相转载。那段时间，每天都很忙，却从未有过抱怨。
可以说，这四年的新闻实践让我慢慢认识到，校园固然重要，但社会的开阔视野也不可或缺。
大三在专业课老师的推荐下，作为学生代表去辽宁大厦参加了第一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巡回座谈，与全国十位优秀记者交流感想。我记得，当时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是——作为记者，怎样能不将个人情绪带到采访中去？面对采访中对象给你的感动，怎样去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尽管一位记者给出了她的回答，我仍然心里有道坎。我暗自想到，如果我真的成为一名记者，可能会被采访对象感动得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大概确实不适合做个记者。
随着后来慢慢地接触更多的媒体人，越发地觉得当记者确实不适合自己。在我到某政府机关实习时，发现太多的“未采先写”“有偿新闻”等现象，深感自己的渺小脆弱；当看到太多的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帮助，却还要被迫承受“污名”等标签时，我依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大概诸如此类的原因，做一名记者确实不适合我，所以有的时候换一个方向也是极好的。我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用自己的所学和亲身经历，告诉学生们，要当记者，首先要学会做人。一个合格的记者绝不仅仅是懂得采写编评，更重要的是——理解悲天悯人。
庆幸的是，我在逐渐摸索这条路。在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后，我了解到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正是记者出身，他将新闻传媒与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思考，有强烈的对社会底层的关杯意识。这种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值得我学习。虽然今后可能未能从事媒体行业，但是，我仍然相信，正如帕克一样，新闻实践与理论的训练终将受益一生。就如同我在本科毕业论文后记中写的那样，“希望我能够用自己所学，为社会带来哪怕一丁点儿的贡献”，如此便感欣慰。
作者丨谦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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