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东京审判亲历记》，作者：梅汝璈：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依照1945年12月26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盟军最高统帅被授予实施和执行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中所载之一切投降条款的权力，而“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按：即1945年7月26日《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之条款”乃日本投降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日本投降书》第一条及第六条)。《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战俘者在内，将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为了实施上述两项条款，盟军最高统帅部(简称盟军总部)在日本被军事占领的最初期便立即开始采取了下列两项措施：一是分批逮捕了一百余名首要的战争罪犯，亦即所谓“甲级战犯”；这些被逮捕者都是对日本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大政客、军阀、财阀、外交家或宣传家。二是分批“整肃”了近二十万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凡是日本侵略战争时期在日本政府、军队、法西斯团体或大企业中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务的日本人都在被“整肃”之列。“整肃”是日本人所用的词语，英文原为purge，意即“清洗”或“取缔”。凡是被整肃的人，在整肃没有被解除之前，都不准担任任何公职。他们不但不准担任各级政府的任何官吏或议员，就是社会团体或企业团体的较高职务，如会长、经理、董事、主任、书记、会计之类，亦不准担任。在占领初期，盟军总部曾分批整肃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达19万多人。后来由于美国袒护日本反动势力的政策抬头，他们的整肃便一批又一批地被解除了。到1952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的时候，大部分的被整肃者都已恢复了公民权。《和约》签订之后，日本政府便索性全部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整肃。

盟军总部采取上述两项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惩治战犯和取缔军国主义分子不但是国际文件授予它的权力，同时也是它对盟国不可逃避的义务。

必须指出，盟军总部在日本投降和盟军登陆后的初期对于行使这种权力和履行这种义务是相当严厉、认真的，可以说是雷厉风行，剑及履及，使日本反动派一时陷于极度惶恐和苦闷之中。这显然是由于那时战争甫告结束，盟国人民对于日军侵略的创痛记忆犹新。就是美国人民对于珍珠港的浩劫和对日作战的艰苦亦未能轻易忘怀。因此，在同盟国之间还存在一种同仇敌忾的共同感觉，大家都有严惩日本战争祸首和肃清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要求。同时，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尚未明显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庇护、扶植态度，尽管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某些人早就有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有力帮手的构想。

由于上述原因，盟军总部在占领初期对于逮捕战犯和整肃军国主义分子的工作进行得还算是比较迅捷及时和严格认真的。

整肃问题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没有直接关系，兹不多述。

此处要着重叙述的只是主要战犯的逮捕。因为，逮捕他们的目的无疑地是为了将来交付审判，使其接受严厉的法律制裁。事实上，此后不久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对象都是从他们这些人里面挑选出来的。

日本主要战犯(亦即所谓“甲级战犯”)的逮捕系在1945年9月至同年12月间分四次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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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第一次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9月11日发布的。那时距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2日)和美军开始登陆(9月3日)还不到十天工夫。

这一次逮捕令所指名要逮捕的战犯总共是39名，恶名昭著的前国务总理大臣东条英机被列为第一名。

这一次的逮捕令有两个特点：一、逮捕的对象大都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政府首脑和在太平洋战争中犯有严重暴行的高级军官；二、除了若干的日本战犯之外，某些曾同日本合作、参与侵略的外国官吏也在逮捕之列。这些人是在战争终结时未及逃返祖国而仍滞留在日本领土内的。

