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看到一篇北大张维迎教授记录其认识转变的文章——《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感觉很好，也很受感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的近30年里，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国家建设实践的程度还是比较深的，这是经济学家“参政议政”的黄金期，很多人都试图贡献出自己的专业智慧，帮助政府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在恢复高考后读大学并逐渐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中，有多位曾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不管他们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有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必须给予承认的。在这些人中，我最敬佩的是张维迎教授。这倒不是说他的政策主张被国家采纳的最多、影响最大，或者说他的论文、专著的国际影响最大（当然在国内学术界，我认为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强调的是，他对中国经济思想界的影响力、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他对中国未来的责任感已经无人能及。不必去看他在纯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只要看看他《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导致非常多灾难》等随笔和演讲稿，以及他与林毅夫就产业政策展开的激辩，就知道他有多么睿智、博学、清醒、深刻。

有些人总以他未能在全球最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在国际经济学界的论文引用率排名不高来贬低他的学术水平，这是不公平的。我至今没有见过张维迎，也与他没有任何形式的信息交流，但我要替他说句公道话——首先，他研究的重点是与中国改革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选题在国际经济学界不占主流，论文不易发表；其次，他的兴趣更偏向于应用，而不是更容易在顶级刊物发表成果的纯理论；再次，他是文科学生出身，数学功夫相对很弱（尽管也曾努力补过课），与一些本科、硕士专业是理工科、博士阶段转攻经济学的学者相比，在数学功底和借助数学建模分析的能力上相差很大，而国际主流经济学刊物已经完全是实证的天下。但在不好进行量化比较的思想性和逻辑性上，我认为另外一些在国际著名刊物发文章较多、引用率较高的经济学家，是明显弱于张维迎的；最后，张维迎虽然在牛津读了博士，但并没有在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自然也不会紧盯国外高校认可的那些国际学术刊物，他在中国刊物发文章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瞧不起张维迎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的人，其实根本就写不出来那些文章。

对经济学家来说，他只是思想和建议的生产者。他的主张能否被采纳，与他的水平有关，也与时机、运气和执政者的思维有关。但在生产这个环节，没有谁不想生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思想，从而获得广泛认可。这是公平的竞争，由此可以验证、衡量出张维迎的智慧和贡献。那些对张维迎指指点点或者肆意贬低的人，在中国思想市场上的影响力，都低于张维迎。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的论文做个引证统计，结果也应能证明我的结论。张维迎思维之纯正、逻辑之精深，以及学术精神之独立和学术态度之坚韧，在50岁至70岁这个年龄段的经济学家中，无人能及！

张维迎是个有远见、有骨气的学者，其博弈论、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方面的理论成果，在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他的一腔热血和对这个民族的责任心也让人感动。但面对中国现实，他注定是孤独和无奈的，这是杰出学者共同的精神倾向。看他写的文章，我常想起远古传说中的夸父——他跟夸父一样勇敢、执着、坚韧、一腔热血。当然，我一直希望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附：

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

张维迎

我必须坦陈，直到知天命的年龄之前，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虽然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也读过上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论战的文献，知道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计划经济的坚定反对者，但总的来说，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系统了解。

大学期间，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经过四年的学习，我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已融会贯通，按照当时的标准，应该属于一位优秀的毕业生。1982年2月在西安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茅于轼先生和杨小凯先生，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让我耳目一新，小凯的分工理论也令我大开眼界。与他们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当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也就是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学术界讲的“新古典经济学”。

当时中国有些大学经济系设有“西方经济学专业”， 实际上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进行研究，它们的毕业生知识面很宽，说起学术门派头头是道，甚至能讲出一些有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逸闻趣事，但经济学基础知识不扎实。我曾遇到过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出国后甚至听不懂西方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我从一开始就把“西方经济学”当作真正的经济科学，当作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对象，更不是批判的靶子。这使得我在学习中总是试图掌握它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体系，而不是寻找它的内在矛盾和谬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数学化的理论体系，为了真正掌握这个理论体系，我又专门选修了数学系的几门课程（包括微积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参加了数学系几位教员组织的“运筹学和线性规划研讨班”。由于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主流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老师教我，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成员包括经济学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成员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定理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学习的最好方式是当老师。到1984年底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已成为我知识库的学术基因。

