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叫贫民窟，也叫城中村，记录下乡村通往城市道路的人生百态|163

官墙里。

“在所有的城市里，都有类似官墙里的地方，有的叫贫民窟，有的叫城中村，那里庞杂、芜乱、迷茫，像一个破箩筐一样盛放着各种不安。由乡村挤入城市的人，被城市沉淀下来的人，在距离城市最近的地方，互相防备着、接纳着，摩擦着、友好着。”

一个人，从乡村到城市的跋涉颠簸，要走过几个官墙里，换乘几路公交车？

城与乡的距离

撰文/阎海军

编辑/李婧怡

官墙里

官墙里距离街市很近，只隔了几座楼、几院房，但官墙里却很僻静。是来自自己本身的绵长，和着杂乱让你很难理清头绪。

我猜想官墙里这样高深莫测的名字必然蕴含着丰富或是悠久的历史，抑或文化背景，要么也得有个像样的传说。这个名字其实很像上海滩弄堂的名字，但是，没有雕花门楼的点缀，没有阁楼雅致的错落，官墙里只有一个类似上海滩弄堂的叫法。

我对官墙里一名的缘由很稀奇，老觉得官墙里之名似乎与官场抑或官员有什么联系，老想问问巷内的老市民。居住两年，只熟悉了一位目不识丁，但人很热情的老大妈，她说她是从另外一个巷子嫁到这个巷子的，尽管在这里居住了四五十年，这里的历史她其实根本不知道。

官墙里作为一条巷子，在这个叫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里，确实是没有一点名气，普通得只是一条简单的巷子。

其实，我应该像我的邻居一样，交钱住房，大可不必去追究什么渊源历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一些思想放在了这些没有用的事情上纠缠？

官墙里本身就是一条巷子。用巷子的标准来衡量它，最起码该直的地方应该直得理直气壮，该弯的地方应该弯得隐晦有形，不至于现在这种样子——房子们的头尾、大腹、肥臀，毫无顾忌地摆布，让巷子跟水流一样弯弯曲曲。这样，官墙里就是一条小河，绕着巷子里的房子和人，经年累月地流淌着。

官墙里这条巷子最多的是房东，官墙里被房子挤得没了形状，房东是罪魁祸首。

我曾居住的一户人家，房东也和我一样，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他进城靠卖水果奋斗了20年，盖起两层小阁楼。

我是房东的第一位房客，我住进他家时，他刚修好的房子还没有干透。冬天来临，我没有火炉，屋内冷如冰窖。我先一晚写着“人民生活幸福”的新闻稿，第二日交给主管时，稿纸潮得像水湿过一样。

房东经常对我用做作的平易掩饰内心的骄傲。他明明知道我买不起楼房，却偏要经常哪壶不开提哪壶式地问我，是不是该买房了？再说我真的搬走的话，他就要少一份房钱，可他非要装得大义凛然、毫不在乎似的，好像为我很操心的样子。

他每次都问得我心头疼痒难抑。不过，这些都是他对我特别的客气，别的房客他从来懒得问。我也是房东资格最老的房客，我在他家一住就是四年，我根本不想在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前，把空洞的家搬来搬去。

房东的老婆全天候在家。她没有工作，她的老公每天拼命卖水果。这种生活他们每天重复，每天安乐地经历。房东进城做了市民，但不改农民勤劳的本色。有太多城里人在自己的城市也买不起房的前提下，房东能拥有自己的独栋房子，他势必内心优越。

房东建房的时候，房价还一点不贵。房东一家的生活来源全仗卖水果、收房租。房东每天早出晚归，房东老婆有充足的时间当包租婆。她像一枚摄像头一样对房客的一举一动都监视得了如指掌。她还有一个帮手——上技校的女儿。房客不经意间妨碍别人的轻微举动，房东老婆都要用自己由于得过中风导致咬字不清的语言进行指责。

我在房东家亲眼目睹了房东和房东老婆把一位房客轰走的过程。那个房客是大家都不喜欢的类型。他们两口子每天都在官墙里以外的地方打麻将，每次回来都是深夜，而且每夜都要剧烈地咳嗽。我曾经怀疑那男的可能吸毒，后来尽管没有得到证实，房东两口子也怀疑他们的身体有重大的毛病，甚至害怕他们得了“非典”一样的巨大传染病。

房东两口子把房客两口子赶走经历了很大的曲折。房东两口子先后都和女房客吵架，男房客好像没有对外代表主权进行吵架的政治权利，一直保持着沉默，任由自己的老婆与房东两口子进行舌战。吵归吵，但最终还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房客搬走了。

房东和房客之间好像始终是敌对关系。房东的眼中，房客始终是一群素质永远提不高的人——老是不把房东家当自己家一样爱惜。房东教训房客的口气总是有些心痛不已。而房客始终觉得房东过于苛刻，住在房东家里始终没有住在自己家里随心所欲。