由于上述特点，这次逮捕战犯的范围从一方面说是比较窄的，因为许多重要的日本战犯还未包括在内；从另一方面说又是比较广的，因为其中还有十几名非日本籍的外国战犯。

这次逮捕令指名要逮捕的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外，还有东乡茂德(外相)、岛田繁太郎(海相)、贺屋兴宣(藏相，即财政大臣)、岸信介(国务大臣兼军需次官)、寺岛健(交通大臣、海军中将)、岩村通世(司法大臣)、小泉亲彦(厚生大臣)、桥田邦彦(教育大臣)、小泉亲彦和桥田邦彦两人在被捕之前便自杀了。 井野硕哉(农林大臣)、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航空总监，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特务活动)、桥本欣五郎(法西斯军人，樱会、日本青年党及赤城会之发起者)、铃木贞一(企划院总裁兼国务大臣)、上田良武(海军中将、海防义会理事长)、本间雅晴(驻菲律宾日本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本间雅晴在被捕不久便被引渡到菲律宾去了。他是和那个绰号“马尼拉之虎”的日本大将山下奉文同时在驻菲律宾的美国军事法庭受审并被判处死刑的。 黑田重德 (同上)、村田省藏(驻菲律宾日本大使)、长滨彰(驻菲律宾宪兵司令官)、太田清一(马尼拉暴行之直接负责人，陆军中佐)等27名日本人，另外还有非日本人12名，其中有菲律宾傀儡政府伪大总统劳莱尔(Laurel)，该傀儡政府驻日大使瓦格斯(Vargas)和国民会议议长阿奎诺(Aquino)，德国驻日大使斯达玛(Stahmer)和德国大使馆中将武官克莱茨玛(Kreitschmer)，缅甸伪政府驻日大使貌博士(Dr. Mau)，泰国驻日大使伍伊齐德，以及战时在日本法西斯政府服务的澳大利亚人两名，荷兰人和美国人各一名。

这些第一批被捕的非日本人，无论凭什么标准，都并非全部够得上被称为“甲级战犯”，更够不上被称为“首要战犯”。因此，在总部决定将来的远东国际法庭只是专事审判日本战犯之后，他们便全都被遣送回国，听任他们自己的祖国予以处理。据后来获悉，这些人的命运颇有幸与不幸之分。有的是被以背叛祖国罪名受审，而被其国内法庭判处罪刑；有的却被宣告释放而逍遥法外，甚至参加国内竞选活动，企图重登政治舞台。

至于第一次逮捕令指名要逮捕的日本战犯27名，除了小泉亲彦和桥田邦彦两人在逮捕前业已自杀身亡之外，其余25名全都被总部宪兵捕获入狱，有的个别战犯还是自动投案的。盟军总部对于第一批战犯的逮捕手续是相当混乱的。对某些战犯，在逮捕令发布的次日便进行了逮捕；对另一批战犯却在逮捕令发表好几天之后方才加以逮捕。关于自动报到投案的办法，逮捕令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从第二次逮捕令发布时起，这些事情便弄清楚了。一般自动投案的期限规定是十天，如果在获悉逮捕令后十天之内不前往巢鸭监狱自动报到，则盟军总部的宪兵队在第十一天的清晨将前来强制执行。

在这一批日本战犯的逮捕中，东条英机的逮捕无疑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他临捕时的张皇失措和自杀不遂的滑稽演出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讥评，而日本人民对他的贪生丑态抨击得尤为尖锐刻骨。

（按：日本自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自杀之风一时流行颇盛。老百姓因不愿做“亡国奴”而自杀者有之，身居高位者因不愿做“阶下囚”而自杀者亦有之。例如，三任国务总理大臣之近卫公爵，曾任陆军大臣之阿南大将与杉山大将，以及曾任关东军总司令之本庄大将等人，他们或则切腹自裁，“以身殉国”；或则夫妻双双服毒，同归于尽。这种举动虽是日本“大和魂”、“武士道”法西斯教育多年熏陶的结果，然其死事之悲壮，决心之坚定，不能不令人感动。然而，东条的“自杀”却大不相同。）

东条英机原是日本侵华祸首之一，又是发动太平洋战争之最高责任者，他自己当然知道在日本投降以后，必定会被交付有司，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因此，自盟军开始登陆之日起，十天以来，他便闭门谢客，独居斗室，整天徘徊于生与死的问题之间。贪生吗？又怕作阶下囚，异日仍然难免一死；自杀吗？又下不定足够的决心，鼓不起足够的勇气。

