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与“中国交响乐之父”朱践耳的二三事
2017年8月15日，我的少年朋友，同时又是革命战友的朱践耳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朱践耳是谁？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知道的恐怕比较少，如果看过电影《烈火中永生》、《龙须沟》，里面的配乐就是由这位作曲家完成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首很好听的民乐《翻身的日子》，有两首相当有影响的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也是朱践耳的作品。当然，他后来还有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晚年又创作了11部交响曲，非常了不起！
我和朱践耳的友谊开始于1938年，至今快要有80年了。那一年我16岁，从杭州来到上海，到位于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的民办南方高级中学（原校名敬业中学）读高中，学习土木工程的预科。在那里读了整整3年，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朱践耳。
最初，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房东和房客。那时候，我的小姑妈郑彩风和沈润余住在上海，他们与朱践耳家里的孙管家相熟，朱家父母原来是乐口福食品公司的老板，英年早逝，留下了朱践耳及一个哥哥，二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共五位兄弟姐妹，还留下了位于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梅园13号一幢三楼的小别墅。我们，包括我妈妈，妹妹和弟弟共四人租住在二楼，朱家兄弟姐妹就住在三楼，一楼是公共活动区，有一架钢琴，我们就经常在那里弹琴，朱践耳去过石人望先生办的训练班，学习键钮式手风琴，后来他不拉了，就由我来拉，因此，这个家里经常是钢琴、手风琴、口琴一起奏响，再加上小妹妹朱世珏（后改名石颖）的歌唱，虽然他们失去了双亲，但是房间里仍然充满着快乐。
孙管家主要照顾朱家孩子的生活，我妈妈则是整幢房子里唯一的女性长辈，因此，朱家兄弟姐妹有什么事情，也总爱和我妈妈来说一下，我们和他们朝夕相处，彼此照应，形同亲人，感情越来越深厚。朱家的大哥哥在银行里当会计，因患肺病，很早就去世了。二姐朱世英毕业于大夏大学。三姐朱世琼和三姐夫周文祥都毕业于同德医学院，一个妇科，一个外科。
这个三姐夫周文祥有故事，他是上海中西大药房老板周邦俊的公子，我们这帮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吴铭，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派驻上海的地下交通员，专门为苏北根据地采购药品和日常必需品，我后来在看电影《51号兵站》的时候，眼前老是浮现吴铭的影子。在三姐夫周文祥的全力帮助下，苏北根据地的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械，都让吴铭采办成功了。
不要以为我们在上海的日子是唱歌跳舞，开心浪漫的，也不要以为吴铭采购药品，会像今天的商人那样潇洒，那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的年代，上海因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还在，在租界形成了暂时安全的“孤岛”，但是，做抗日的事情是有被杀头的危险。我前面说到，我们住在极司菲尔路梅园13号，在同一条马路的76号，就是日特汪伪的情报总部，凡是被抓进去的抗日人士，没有一个是活着出来的。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地下工作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吴铭、周文祥他们不怕。
1941年11月，我由吴铭介绍赴苏北地区，到达了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本来朱践耳也会和我一起去的，但是不幸染上了肺病，只好在宛平路姐姐家里养病。
这个时候，朱践耳开始了他的“交响梦”。他靠借来的一台老式小收音机，从广播里听了不少交响乐名曲，这是他四年卧床养病中唯一的精神伴侣，他自己在《圆梦》里说到：“当时的上海，正处于日本侵略军的统治下，一些亲友已先后去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唯独我一人躺在病床上，备受心灵痛苦的煎熬。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中我找到了感情寄托，得到了鼓舞。由此竟萌发了像聂耳那样的想法，也能去苏联学作曲，学习写交响曲。”
1945年，朱践耳的病有所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奔赴抗日根据地，他和妹妹朱世珏（石颖），还有我的父亲郑春农、妹妹郑彤炜，我的同学林君炜及林家父母姐弟近十人结伴同行，也是在吴铭的安排下，全部到达了苏北根据地的苏中军区。