主流经济学有不同学派，芝加哥学派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典范，也是我的最爱，弥尔顿·弗里德曼对自由价格制度的优点和市场干预缺点的分析非常令我折服，我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充满了强烈的芝加哥精神。弗里德曼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后来工作单位（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位同事给我起了一个“维迎德曼”的绰号！当然，我知道我的新古典观点他是不赞同的，我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

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

1987年10月，我被工作单位派去牛津大学进修，1990年10月我又回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学位，到1994年8月回国工作，我在牛津总共学习了五年。通过五年的牛津训练，我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变得更加扎实，我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也有了更多了解。因为几乎所有我学到的经济学的新理论都是在新古典范式上发展出来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没有使我对新古典理论体系产生怀疑，反倒强化了我研究工作中的新古典风格。这一点可以从我的博士论文和之后发表的文章看出来。当你可以用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分析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甚至权力斗争时，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

我一直是新古典体系的坚定捍卫者！我当然知道学术界不时对新古典经济学有批评的声音，但长期以来，同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一样，我一直认为批评者都是些不懂新古典经济学的外行，不值得一驳，新古典的基石是牢不可破的！离开了这块基石，市场经济就没有了理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也可以为计划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兰格的计划经济理论就典型的新古典理论。

但回过头来看，可能是天性中对真知的执着，尽管我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深信不疑，冥冥之中我也一直感到它像一件裁剪得过紧的衣服，让人难以自由地伸手迈脚。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沿着新古典经济学规划的道路前行，事实上，我还是不时地偏离了它的路径。但直到2008年夏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08年7月中旬，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提交一篇题目为“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如标题所示，这篇论文分析了过去30年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科斯研究所所长李·本哈姆(Lee Benham)是我论文的评论人，他评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篇非常奥地利学派的文章。”(This paper is very Austrian.) 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更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

李·本哈姆的这句话让我开始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刚好这段时间我正在读马克·史库森写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中译本），这本书使我意识到，尽管我一直以为自己信奉的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事实上，我的思想更接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对市场的信念有着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的彻底性，而不像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那样不时有所保留（芝加哥学派经常把政府干预从后门引进来）！当然，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更像朋友，这可能是在对奥地利学派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我长时间把自己往芝加哥学派靠的原因。

1984年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另一篇论述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回头来看，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米塞斯-哈耶克理论的应用。正是因为认识到，由于信息不完全和知识的分散性（这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上世纪30年代有关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核心观点），价格的合理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现实的自由价格只能趋向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我才提出价格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改变价格水平的观点，并由此提出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政策建议。如果严格遵循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价格合理化就可以或者一步调整到位，或者一次放开到位。同样，正是因为认识到企业家在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作用，我才发出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呼吁，并三十年如一日地把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企业家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没有地位的。

芝加哥会议之后，我从米塞斯研究所网站上购买了多本奥地利学派的著作，也买了书店里能见的所有中译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既悔恨自己没有能早点发掘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宝藏，又庆幸自己很早就无意识地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径。如果我当初没有偏离新古典理论，也许就根本没有可能保持我的观点的前后一致性。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把经济学作为毕生志向并坚信市场的人来说，对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派的忽略是不可原谅的，何况它是最好的市场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派