就这样彷徨犹豫了约有十天工夫，到了9月11日盟军总部那个东条名列第一的39人的逮捕令发布并经电台广播之后，东条还是下不了自杀的决心。直至总部宪兵队吉普车隆隆之声闻于户外，宪兵们开始包围其住宅的时候，东条才拿起手枪向自己的腿部射击，仅仅伤及皮肤，并未击中要害。在这象征性的一击之后，他便束手就擒，被宪兵押解而去。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所谓东条自杀滑稽剧的真相。这幕滑稽剧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嘲弄和讥评。日本人民对它抨击尤烈，认为它是日本民族的奇耻大辱。他们说，东条身为陆军大将，从军四十余年，纵使不能杀敌致死，何以连自杀的本领都不曾具备？为了缓和日本人民对东条的攻击和粉饰东条的丑态，在东条内阁时代曾任递信院总裁，后来又在远东国际法庭担任东条辩护律师的盐原时三郎曾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过以下的谈话：“东条之所以召世间之讥讪，倘事先能接得通知，以及有充分之时间考虑，则失败或不至如此。盖战败后东条之态度曾有两种立场之见解：第一，如有自由发言机会，亟欲将本人所信与战事勃发之真相负责写成一书，公之于世。同时，又深恐为外国拘捕，故手枪始终不离身旁。彼又曾邀医生在心脏部位画一墨圈；人浴后仍画墨圈于原处。东条不但终日置军刀于身旁，且在爱用之烟斗内盛以青酸加里，以备万一。至十一日被捕前始终未获预告，故东条仍以为尚有考虑余裕。及至吉普之声迫近，乃觉察为正式逮捕，于是先就浴然后再着新军服，退至书斋，以手枪击射墨圈，身虽倒而不得一死。今既复生，故当将一切实情公之于世。”盐原的这篇谈话破绽百出，欲盖弥彰，丝毫也没有收到说服日本人民谅解东条的效果。

朝日新闻派驻法庭记者团的一段话最能代表当时日本人民对于这件事的一般观感。它说：

世间对东条之自杀咸评为滑稽儿戏。当年身任陆相，其对士兵所发‘战阵训’谓‘男儿不当身为战俘而生还’。今则发布该训之本人不得其死，丑态毕露。试观陆相阿南、杉山夫妻之勇于就死，未有不嘲笑东条于地下者！盖前日东条对美国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早已自觉以决生死。乃不此之图，直待美国宪兵逮捕之前而仓皇失措。何昔日之鲁莽成性，而今日之胆小如鼠？是不啻将战败日本之原形暴露无遗矣！见《东京裁判》(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著)第1辑，第12页。

在第一次逮捕令中名列第二的太平洋战争时任海军大臣的岛田繁太郎大将的态度倒是比较诚恳直率。岛田在心安理得地被捕之后对报界发表过一个谈话。他说：“本人自编入预备役后，即以在野之身冀望胜利，以迄终战。惟大诏涣发以后，闭门思过，其间亦曾有意割腹，以谢天下。乃圣上有须忠诚履行波茨坦宣言之圣旨，遂苟延性命，以迄于今。本人列为战犯受拘，早在意料之中。惟上无以对日皇，下无以对国民，斯为愧耳！”

岛田的话很可以代表当时被捕的大多数日本甲级战犯的一般心情。

第一批逮捕令中指名的39个战犯，除东条有过一幕滑稽表演和小泉、桥田两人早已自杀之外，其余36人都很驯服地就捕，或自动报到。他们被暂时收容于横滨刑务所，旋即被转移到大森监狱，稍后又被转移到巢鸭监狱。第一批逮捕非但手续及期限不甚明确，即收押场所亦经一迁再迁。因此，列名逮捕的战犯们大都惊惶失措，意存观望；但挺身自动前往监狱报到投案者，亦不乏人。在9月14日上午自动前往报到投案者有岩村通世，下午有贺屋兴宣、井野硕哉、铃木贞夫、村田省藏；15日上午有桥本欣五郎、上田良武，下午有本间雅晴、黑田重德；16日有寺岛健；17日有岸信介；23日有土肥原贤二；30日有东乡茂德(此人因患病被允在自宅治疗若干时日，故报到特迟)。自第一批逮捕以后，各次逮捕令中均明确规定报到期限为十天，报到地点为巢鸭监狱，亦即羁押日本各级战犯的固定场所。

在这36名囚犯中，那12名非日本籍的犯人不久便被释放出狱，由盟军总部遣回他们各自的祖国。本间雅晴则被引渡到菲律宾美军军事法庭受审，旋与山下奉文一同被判处绞刑。因此，这批人中长期羁押在巢鸭监狱的只是东条英机等23名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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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第二次战犯逮捕令是1945年11月19日发布的，距第一次约二月有余。这次命令中指名逮捕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日本战犯，共11人，其姓名如下(括弧内的各人简历系日本终战联络事务局所加注的)：

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男爵，历任陆军大臣、教育大臣(文相)，极端军国主义分子)

本庄繁(陆军大将，男爵，枢密院顾问，任关东军司令官时不顾日本上层政界之意旨，擅自挑起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责任者)

