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民国八卦掌故爱好者，著有《关山悲歌·太原保卫战》、《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领录》（均与胡博合著）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37年12月，广东郁南青年黄秉权跟随数百名官兵在桂林集合，随后同280多名高唱“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负责起伟大的使命”的广西学生军一道踏上征途。他们取道广西全县、湖南衡阳，行军800余公里抵达湖北武汉。次年2月，他们又分头奔赴安徽、湖北，补充进了前线桂系部队。

黄秉权在家乡担任民团常备队中队附，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广西，编入第7军成为一名下级军官。虽然没有赶上过淞沪会战的血火考验，也在徐州会战外围作战中几次与日军交锋。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他所在的第170师奉命将个士兵移交其他部队，剩下军官和班长组成“干部师”，再次行军1000多公里返回广西补充兵员。

远在前线的桂系部队为什么不就地补充安徽士兵，却要在两省之间千里迢迢奔波？黄秉权的看法是——“我们广西部队不要安徽人”。

排斥外省士兵，是地方军队常态

黄秉权是个下级军官，难免视野狭窄、判断片面，但却说出了基层官兵最直接的感受。

自晚清建立新式陆军以来，中国各派系军队补充士兵主要靠招募。部队派出军官到城镇、集市支开桌椅、树起大旗、悬挂布告说清待遇，坐等想当兵的青年前来应募。一旦查验身体合格，便签字画押、发给安家费，人员随后入营受训。

民国初年，士兵的生活待遇超过农民，不但可以自己糊口，还有军饷能够接济家庭。但想要成为正规军士兵颇为不易。在北方，北洋系中央军偏爱直、鲁、豫三省兵员，极少在其他省份招募。直系大将冯玉祥招兵时更是挑剔，只要手上有茧子的农工良民，不但拒绝无业游民混入，也不待见青年学生。

在南方，军队往往以省为界，军校毕业的军官还可以游走于各省之间，士兵往往只能应募本省军队，机会还不容易争取。湖南小学教师舒适存投奔本省陆军第2师当兵时，一下就领到了“德造七九步枪、刺刀、弹盒、背囊、黄呢军服、黄呢大衣、皮鞋、绑腿、灰布棉军服、夹军服、黄布单军服、卡其单军服、番布雨衣、饭盒、水壸、十字锹、棉被、毛毯、被单、蚊帐、枕头”等一大堆装备，当兵有这种生活水准，自然一缺难求。其他各省并不一定都有这等水准，但无论贫富都以省籍划线，于是还出现了“驻湘鄂军”“驻粤滇军”这类番号。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南方各省军队纷纷出省抗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之后，撤退下来的各路军队伤亡惨重，却难以补充。当时国语尚不普及，来自农村的青年士兵往往只会讲家乡方言，不知国语为何物。对于安徽农民来说，虽然当地大军云集，但就算有部队招募，加入语言不同、饮食习惯迥异的广西部队，实在与被拐卖到美国当“猪仔”没有区别。更何况战争已经爆发，投军风险极大，发的又是打折后 “国难薪”，性价比实在太低。

另一方面，早已形成团体的广西军队，在中高级军官层面还有不少外省人，但下级军官、班长和士兵以广西人为绝对多数，充其量掺杂一些广东人士，一旦补入安徽士兵，也会因语言不通难以有效沟通，影响平时训练和战时指挥，自然不愿意招募。试想两广军官高呼“丢那妈，唔要做衰仔啊”要冲锋，士兵却问“他唤是啥，我知不道”，这仗也没法打了。

因此，桂系部队虽然在淞沪战场冒着日军优势火力倾斜打冲锋，损失极其惨重，却无法也不愿立即补充安徽士兵，只能苦哈哈的等着黄秉权这样一批批从老家赶来的补充官兵。广西部队第7军原本有两个师四个旅共八个团，打完淞沪会战只剩下了一半，还有继续投入徐州会战。拥有两旅四团的第176师辗转作战，只剩下了一个团，师长区寿年因此得了个绰号“师团长”。

兵役制度成壁垒，想补充也不容易

抗战爆发之前，经过二十年新旧军阀混战，全国军队数量膨胀，士兵待遇大为下降，但战乱和饥荒带来大批破产农民，除少数土匪军队依靠裹挟外，招募补充兵员仍然是主要方式。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于1933年7月颁布《兵役法》，决定将全国各省划分为60个师管区，自1936年3月开始分区调查适龄壮丁情况，逐步推行征兵制，为对日战争筹备人力资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连首都南京刚刚开始调查适龄壮丁人数，自然不可能为各路部队提供有效补充。8月30日，国民政府紧急发布征兵令，跳过适龄情况调查，直接按照配赋额度征集壮丁。

经过短期磨合，国民政府的兵员补充机制形成了“异地补充”原则，即本省的壮丁不用来补充驻本省的军队，而要输送到其他省份。这一原则的表面目的，是因为军队随时会面临伤亡，加上生活艰苦，就地补充的壮丁一旦遇到战斗、移防，容易发生大规模逃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异地补充，可以打乱地方军队原有的派系色彩。同时，本省壮丁优先补充外省军队，也能避免留在省内的地方部队借机坐大。