带朋友过来一起喝酒，带对象过来一起睡觉，是房东最反对的事。但房客也有自己的交际，犯规天天都有，争吵日日不断。

官墙里有无数个大杂院，有无数个房东，房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开往乡村的公交

居住在远离闹市的郊外，每天的出行都要搭乘开往城外乡村的3路公交。

清晨，大家总是在睡眼蒙眬的状态下挤进它。从乡村一路开来，3路公交里面的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时候连门都难以打开。门开了，车下的人死命往上挤，车上面门口的人丝毫不让，就是让也总是极不情愿。拥挤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好不容易挤上车，总要被站在门口的人白几眼。车下的人总会想，要不是有急事，谁愿意和你挤；车上的人总要嘀咕，这么挤，还上，怎么就不去等下一趟。

车在继续走，又到了一个站点。那些刚刚在车下挤上来的人，瞬间成了车上的人，他们立马变了脸色，和刚才车门口对待自己的人一样对待车下的人。

每到一个站点，售票的人总要提高嗓门指挥车里面的人往一起挤，车底下的人赶紧往上挤，尽量拉上所有等车的人。

公交从乡下开来，进城时已经拉了好多的人。最早坐车的人大多都是村里人，他们最勤劳，起得最早，但他们穿得都很脏，身上经常有泥巴、灰尘，还带着汗臭味。他们都要赶在最早的时间去城里的工地干活。他们上车最早，往往都有座位。

公交一进城，上车的就都是市民身份的人。一些打扮得很厉害的女人最不喜欢和乡下人靠近，站公交的城里人对于坐公交的乡下人总要投以鄙夷的目光。那目光似乎在说，这么脏还要占一个座位，真是浪费。

那些化了妆、穿得艳的城里女人更是最担心乡下人的拥挤，偶尔有一个乡下人中途下车，总要挤出一路抱怨。那些泥巴、灰尘似乎只有粘在最干净的衣服上才最能显示自己的存在。乡下人坐过的座位，即使乡下人下了车，旁边的城里女人宁可站着也不会去坐。

城市被乡村包围在中间，有好几路公交和3路公交一样，是由城市开往乡村的。城市与乡村的边际，在公交车里时而消弭、时而对立。

公交在上下班时间最拥挤。公交里权威最大的人是票员。车不大，眼看着再也装不下一个人了，但在票员高分贝的近乎训斥的指挥下，总能圆满地把一路上的乘客都拉进来，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每每面对拥挤，总会令人感到一丝慌乱和担心。太挤，会挤着妇幼童叟；不挤，票员怎么逐个完成卖票的任务。

但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每趟车上的票员都有一样强悍的嗓音，都有一样精明的策略，从不会漏掉一个不买票坐到站的人。有老人上车，多数人是愿意让座的，但也有一些人会装作看不见，票员的策略总会让不让座的年轻人很难堪——既要让座，还要丢掉一个没素质的脸面。学生拿的都是月票，票员对学生的指责最为严厉。学生经常会由于月票而变成三等公民，车太挤的时候，票员有可能以拥挤为由，拒载学生。

公交由于拥挤而变得紧张，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焦急，都带着各自的烦乱，每个人坚持防护自己的心态充分表达着摩肩接踵的极其不得已，每个人的压抑在相互形成抱怨的趋势里迟迟不能消除，压得车厢里的空气都是沉重不堪。

一大群人挤在一处狭小空间，用老死不相往来的麻木、漠然对视对方。公交循环往复，每个乘坐的人周而复始。乘坐公交，好像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证明各自的存在。

票员对于乘客很苛刻，但对于偶尔上车的小偷则显得有些软弱。小偷都是群体出动，多则四五人，少则两三人。一上车，往门口一站，相互形成掩护，瞅定一个联合进攻。公交到站有人下车最容易失窃。票员对小偷置若罔闻，满车的人也是置之不理。偶尔有人发现了小偷，也是光想着照看好自己的东西，生怕对小偷多看几眼也会遭到报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小偷不偷自己，谁都不愿意多管闲事。小偷在车上经常出现，估计也是由于经常能顺利得手养成了傲视群弱的习惯。

一旦客流高峰期一过，公交就闲散下来了。傍晚，对开的公交开到闹市区时，都要停下来等人，拉不满不发车。跑空趟浪费汽油，乘客的时间不是金钱，小城的公交就是这么任性。早晨人满为患麻烦，晚上却是人少着急。

乘坐晚公交回家的人，不论市民还是农民，都不急不慌。只要不超过停车时间，慢悠悠遛到车站，毫不担心挤不进去。

闹市是整个城市的心脏，所有的公交都像血液流经心脏一样围绕着闹市流动。从远古的原始社群走来，习惯于穴居的人在人满为患的城市里，依然选择了穴居——窝在层层累积起的鸟笼一样的方格子里。

那鸟笼似乎始终不能满足日渐增多的人群，层码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贵。能在越来越拥挤的闹市居住，越来越成了金钱地位高端的象征。

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大都有自己的轿车，他们即使走两三百米的路也要用轿车代步。轿车走在闹市区，就像挤公交的乘客，每个人都在焦急地争抢，生怕自己落在后面。

一辆公交只要行动起来都要载上数十上百的人，而那些看似豪华的轿车顶多才能拉上三五个人，有时候甚至只拉一个人。用人均占有指数衡量，轿车对交通拥堵的“贡献”最大。

越是有权势越是居住闹市越是懒得走路，越是穷人越是居住郊外只能乘坐公交。挤公交和城市堵车背后的逻辑，直接揭露了城市的陌生和阶层差距。

（本文节选自阎海军《官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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