鹿子木员信(前言论报国会理事长，多年参加秘密团体，鼓吹军国主义，为已故之头山满(日本法西斯领袖)之亲密战友)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曾任首相，为日本北进及南进扩张政策之提倡者)

久原房之助(前政友会总裁，故首相田中义一及荒木贞夫大将之挚友，曾参与“二二六事件”阴谋)

葛生能久(前法西斯团体黑龙会主干，为已故头山满之亲信)

松冈洋右(前外相，在外相任内签订德日意三国同盟，一贯以反美而博得军部及军国主义团体之欢心)

松井石根(陆军大将，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时对南京大屠杀暴行以及对美舰巴纳号(S. S. Panay)和英轮瓢虫号(Ladybird)轰炸事件之负责者，其后又任大政翼赞会兴亚总部总理)

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青年将校之指导者，尝鼓动少壮军人发动革新运动，夺取政权)

南次郎(陆军大将，“九一八”满洲事变时任陆相，又曾任朝鲜总督及法西斯团体大日本政治会总裁)

白鸟敏夫(前驻意大利大使，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中最顽固之一)

以上11名被捕的日本战犯，从他们的地位之高和罪责之大说来，都够得上称为“甲级战犯”或“主要战犯”。由此可见，这次的逮捕名单是经过比较郑重的考虑的，不像第一次名单那样庞杂，其中既掺有不少的非日本人，也掺有个别够不上被称为“甲级战犯”的日本人。

第二次逮捕令指名的这11名战犯除了本庄繁已经自杀和松冈洋右正染重病之外，都是在逮捕令发布后十天之内自动报到投案并携带行李入狱的。

本庄繁的自杀，值得在此一提。

本庄大将是日本法西斯军人领袖之一，也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之一。1931年他正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因而他一向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的最高的直接的负责人。

日本投降之后，本庄早已感到自己被当作战犯受审乃势在难免之事。杉山元帅(当时的陆相)夫妇于未被列名战犯之前便双双服毒自杀，以及东条自杀未遂的滑稽表演遭受世人的严厉抨击，这两件事给本庄的刺激至深。因此，在听到总部对他的逮捕令发出的消息之后，他便立即自裁身亡。那时他正在青山旧陆军大学辅导本部理事长办公室，时间是11月20日上午十时半。

本庄的自杀在日本人眼光中被认为是一件很壮烈的举动。他死后留有早已准备好了的遗书两件，并题有“诚以贯”三个字。本庄繁的遗书在审讯过程中曾由他的儿子以证人资格在远东法庭宣读过，其主要内容是把“九一八事变”及继续侵占中国东北的责任由他一人负担起来，目的无非是为了减轻日皇及其他同僚战犯们的罪责。

松冈洋右是这一批列名逮捕者中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战犯。他是在美国生长的日本人，英语说得很流利，历任外务大臣、日本出席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南满铁路总裁等职，以鼓吹退出国联和缔结德、日、意轴心国军事同盟而博得法西斯少壮军人的欢心。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因患肺病已退出政治舞台。自日本投降到他被指名逮捕这一段时期，他一直病卧在长野县北安昙郡故居。11月19日逮捕令发布之后，松冈于20日以棉被裹头对来访的新闻记者发表如下谈话：

余虽被命前往巢鸭监狱报到，但余患全身硬化症，不能步行半里之遥。余年已六十有六，实已无能为力矣。日本缔结三国同盟原系为促成和平，故余于日俄中立条约成立后即拟渡美商订太平洋协定。此事曾与近卫首相商妥。可惜近卫内阁不久瓦解，遂失却此一良好机会。吾人做梦也没有料到同美国开战。此殆为宿命所注定。及至战败则情况诚然严重。至余所爱好之俳句(日本歌赋)，近亦毫无闲情逸致及之矣。

松冈的这篇谈话无疑地是在洗刷自己的罪责，但也表现了他内心中的无限悲哀。回想当年在国联大肆咆哮和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热烈拥抱接吻时那种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豪迈气概，前后宛若两人。松冈洋右是日本政客中最狂妄的冒险家之一。他生长于美国俄勒冈州，幼时曾在该州充当童仆，故西方报纸常称其为“俄勒冈童仆”。回日本后，由于他能操流利英语，并善于逢迎军阀巨头和结识少壮军人，便逐步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他是日本首席代表。在国联大会上，他大肆咆哮并竭力诋毁中国，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1941年4月松冈在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后启程回国，斯大林到莫斯科车站送别，在互相拥抱接吻之后，他对斯大林说：“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条约，我一定要你的脑袋”，说毕以手加于斯大林颈上，作欲割状。此人言行之狂妄，于此可见一斑。

