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文

日前一些学者认为，“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向消费拉动转型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作为主张消费引领经济增长的学者之一，笔者在这里就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厘清。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必然引起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一些学者认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上说不通，是一个政治化的议题，认为“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依靠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升级，而创新、产业升级则需要投资。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费者增加，投资跟消费共同变成经济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可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简单再生产也需要投资，扩大再生产也有两种形式，技术条件改变下需要增加投资，技术条件不变下也要增加投资。试问，如果消费需求不增加，无论有无创新条件下增加的大量产能去哪里实现价值交换？按照此一逻辑，只要我们能进行产业不断创新，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家庭收入也能增加，消费也能增长。一些学者没有认识到，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简单等于家庭增加收入是错误的。产业劳动提生产率高后，家庭收入或许能增加，或许不能增加，或许可以多增加，或许可以少增加。这个变数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多年来我国的产业创新不断，劳动生产率也有了迅速提高，为什么家庭消费乃至社会总消费一直赶不上产能的增长，由此形成大量产能过剩？

众所周知，公共投资增加最终带来的是相关产能的增加，生产投资的增加更是形成大量的产能。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思路，中国将面临更大的产能过剩。以往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是举世瞩目的，但教训也不能掩盖和否认，这就是在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造成在宏观层次上收入分配既有利于各级政府增加投资大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惟独不利于居民相应增加消费。在微观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却不利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结果是边际储蓄倾向极高的高收入人群在不断增加储蓄，而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不足或社会保障水平低，无钱消费或不敢消费。反过来，储蓄的增加又支持了政府和企业不断增加投资，投资最终推进产能持续扩张并远远超过消费。因此，只要收入分配制度不改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并不必然能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平衡投资和消费关系显然存在逻辑问题。

二、经济学常识是投资和消费是互为一体对立统一

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投资要依靠消费去实现，消费又依赖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生产出的产品，消费也无从谈起，两者是互为一体对立统一的。

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分为两大部类，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每个部类的资本又可分为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在价值方面等于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在物质上是由活劳动构成的。不变资本是由机器设备、工具、建筑物等固定资本和生产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流动资本构成。每一工厂全部年产品价值（或个别商品价值）等于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或者利润M。按资本论的论述，第二部类必须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第一部类必须为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提供所需要的设备工具等。

在商品交换中，第一部类必须用生产出的生产资料交换第二部类的消费资料，第二部类必须用消费资料交换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通过这种交换，可以发现第一部类的劳动等价物和第二部类的企业剩余价值，在消费资料中得到实现，二者都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一种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当然这种交换是通过货币媒介完成的。马克思提出，社会生产要简单循环，第一部类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必须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C。也就是说，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V必须依赖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C去实现，而第二部类必须用生产的消费资料同第一部类进行交换。

这里假定，如果没有社会消费，两部类生产能循环对接吗？再假定，如果社会不扩大消费需求，两部类能扩大再生产规模吗？因此，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依赖社会总消费实现，社会总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张也必须依靠社会总消费的增加才能完成。因此，没有消费或者消费的增长，投资由此形成的生产就无法进行或无从扩大，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都必须保持平衡。

三、在不同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同

再从西方经济学角度分析，西方经济学从需求角度把一个经济体经济总量划分为三大需求，即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投资+消费+净出口（或减净进口），从这个等式分析，无论是在低收入、中低收入阶段，还是中高收入、高收入阶段，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均占主导地位。从需求的增量结构变动看，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是不同的。

当一国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呈现抛物线型变化，先升后降，消费贡献作用是呈现U型变化，先降后升。以日本为例，与收入转型相对应，日本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贡献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贡献率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进一步上升到39%，此时日本人均国民收入1940美元折合2010年美元价格恰好超过一万美元，为10760美元。日本人均收入越过一万美元门槛后，投资贡献率不断下降，1973年下降到38.2%，1980年32.2%，1993年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伴随着投资贡献率下降，消费贡献率也发生着变化，1950年日本的消费贡献率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进一步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61.8%，1980年68%，2006年达到75%，2015年76.42。1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贡献率上升、消费贡献率下降至少经历了18年，投资贡献率从升到降、消费贡献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恰好一万美元(2010年美元价格)。