正当我集中精力阅读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的时候，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流行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它归罪于经济自由化，西方市场派主流经济学家保持沉默，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卷土重来，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不断出台。但我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唯一预测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两位经济学家。《经济学人》杂志也曾报道，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怀特早在2006年就预测一场大的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怀特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当我认真读完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本书确实很难读）之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预测到两次大危机的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我认识到，由米塞斯最初提出、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最有说服力。简单地说，经济和金融危机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恶果。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利率低于正常水平，误导了企业家决策，使得企业家过度投资，消费者过度消费，人为地扭曲了生产结构，导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但由于这种扩张性政策不可持续，最后一定出现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短期内也许能缓解危机，但长期看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09年初，我发表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对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提出了批评。当然，尽管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批评是对的，但当时认同者寥寥，因为了解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人凤毛麟角。哈耶克因为其创造性的商业周期理论荣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熟悉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这确实令人惊讶！

从2009年起，我开始对主流经济学进行系统反思。2010年之后，我曾在几个场合发表了“反思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转型”的演讲。我的基本观点是，至目前为止，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它从现实的人的行为出发理解市场如何运行，它把市场理解为一个不断发现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过程，它把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它把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它能正确地预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事与愿违，它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能对经济危机提出逻辑自洽又与事实相符的解释。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经济学家脑子里想象的市场，不是真实的市场；它把市场理解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发现和竞争的过程；它虽然假定了人的自利（这是真实的），但没有关注人的无知和理念的重要性；它忽略企业家精神，不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它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割裂开来，不能解释经济危机，但又想开出解决危机的药方；它号称已经严格证明了完全竞争市场是帕累托有效的，实际上是为政府无限制地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

新古典经济学把“完全竞争”当作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衡量市场效率的标杆。根据定义，所谓的“完全竞争”，是指无穷多个小企业以相同的技术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以相同的价格出售。任何了解现实市场运行的人都知道，这样定义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更谈不上是一个社会应该追求的理想市场，因为它与创新和技术进步不相容！试图将现实世界塑造成“完全竞争市场”的干预政策只能带来一系列的灾难。这就类似，如果你把猴子当成理想的美人，所有男女都得接受痛苦的整容手术才能变成“美人”。遗憾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丝毫没有撼动主流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范式的信念。

2016年下半年，我和林毅夫教授就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是多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我们两人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林毅夫的所有论点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的。但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真实市场的失灵。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做出一些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包括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和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一个很自然的逻辑推论是，因为这些假设在现实中不满足，就必然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事实上，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假设。

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范式，市场的有效性只依赖于如下假设：（1）人不仅是自利的，也是无知的；（2）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并且只有个体有能力做决策；（3）个人平等的权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竞争是自由的。这三条假设中，前两条是很现实的，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公理，它们一起，意味着在选择产业和技术方面，政府不可能比竞争性的企业家做得更好。第三条是否现实，依赖于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产业政策恰恰使得这一条难以实现。如果第三条也能实现，竞争性的企业家精神就会不断创造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包括产业政策）的结果，不构成政府干预的原因。

总之，我现在的看法是，为了对真实的市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主流经济学需要一个范式的转变，特别需要吸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当然，我也知道范式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最聪明、 最具创新精神的人也会陷入旧的范式难以自拔。爱因斯坦不仅是相对论的创始人，也是最早提出量子力学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但由于他一直恪守牛顿力学的严格因果性和确定性范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顽固地拒绝接受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经济学100多年，它不仅是多数经济学家的思维定式和知识基因，也是他们的饭碗。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不在新古典范式下做研究，发文章难， 找工作更难。许多米塞斯当年在维也纳的追随者和哈耶克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追随者后来与他们的导师分道扬镳，投奔凯恩斯主义阵营，其中有些甚至成为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米塞斯终其一生都没有在大学获得一个付薪的全职教职，听起来会让许多人不寒而栗。但科学的重大进步总是伴随研究范式的转变发生的。追求真理的人应该不同于仅仅追求利益的人，经济学家应该寻找的是正确的市场理论，而不是容易找工作的市场理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推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就一无是处，也不意味着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完美无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一台几代经济学家打造的机器，它虽然不能执行我们期待的功能，但它的许多零部件还是可以拆下来重新使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长期被边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智力和资源投入，使得它在形式化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古典经济学。如果把经济学范式的转变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也许第一步应该做的是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吸纳进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这其实就是我在2015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做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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