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天平天国运动的打击，清政府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守旧之风依然盛行不衰，郭嵩焘（1818年-1891年）这位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的遭遇很好的说明了一切。

郭嵩焘和李鸿章是同年的进士，后被李鸿章招入账下，成为淮军的重要幕僚。1876年，郭嵩焘寿命出使英国，后又兼任法国大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为使国人打开眼界，效法西方，郭嵩焘将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和感想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总理衙门。不料引火上身，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对英国称臣”、“大清无此臣子”等骂名不绝于耳，就连湖南家乡的百姓也把骂他罪该万死，正在 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扬言要捣毁他的住所；还有开除其湖南省籍。甚至连他的老朋友，与他政见一致的洋务派领袖刘坤一也质问他有何脸面回湖南，更何以面对天下后世。于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惨遭毁版。

郭嵩焘有一个副手叫刘锡鸿，他时时刻刻监视着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专打小报告。这位善于搞窝里斗的大清国副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有三条：第一，在英国白金汉宫听音乐，仿洋人所为，屡屡去取节目单。第二，游英国炮台，穿洋人衣；即使冻死，亦当不披。第三，见巴西国君主，擅自起立；我堂堂天朝为何要向小国致敬。

这位清国首任驻英法公使，回国后，没有进京，凄惨地返回自己的湖南老家。但是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长沙准备停泊时，当地乡绅写信劝阻，禁止他上岸，最终郭嵩焘郁郁而终。

他曾经希望自己的西方之行，能引进西方的治国之术，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于是他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李鸿章为此大发感慨，如此品学却为今天的世道所不容，人才国运真的无药可救了。更为痛心的是，在郭嵩焘去世九年之后，中国对西方11过宣战时，还有官员上奏要求开馆勠尸，以谢天下。

这位思想的先行者是孤独和悲哀的，在清朝走向世界的第一代人中，郭嵩焘是最有眼光的，看到西方的事物，一下子就发现了我们的差距。不光是表面上的洋枪洋炮的差距，观念和体制上方面的差距更大。假如能像郭嵩焘所想的那样进行改革，清政府怎能完败于改革仅有20多年的日本呢？八国联军的入侵也许就不会发生。

现在学术界称郭嵩焘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他当时走的太远了，许多人跟不上他的步伐。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又只是表面上的，社会制度不改，一切的改革都是徒有其表，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大清朝的命运终于在其不彻底改革的敷衍中被葬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