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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奶奶笑咪咪地看着我,她的笑容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以前去张衡家玩的时候,我就在谢奶奶的卧房里不止一次见过这张照片。许多年前,谢奶奶动过一台很大的手术,儿女们为防不测,就预先给她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谢奶奶满面笑容,慈祥无比,谢奶奶对这张照片也很满意,所以一直留着备用。

今天,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挂在了灵堂里。听张衡说,谢奶奶是含着笑走的。她等到了张衡出狱,她看到了准孙媳。虽然张衡那天打电话给我所说的“情况”被证实是一场虚惊,但是谢奶奶已经满足了,她在世时不止一次说过,到下面对张爷爷有个交待了。

谢奶奶的葬礼是由张衡操办的,兄弟们还是比较给力,风风光光地送走了谢奶奶。我也参加了谢奶奶的葬礼,看着滨江镇的小伙伴们喝酒猜拳,看着他们开着豪车进进出出,看到他们在灵堂里扎金花一把输赢上千块,我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我尤其反感通过喝酒来交流感情的行为。如果你觉得“反感”这个词过激的话,我也要用“抵触”来表达对这种方式的不认同。但除了喝酒,他们也似乎也找不到和我交流的方式。各自二十多年不同的人生经历,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隔阂,面对他们“现在还有人寄信吗?”的问题,我也是无言以对。对他们来说,邮局算是一个不错的单位,但是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去邮局办事了。

如果我的判断没出问题的话,张衡对于昔日的兄弟们来说似乎也是有些多余。近6年的监狱经历,虽然并没有完全隔断张衡与外界的交流,但让他多少有些脱离这个时代。以往打打杀杀或是捞偏门的兄弟,现在基本已经转做正行或是正往正行上转,忙着扩大自己的事业,忙着形成新的人际圈。张衡去找他们,有好酒好菜招待,要不甩两条烟,给个千儿八百的现金打发他。谈到实质问题时,没有人能帮上他。

至于我,若是觍着脸找下领导,或许能介绍他到邮局做个投递员,可张衡肯干吗?到是江波还比较照顾他,接到工程后会给一些配套项目他做一做。可是这种配套项目一来油水不大,二来张衡对这一块不太懂。同样的项目,人家做下来能赚钱,他做下来却基本只能打个平手。

我并不怀疑张衡的商业头脑,他在监狱里时就小算盘打得啪啪响。我送去的烟,代寄进去的那些罐头、方便面,他都高价卖给别人了;至于让我给一些陌生的小灵通和手机充话费,如果充30元话费,狱友实际付给他的钱是50元。就这样,张衡出狱时手里已经攒了2万多块钱。

一大早就收到11185客服中心派来的工单,一位董女士投诉营业员服务态度差。平时遇到投诉都是由副支局长上门处理,但今天他去市局参加培训了,我只能“亲自”上门。

花开时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牡丹,接过蔡花花递过来的名片,我有此诧异。做了这么多年邻居,我今天才知道她的大名叫蔡牡丹。蔡花花年龄比我们都要大一些,小时候每天都能见上面,但基本没在一起玩过。好在蔡总经理对我们踢球打碎她家玻璃,搭梯子偷她家院子里的梨子之类的往事早已既往不咎,。最近两年,花开时节连锁酒店已经在滨江市区开了五家分家,美食城也做得有声有色,没想到它的创办者就是尼姑堰巷当年那个毫不起眼的小丫头。

人熟是个宝,蔡总了解我的来意后拿起手机拨通客服电话撤了诉。“熊局,以后单位有招待就到我们美食城来呗。”“唉,没问题!”我应道,虽然这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其实我平时是不去邮局办业务的。这次是要给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寄个重要资料才过去的。你那里的营业员确实要管管了,上班就低着头在那玩手机,叫了她几声才懒洋洋地抬起头来,讲话也恶声恶气,比我们那里的老高都要牛。”

如果我没有猜错,蔡花花说的应该是滨江镇食品所的老高。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家庭一个月才那么点肉票,遇到食品所杀猪都希望都多割点肥肉,起码是好点的肉。那时食品所里的掌刀者自然是牛皮哄哄了。老高这人,从不卖领导的账,镇委书记,不对,当时应该是区委书记来了也是一样的对待。但他割肉全凭心情,心情不好的时候,遇上亲爹也敢割块杀口肉。

那个时候食品所一个星期只杀两次猪,每逢遇到杀猪的时候,食品所门前的肉案前都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高总是迟迟登场,他对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视若无睹,慢慢踱到了肉案旁,把一个泡着绿茶的罐头瓶子顺着肉案腿缓缓放下,又在众目睽睽下抽完一支烟,再冲地上吐两口痰,才会镇定自若地拿起围裙穿上,拿出切肉刀准备开工。若是遇到顾客敢说哪块肉没有割好,老高就会把刀往案板上狠狠一拍,伸手做个请的姿势——“你来!”。双方僵持在那,后面排着队的顾客哪里耗得起,自然会指责或是劝说“惹事”之人,让他拿肉走人。“惹事”之人在众意的裹挟下,只能拿着不满意的肉悻悻而去。而老高此刻却是余怒未消,仍然坐在肉案上,二郞腿翘得高高的,迟迟不肯复工。最后要靠众人劝慰,才骂骂咧咧地重新操起切肉刀,给下一个顾客割肉。