松冈虽然患病严重，但盟军总部还是把他按期逮捕入狱，在狱中进行治疗。在次年五月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庭讯审的时候，他被列名为受审的28名首要日本战犯之一。但是受审不到四个月，松冈便病死狱中。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在被告名单中被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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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第三次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2日发布的，距第二次逮捕令仅13天。这次指名逮捕的是59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长期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知名之士”，同时他们的战争罪嫌也都严重得使他们足够被划入“甲级战犯”之列。

这批被捕的战犯中有两名前国务总理大臣(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有一名日本言论界老前辈、八十三岁的德富猪一郎，还有一名七十二岁的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王。

第三批逮捕的59名的名单如下(括弧内各人的略历系日本终战联络事务局加注的)：

鲇川义介(贵族院议员、前满洲重工业日产社社长)

天羽英二(历任外务次官、情报局总裁)

青木一男(历任企划院总裁、大东亚大臣)

有马赖宁(历任兴亚同盟总裁、大政翼赞会总务长)

藤原银次郎(历任通商大臣、国务大臣、军需大臣、查察使)

古野伊之助(同盟通讯社社长)

乡古洁(三菱重工业社社长)

浚藤文夫(历任农林大臣、内务大臣、国务大臣、大政翼赞会少壮团团长)

秦彦三郎(陆军中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陆军大学校长、关东军参谋长)

畑俊六(陆军元帅，历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臣)

平沼骐一郎(枢密院议长，历任国务总理大臣、国务大臣)

广田弘毅(历任外务大臣、国务总理大臣)

本多熊太郎(外交官，前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

星野直树(历任内阁书记官长、国务大臣，曾与满洲有密切关系)

井田磐楠(贵族院议员、前大政翼赞会总务长)

池田成彬(历任日本银行总裁、财政大臣、通商大臣、枢密院顾问官、三井合名总理事)

池崎忠孝(众议院议员、文部参事官，关于远东问题有若干著述)

石田乙五郎(陆军少将，前宪兵司令官)

石原广一郎(石原产业社社长)

上砂政七(陆军少将，前台湾军宪兵司令官)

河边正三(陆军大将，日华事变时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继任缅甸派遣军司令官)

菊池武夫(陆军中将，以攻击“天皇机关说”著名)

木下荣市(陆军少将，东部军管区宪兵队长)

小林顺一郎(陆军大佐，大政翼赞会总务)

小林跻造(海军大将，历任海军次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台湾总督、中央协力会议议长、大政翼赞会会长，小矶内阁时曾任国务大臣)

儿玉誉士夫(战时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著有狱中内外记)

松坂广政(前法务大臣，检察总长)

水野炼太郎(前法务大臣，历任大政翼赞会顾问、兴亚总同盟总理，并曾参加其他各政治团体活动)

弁田口廉也(退役陆军中将，在缅甸作战时曾大事活跃)

长友次南(陆军少将，中部地区宪兵司令官)

中岛知久平(中岛飞机企业之创始人，历任通商大臣、铁道大臣、内阁顾问，东久迩宫内阁时任军需大臣)

中村明人(陆军中将，历任宪兵司令官、泰国派遣军司令官)

梨木宫守正王(陆军元帅、军事参议官、神宫祭主)

西尾寿造(陆军大将，历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东京都长官)

纳见敏郎(陆军少将，前台湾军宪兵司令官)

冈部长景(贵族院议员，历任内大臣秘书官长、陆军政务次官，东条内阁时任文部大臣)

大川周明(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复兴亚细亚之诸问题》及关于远东民族运动的各种著作，系一大亚细亚主义狂热者)

大仓邦彦(大仓精神科学研究所创办人，历任东洋大学及上海同文书院校长)

大野广一(陆军少将，宪兵出身，前陆军第十一师团长)

太田耕造(法政大学教授，历任文部大臣及大政翼赞会总务长)

太田正孝(历任报知新闻社社长、大藏省政务次官、大政翼赞会总务)

樱井兵五郎(前民政党干事长，缅甸军政府首席顾问)