同日本十分相似的是，韩国在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同样经历了投资贡献率先升后降、消费贡献率先降后升的过程，拐点也发生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万美元左右。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由100美元上升到21530美元。1960年，韩国的投资贡献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31.61%、1991年38.9%、1997年34.97%、2002年26.7%，消费率1965年92%、1980年76%、1990年63%、2000年66%、2006年69%。从统计资料看，韩国投资贡献率上升、消费贡献率下降至少经历了30年，投资贡献率从升到降、消费贡献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0年美元计算是10501美元。

从联合国2015年公布数据分析，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75%以上，上中等收入国家在65%左右，下中等收入国家在60以上，而低收入国家在90%以上。不同的文化差异对投资消费作用也有影响，同欧美国家相比，力行节俭的东亚地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投资贡献作用较高；欧美国家则相反。再看，体制不同对需求结构也带来了影响，2015年人均GDP大约在8000到10000美元以内的国家里，马来西亚、墨西哥、巴西、俄罗斯人均GDP分别是，9766美元、9009美元、8539美元、9057美元，当年四国居民最终消费在GDP比重分别为54.1%、67.2%、63.4%、51.9%，中国当年人均GDP8026美元，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38%。

四、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存在客观性

用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消费在需求结构变动趋势上是符合方向的，但是从结构偏离程度上分析，我国的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则过分偏低。用体制比较分析，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在收入分配制度安排上，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更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应更利于劳动，但在经济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各地投资增速更快，规模更大，因而由投资转换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消费能力。因此，从调整结构偏差、发扬社会主义优越性角度讲，当前我国都应扩大消费提高消费率。再从发展阶段看，自2010年我国就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2015年我国人均GDP7925美元，2016年8123美元，根据一般发展经验，进入该阶段后消费贡献率都将处于上升阶段，目前（2015年）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消费贡献率66.6%，而同期内我国消费贡献率仅为59.9%，用一般标准衡量我国确实偏低，但有一个倾向是近几年我国消费贡献率出现了趋势性上升。因此，从发展阶段看，也应该让消费引领经济增长。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消费不仅仅是吃，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恩格尔系数就迅速下降到30%以下，此时社会用于穿住行游以及文化消费等非食品支出比重达到70%以上，这些需求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刺激供给创新，哪些行业市场需求旺盛自然就吸引资源向哪里集聚。我们都应该谨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在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向中高等收入阶段过度时期，此时投资还有很大空间，当经济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投资空间不断变小，投资的边际效益迅速下降，此时必须转向依靠消费带动增长。消费带动并不意味着完全是需求侧的事情，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甚至投资结构的调整都是供给侧方面要改革的重要内容。请不要把消费与投资对立起来，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不同制度条件下，要求投资、消费作用都是有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固然，在短期经济波动中，为了应对经济大滑坡，临时增加一些公共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请切记它不是稳增长的长期手段，投资空间总有饱和的那一天，边际效益总有迅速下降的那一时刻。现阶段，它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灵丹妙药，用久了会引来“灰犀牛”的!

总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需求结构必须由投资拉动转换到消费拉动。社会主义最终是要不断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人民的幸福生活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也不是广场大楼豪华建筑的炫耀，更不是哪些为了增加GDP而投资的强制搬迁!他们需要与经济增长同步的收入，需要充分的就业环境，良好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看病、养老、文化等供给条件得到充分满足。如果不是以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消费水平为目标，去一味扩大投资，显然资源配置就有利于资本方，不利于劳动方，也就不利于社会消费，最终只能导致进一步产能过剩，进而为未来积累更大的危机！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