在我记事时,食品所早已个人承包经营,老高也光荣退休。所以我看到的老高,就是一个经常坐在食品所大门前,面目和善的老头。只是老高的大名早已通过父母辈们的嘴传遍了全镇。

“这个爷就是一祸害,到处惹是生非,被顾客有理投诉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每次被投诉了的处理结果就换一个支局继续上岗,全区14个支局已经被她轮过一轮岗了。”

“哈哈,这是局长的女儿吧?”蔡花花乐了。“是人力资源部主任的女儿,就这种垃圾货色,去年还她妈转正了。”我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虽然之前一直没有和蔡花花见过面,但我知道她曾经在区政府承包过食堂。闲聊的时我们也谈到了张衡,蔡花花还让我约上张衡找个时间到她的美食城吃饭,她买单。

10

这几年滨江区发展得很快,滨江镇却在加速衰落。滨江镇位于滨江区西南一偶,交通是最大短板,加之几乎没有工业企业,这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产业的乡镇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眼看生意日渐萧条,集镇上不少商户都搬到了滨江城区发展去了;孩子大多送到城区读书去了,滨江镇中心小学的生源基本来自各个行政村;政府、财政所寥寥几家单位的人大多在城区购了房,也过着早来晚归的日子。下班的点一过,滨江街上就早早就没有了人影。即便是谢六指最近组织的一次同学聚会也是在滨江城区举行的。

租我们家房子开茶馆的湖南人早就退了房,挂着出售招牌的老房子无人问津,就这样孤零零地立在尼姑堰巷。那段时间,每过两三个月我就会抽空回一次滨江镇,因为滨江街上已经找不到可以帮忙照看房子的对象了,我去的目的就是看看这份“祖产”是否安好。尽管如此,每逢下大雨,我妈都会在家念叨,老家的房子不会倒塌了吧。

走进滨江镇,你会发现破旧的街道仍然保持着90年代初期的样子。西边的街道因为是后期建成的,感觉上稍微现代化一点。东边的街道就像一个睡着了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偶尔路过的一辆汽车的轰鸣声,让寂寥的街道似从梦中惊醒。沿街的建筑仍以木门木窗为主,尤其是供销社的几橦老建筑,年代感很强的五角星标识仍然醒目。沿街的门店大多不修边幅,从敞开的木门里还能老人或孩子的身影,供销社全盛时期用过的木质玻璃柜台仍在门店发挥余热。为数不多的几家餐馆也以原生态方式呈现在顾客眼前。我看到之前的收购门市部也变成了一家餐馆,以前那个总写着乌龟壳和甲鱼壳收购价格的水泥小黑板上写着:糍把鱼、野鳝鱼、野黑鱼。如果拍摄电影电视需要90年代闭塞小镇的外景,滨江镇到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尼姑堰巷的变化就更小了,基本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巷子里的道路仍然是泥巴路,房子大多没有发生变化,但每次穿行在巷子里,斑驳的墙面和破败景象都让我感觉走在废墟里。我清楚地记得,从巷头到巷屋一共是37家住户。巷口右边是供销社的日杂门市部,水泥钢筋做的店招依然矗立,但已经十几年没有营业了,售货员大妈们爽朗的笑声也许久不现。走进巷子,左边第一家是蔡花花家的房子,上次遇到蔡总时她说房子已经卖掉了,院子里高大的梨树也没了踪影。通往张衡家的小路已经被荒草掩没,只能看到他家黑黑的屋顶。巷子右边第二家就是我家的老房子,门前长满青苔,右边窗户上的玻璃全部碎了,留下一个个黑洞。我家对门是阎伯家,锈迹斑斑的大门看不出有人居住的痕迹。闫伯房子隔壁是阮奶奶家,因为年久失修,房顶已经垮了下来。接下来是小举家之前的房子,门口挂着一把新链子锁,应该是有了新主人。小举家对面就是江大勇家的房子,远远就看到他家的大门被用红砖封死了,不知道是唱的哪一出。再往前走是洪奶奶姐妹俩的家,小时候奶奶总差我来叫两个洪奶奶去我们家打花牌。对面的王大爷肯定已经不在了,他门前站着的那条小白狗和白豹是不是有血缘关系?二毛子家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却没有留门,大概是把大门改到滨江路上去了吧。江波家的土坯房子已经拆了改成了菜地,塑料网网着生长旺盛的辣椒、茄子、西红柿和小葱。杜斌家的门也紧闭着,门口总挂个秋千的那棵大樟树也不在了,连树桩也没有留下。大明小明家的门倒是开着,可是里面没有一个熟面孔,更不会有人拿出热腾腾的炒花生递到我手里了……

继续往前走,是黑漆漆的东濩河,随着上游化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昔日波光粼粼的东濩河变成了一条臭水河。滨东中学的护校沟依然干涸,滨东中学的操场一度是每年公判大会的指定会场,滨西小学的学生也一度是公判大会的指定观众。有一年的公判大会上,可能是其中一个死刑犯身体忽然出现了紧急状况,被急匆匆地推到护栏沟里执行了枪决。因为这件事,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从干涸的护栏沟里穿越。就连碧水连天的小玉湖也被谢六指承包下来喂鱼了,我曾经看见他手下的工人用船载着满舱的化肥,用铁锹大把大把往湖里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