在这一原则的影响下，桂系部队在安徽驻扎了八年，安徽也建立了师管区、团管区等一系列兵役机构，贡献了58万壮丁，却没有出现桂系部队充斥安徽人的情况。从抗战中期的情况看，桐城的怀太师管区、六安的合六师管区、太和的蒙亳师管区、阜阳的阜颖师管区，分别给驻湖北的西北军系第59军，第77军、第68军和第30军征兵补充；宁国的宣芜师管区、屯溪的贵徽师管区，征集的壮丁则补充给了驻浙赣的川军第50军、第88军。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领袖为了保持部队的“纯洁性”，虽然会使用安徽籍中高级干部，却竭力从广西补充兵员，山高路远在所不惜。如广西桂柳师管区对接桂系核心部队第7军，第31军由玉贵师管区支援，第84军则由邕龙师管区对口。但是，从广西补充进来的士兵并不一定是广西人。兵役署兵役视察员江声煌上校听过一个故事：湖南农民尤其是衡阳东安一带的农民秋收后，跑到桂林找工做，住在小客栈里，桂林市国民兵团借查旅馆客栈之机，不管他们有无国民兵身份证和独子、残废证明免役书，统统捉去充壮丁。不够数，再到桂林市各茶楼酒馆去捉那些又肥又胖的厨师和茶房——外江佬。

桂系自视模范军省，对安徽军政人员有打击也有拉拢

北伐战争以来，李宗仁、白崇禧率领桂系成为军政舞台新要角。虽然白崇禧以“小诸葛”自居，一贯看不起蒋介石，称其只配做一个步兵排长。但是在历次反蒋战争中，李宗仁、白崇禧屡战屡败，只有被蒋介石踩在地板上摩擦的份儿。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为了节约养兵成本，开始以“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为指导实施民团制度。桂系将全省划分为12个民团区，所辖各县设立民团司令部，在各乡设置民团大队。规定居住两年以上，年龄在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子，都有担任团兵之义务。民团团兵以6个月为一期进行集训轮换，在训者做为常备队，训练期满者做为预备队，未训者编为后备队，均列入名册。

同时，桂系以民团干部学校为基础，大批培训编余军官和青年学生担任基层干部，将权力直插到县级以下，乡长同时兼任民团队长和中心学校校长，村长担任民团中队长和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在推行军事教育的同时扫除文盲，提升兵员素质。

正因有此基础，桂系部队才得以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迅速从14个团扩充为4个军48个团，开赴抗战第一线。截至1939年2月，广西已经出兵及输出壮丁49万人，“以人口比较，广西实为出兵最多之一省”。在抗战八年间，广西共征召壮丁80万人，除补充在外省的桂系部队，还要为其他部队提供兵员。曾在中缅边界与泰国军队鏖战的第93师，便补充过许多广西士兵。

相比之下，安徽并没有这样的基础。桂系第48军军长张义纯是安徽人，他说“中央对握有兵权的军事头目无它安排时，便将皖省地盘给他，好象火腿一样，当礼物送人”。当广西人在抗战中获得安徽地盘，不免挑三拣四起来。

1938年10月，广西兴安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良佐奉命调任安徽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宗仁告诉他“安徽是中原腹地，政治好坏影响甚大。广西过去几年有成绩，但因地方偏僻，影响不大。你在广西有多年的行政经验，望将经验加以推广”。

陈良佐到了战时省会立煌，发现两省状况确实大不相同，安徽乡、村很多没有小学，教育无从谈起；县以下的保甲有名无实，保长、甲长都不知道管辖多少户民众；抗战爆发后，安徽在乡军人组织了六路人民自卫军，但除了设卡子收费之外，毫无战斗力可言，只有各路总指挥出行的时候，轿马、护卫成群结队，颇为显赫。

对此，广西人迅速将家乡的一套搬了过来，招募本省青年、开办干部训练班培训基层干部，派到各乡组织学校和民团。身为安徽省主席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的廖磊，更是亲自出马维护这些基层干部。一次他出巡到潜山县，有担任乡长的基层干部指控自己被保安队某排长棍责侮辱，廖某查明后立即下令将该排长枪决。此事一出，全省轰动，在训青年对桂系颇有好感，桂系高层也借机陆续将各县政权夺到了自己手中。

但对各路自卫军则是另一幅面孔。在廖磊指挥下，直接出动正规军将这些队伍包围，自卫队“战斗力很弱，在正规军监视下自然不敢反抗”。经过点验后，这些部队被重组为六个保安团。陈良佐在三十年后回忆起此时，笔下依然显得得意洋洋——“新桂系吃掉了安徽的封建地方武力，增加了六个团的实力。淮河流域地方势力割据的现象消灭了，代之以新桂系独霸安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