笹川良一(国粹大众党党主，超国家主义者)

佐藤贤了(陆军中将，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干事长)

下村宏(历任朝日新闻社副社长、情报局总裁)

进藤一马(玄洋社社长)

盐野季彦(前检察总长、法务大臣)

四王天延孝(陆军中将，日本反犹太人协会会长)

正力松太郎(读卖报知新闻社社长)

多田骏(陆军大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

高桥三吉(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事参议官、大政翼赞会兴亚本部顾问)

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大本营军令部总长)

津田信吾(钟实钟纺社社长，前大藏省顾问)

浚宫淳(陆军大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军事参议官，在安南活动甚久)

横山雄伟(此人在战时始露头角，日本人及外国人均以猜疑之眼光视之)

从以上59人的情况来看，这次指名逮捕的战犯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他们的代表性是相当全面的。其中不但有军人、政客、外交家，而且有企业家、财阀、出版家、言论家，还有一般人认为不可侵犯的皇亲贵族。

自从这个名单公布之后，日本上层社会便掀起了一片恐慌和疑惧。那班一贯欺压人民的头面人物几乎人人自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同日本侵略战争有关，都是有战争罪嫌疑的。他们害怕这一阵来势汹汹的逮捕之风将来会越刮越大，有朝一日会刮到自己身上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恐惧是多余的。由于美国逐渐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袒护态度，战犯逮捕之风不是越刮越大而是越刮越小。我们将可看到：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这股风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一股相反的风，那便是庇袒战犯之风，释放战犯之风。

这一批指名逮捕的59人，正同上一批那些人一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逮捕令发表后十天以内自动前往巢鸭监狱去报到投案的。盟军总部规定战犯们在十天期限内自动前往监狱报到的这个办法，在战后日本是行之有效的，没有出过任何意外。这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日本的情况之下，这个办法确是实际可行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的日本完全孤立起来了，四面都被盟国海军所包围，对外的出路完全断绝了，任何战犯要想逃跑到国外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日本一向是一个著名的“警察国家”，国家警察对于各地的户口迁移和国民行动调查得非常周密，侦查得非常认真，登记得非常严格。因此，任何战犯要想在国内躲藏起来也是极端困难的。由于上述原因，极大多数被指名逮捕的战犯们都乐于在限期内自己最方便的一天离别家人，携带行李，从容不迫地自动到监狱里去报到，而不愿不光彩地被宪兵们戴上手铐，绑上囚车，押解而去。在投案前后，有些人还对外国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申述自己的感想或洗刷自己的罪责。例如，前陆相畑俊六元帅对外国记者说：“本人遭到今日之事早在预料之中。深感战争责任之重大，对本人过去之经历实无强辩之余地。”高桥三吉海军大将也说：“事已至此，毋宁自动前往接受处分为愈耳！”但是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却对外国记者说：“世人多误会余为日本法西斯之指导者，殊不知余实反对法西斯思想之人。”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则谓：“本人被列名战犯逮捕，或系出于某种误会。”

八十三岁的日本新闻界耆宿德富猪一郎(别号苏峰)也是自动投案的。当逮捕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热海伊豆山养疴。在他老态龙钟、蹒跚入狱之际，他作了一首述怀的汉文短诗，颇为日本人所传诵一时。诗云：“血泪为谁振，丹心白首违；沧桑转瞬变，八十三年非。”

在第三批指名逮捕的甲级战犯中，另有一人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轰动，那便是儿玉誉士夫。儿玉是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期那个著名的特务机关(“儿玉机关”)的主持人。他原系一个年轻的“白面书生”，论地位和年龄都够不上“甲级战犯”的资格。但是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责深重，才使他列名为第三批逮捕的主要日本战犯之一。

恰巧在第三批战犯逮捕令发表的那天(12月2日)，日本报纸大登特登关于儿玉贪污致富的一项骇人听闻的报道，说他在主持上海儿玉机关的时候，由中国人手中讹诈盘剥了不义之财达三十万元之多。三十万元本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在日本侵略巨头中，凡是在中国久混过的，哪一个不是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不过由于儿玉贪污的报道恰巧是同对他的逮捕令同一天发表的，因此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特别注意。《东京裁判》(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著)第1辑，第23—25页。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玉并没有被编入第一批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战犯之列。相反，他在巢鸭监狱呆了不到三年工夫便被盟军总部擅自释放了，而他那曾经轰动一时的“贪污致富案”更是无人过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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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的第四次甲级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6日发布的，距第三次逮捕令仅仅四天。