朱践耳参加了革命队伍后，在前线剧团从事音乐创作。也许因为到了苏北，空气好了的缘故；也许因为参加革命队伍，心情舒畅的缘故；或者是兼而有之，总之，朱践耳到了苏北以后，肺病完全好了。那个时候，我在苏中公学任政治部总俱乐部文化干事，同时还是前线剧团的音乐股股长，正好又和朱践耳在一起了。在宝应县的一个大庙里，朱践耳写下了他第一首合唱歌曲《英勇的红军，向你们敬礼！》（陈思词），而排练和演出都是我担任的指挥，这首歌曲在部队里演出效果非常不错，受到了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我们两个少年的好兄弟，在革命队伍中又做了同一个音乐梦想，这是多么高兴的事情！
但是没多久，我离开了前线剧团，调到苏中军区直属政治处当宣传股长。1947年，朱践耳创作了歌曲《打得好》，部队的战士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个个士气高涨，每每听到，我就会想念这位好朋友。
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工作，但是，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聂耳是朱践耳终身崇拜的偶像，他原来叫“朱荣实”，为了努力践行聂耳的音乐理想，他把名字改为“朱践耳”。从他以后走过的人生道路和音乐实践来看，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朱践耳1955年到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师从巴拉萨年教授，五年里写了17部作品，其中三部是交响曲，有两部被苏联国家电台录音并收藏。1960年回国后，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朱践耳一直没有写出他心仪的交响曲，到了1978年，当他知道了张志新烈士的悲剧结局后，他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经过两年的反复酝酿，终于写出了《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从音乐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到朱践耳创作时的悲愤心情，这部交响曲后来在全国第一届交响音乐作品评奖中获得了优秀奖。
改革开放后，朱践耳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黄金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他开始写作《第一号交响曲》，在以后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他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竟然创作出了10部交响曲，在这些音乐作品里，不仅有古典音乐创作技法，而且他努力学习并掌握了现代作曲的技巧，融会贯通。因此，他的晚年作品，不仅创作内容是新的，创作技法也是充满着探索的努力，具有着中国风格、民族气派的音乐主题，他用自己不懈追求和丰硕成果，印证了努力践行聂耳音乐理想的艺术追求。
让我对这位老朋友敬佩不已的是，在快要九十高龄的时候，他对于音乐评奖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还会拍案而起，并且不怕任何的辱骂和威胁。朱践耳的铮铮铁骨，让我看到了当年他在上海，面对国破家亡、凶残日寇的凛然正气；也让我看到了当年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的发扬光大，这就是不忘初心！每当我听说这些事，看到系列报刊文章，我都不禁伸出大拇指，叫一声：好样的，老朱！
朱践耳的晚年不仅奏响了11部音乐交响曲，更是用党性和正气奏响了一首“良知交响曲”！ 2009年8月，他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写了创作《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过程和以后的思想变化，道出了晚年11部交响曲的创作背景和心得，还畅谈了他对时事政治的一些真知灼见，我读来潸然泪下，他在这封信的结尾中说到：“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深感欠人民的太多太多了！一定要把人民心中的话吐露出来，为人民呐喊，为人民哭泣，为人民申诉，并在《第九交响曲》的结尾，用了天真无邪的童声合唱来寄托对全人类遥远的未来的期望。”
朱践耳离开我们了，回顾他的一生，是在人生道路上追求光明，匡扶正义的一生，他品格高洁而又谦虚，始终把人民的需要，作为他事业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始终把人民的喜怒哀乐，温饱冷暖，惦记在他的内心深处，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朱践耳的一生又是在艺术创作上继承创新，精益求精的一生，他的所有音乐创作无不是他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结果，他为中国交响乐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我的好朋友、老战友践耳同志安息吧！
2017年8月17日
(原标题：我与“中国交响乐之父”朱践耳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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