这是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逮捕。命令中指名逮捕的只是9个人，其中有两个(近卫、木户)是日本政界特别重要的人物。名单如下：

近卫文麿(公爵，曾三度担任国务总理大臣，侵华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之一)

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历任文部大臣、内务大臣、厚生大臣、日本皇室机要顾问、重臣会议主持人)

酒井忠正(伯爵，贵族院副议长)

大岛浩(陆军中将，驻德大使)

大河内正敏子(理研所所长)

绪芳竹虎(历任国务大臣、情报局总裁)

大达茂雄(贵族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

伍堂卓雄(历任通商大臣、铁道大臣)

须磨弥吉郎(历任南京总领事、驻西班牙大使)

以上九名中最引起震动的无疑是近卫和木户两个巨头。木户是皇室事务的总管(宫内大臣)，又是日皇最亲信的心腹。他是内阁与皇室联系的中心枢纽，十多年来他是日本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同日本政界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近卫文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最后一次指名逮捕的人物之中，近卫文麿的逮捕以及他以后的自杀无疑是最引起日本社会震动的一桩事件，有简单叙述一下的必要。

近卫在日本政界是一个“风云人物”。他以贵族公子哥儿的身份，常自诩为“命运之儿”，意思是说他是幸运的宠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之骄子”。他一贯受着日本硕果仅存的唯一元老和充任过三次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层。

同西园寺一样，近卫也三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大臣，时间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亦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四年之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扩大和持久，近卫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在他的首相任内，他屡次叫喊着：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不可，否则绝不停止战争。

与西园寺的期待相反，近卫不但不制止或稍微约束一下那班侵略成性的军阀们的狂妄野心，反而一味附和他们，从中推波助澜，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和拥戴。

然而，近卫毕竟不是军阀出身。他虽为日本侵华战争卖尽气力，却仍然不能取得军阀们的完全信任，同时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使日本投入更大的冒险。因此，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前夕，他便被赶下了首相的宝座。代之而起的便是那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军阀头子东条英机。

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近卫估计美国对他的感情可能不坏，因此在日本战败、快要投降的时候，他又以公子哥儿的姿态，亟谋重登政治舞台。在东久迩宫亲王任首相的投降内阁中，他担任了一名不管部的国务大臣。1945年10月5日(距日本投降仅一月许)这个寿命不及两月的东久迩宫内阁实行总辞职，继之而起的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蛰居已久的币原喜重郎。在币原内阁时代，近卫又调任内大臣府御用挂之职。在这期间，他日夜奔走于其恩师、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宪法学权威佐佐木惣一之门，俨然有从事修改宪法大业之企图。稍后，日本国内外攻击贵族的舆论甚嚣尘上，近卫遂于10月24日向天皇辞去公爵荣衔。但是他的政治野心并未稍有收敛。就在辞去荣衔的那天，他还急急忙忙地去访晤了当时日本政府组织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松本国务大臣，说明他对于日本国体的见解，希望在制宪大业中有他一份贡献。同时，外间还盛传近卫将以在野之身组织新政党，在未来的总选举中大肆活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近卫的主观愿望。近卫的无耻活动和狂妄野心引起了同盟国舆论界的大大不满。《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猛烈攻击近卫，说他绝非修订日本宪法的适当人物，并且说如果近卫被列为战犯受审，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人反对。

美国人包办的盟军总部对于同盟国的舆论一向不甚重视，但是对于来自美国本国的舆论，特别是像《纽约时报》这样有地位而且能代表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报纸的言论，却不敢等闲视之。

由于《纽约时报》和其他方面对近卫越来越猛的攻击，盟军总部感到对近卫问题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不予以澄清。于是，在11月1日盟军总部发言人便对记者们宣称：近卫的任务只限于总部同皇室的联系；至于修订日本宪法，总部自始便丝毫没有借重近卫的意思。总部的这个发言不啻是对近卫的当头一棒，使他的幻想受到沉重的打击。

继之而来的便是11月底召开的日本第八十九届临时议会。在这届议会召开时，议员斋藤隆夫首先提出质问，并一再直指近卫之名，说他是酿成全面侵华战争的祸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日本惨败的结果都负有最高的直接的责任。这是对近卫的第二次沉重打击。临时议会对近卫虽未作出任何决议，但野心不死的近卫至此已感到不但幻想破灭，而且四面楚歌，无地自容矣。

事情的发展很快。12月6日傍晚，正当近卫在其轻井泽岛森的华丽别墅里同访客围炉而坐的时候，无线电收音机送来了盟军总部发出逮捕他的命令的消息。这对近卫来说是一次最致命的打击，结束了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和幻想。

逮捕令照例规定自动前往巢鸭监狱报到的期限为十天；倘使超过了12月15日仍未报到，总部宪兵即将执行强制逮捕。

此时的近卫在精神上遭受着极大的折磨。他在轻井泽的别墅里呆了五天，闭门谢客，终日绕室彷徨，进行着剧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徘徊于“偷生”与“自尽”两条道路之间。是效杉山、本庄等人而悲壮自裁，还是学东条、岛田等人的忍辱偷生？——对这个问题，他作不出决定。

12月11日近卫从轻井泽的乡间别墅回到了他在东京获外庄的公爵官邸。在官邸里，他虽常召集其夫人千代子、胞弟文秀(日本著名音乐家)、已嫁的胞妹以及子女等人闲话家常，表面上佯作镇静，但是生与死的问题仍然紧紧地抓着他的神经，迄未获得解脱。这样又拖了五天，一直拖到报到限期届满、总部即将对他执行强制逮捕的前夕，即12月15日的晚间。

在这一晚，近卫仍旧是同其夫人、弟妹、子女等人谈论家常及善后布置，直至深夜一时，但未露出有自杀之意。迨众人散去后，他又召唤他的儿子通隆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涉及侵华战争。他坦白承认自己对于中国事变的责任重大，罪有应得。通隆离去后，近卫乃独自在十二叠之日本室更换白色服装，饮毒自杀。至16日拂晓为其妻子发觉时，则近卫尸体已僵、面色惨白，而室内则电灯尚明，火盆内之褐色药瓶中尚有一两滴毒汁残存。至此，这个风云一时的贵族哥儿便与世长辞了。“幸运之儿”的下场并不幸运！

近卫死后不久，盟军总部宪兵队的捕囚车以及争取报道逮捕情景的各国新闻记者的吉普车便蜂拥而至。但是由于逮捕的对象已不存在，大家也只好颓然而返了。

第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战犯，除了近卫在逮捕前数小时服毒自杀以外，其余诸人都是在规定的报到期限内静悄悄地前往巢鸭监狱自动投案的。

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盟军总部便没有对日本主要战犯再发布过任何逮捕令。与日本人的预料相反，战犯逮捕之风不是扩大而是完全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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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盟军总部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人数共为118名(第一次39名，第二次11名，第三次59名，第四次9名)，但是到1946年年初实际在监狱里羁押的不过100名左右。因为，那些非日本籍的战犯已经全部被遣送回国；有些日本战犯在逮捕之前已经自杀，例如本庄繁、近卫文麿、桥田邦彦、小泉亲彦；有的被引渡到国外去受审，如本间雅晴；还有个别的战犯，由于特殊原因，在被捕不久便被盟军总部以罪嫌不足为借口而擅自释放了，例如梨本宫亲王、乡古洁、上田良武。上田良武是第一批被捕的39名战犯之一，他是从巢鸭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人。乡古洁是在1946年4月13日被释放出狱的。乡古洁是三菱财阀巨头，他的被释预示着盟军总部对于日本垄断资本家的罪责将不予追究。果然，在不久以后，那些大财阀、大军火商和大企业家都陆续被释放了。检察长季楠还发表过谈话，说日本资本家之所以参加侵略战争完全是受了军人枪杆子的逼迫，并非出于自愿。

从严格的法律观点来说，战时日本上层人物够得上被称为“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的绝不止这百余人，但是这百余人的确都是货真价实的“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因为长期以来这些人都曾利用过他们的特有地位和影响，把日本推上侵略战争的道路。这些人既不是全体日本主要战犯的总和，那么，他们的逮捕和审判只能说是对日本甲级战犯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而已。

自从1945年底甲级战犯逮捕之风停止之后，盟军总部面临的迫切课题是：一、组织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国际法庭；二、从已经逮捕的甲级战犯中作些调查准备工作，以便能够挑选出若干人来，作为首先向法庭起诉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