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思想巨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青年时期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故称“康梁”。胡适先生对梁启超崇敬至极，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这里指的是辛亥革命）”。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曾受到梁启超思想与文字的洗礼。

清末时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之中，一时之间，多少有志之士开始谋求变革以寻国之出路。梁启超的《论自由》则表达了他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的一些独到的见解，为寻求国之变革给出了一个方向。


“不自由宁毋死！”在《论自由》一文全篇的开头，梁启超给出了这样的呼喊。他讲到，自由这个词是并不是他梁启超独创的，追求自由也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愿。追求自由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成为了欧美国家的立国之本，是时代的大潮流。有的人会说，那西方的自由是否也能运用于今日的中国？答案是肯定的。自由是天下的真理，而真理具有普遍性。然而，自由的种类有很多，表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对此，梁启超给出了他的独到的定义。他将自由分为四个表现层面，即政治上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民族上的自由和生计上的自由。在其中，梁启超特别强调了政治自由，纵览全文可知，谋求政治变革此乃该文之核心，也是梁之作文初衷。

据称，梁启超是他所处那个时代著述最多的人，有人统计他的著述达一千多万字。然而他的著述之多，意蕴之厚，也非今人所能及。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渐渐跳出老师康有为思想的局限，其思想也不再遮蔽在其师的思想之下，而变得越来越活跃。他的思想的转变有两个方面：师法西方、回观孔孟。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认识，梁启超下面的言论让人不得不叹其识见之高。他通过列举古代罗马希腊的民主政体，来论述真正的民主自由是全民自由，而不应只局限与一小部分的国民。列举了十四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来论述宗教战争对于思想解放的重要作用。列举了西荷战争、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家间的战争，来论述武装斗争能够争取到民族的自由。凡此种种，梁启超得出结论：当今中国，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国民的参政问题和民族建国问题。如今看来，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表明，梁启超的见解是多么富有远见。

在《论自由》一文中，梁启超指出，纵观中外，追求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西方的那种提倡的自由还并不完全的适用。他论自由，却也认识到“今日中国”不可得享自由，他期望着能有一铁腕式的人物出现，陶冶国民，假以时日，以得自由。个人的自由与社会集团的自由并不能达到完全平衡的状态，个人自由总要局限于社会自由的范围之内。在当下，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中国变革前途的公敌。为了谋求全民族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应该适当得到控制。无论他大声疾呼学西方政体、要自由等，还是回观孔孟，其目的皆欲使国家富强。


那么该如何得到自由呢？梁启超又说了，最重要的是根除“心奴隶”。何为“心奴隶”？即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总览古今、遍及中外，举出各种事例来证明以上观点。字字玑珠，发人深省，忧国忧民之情渗透在字里行间，实为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可以说，时至如今，其认识之深刻与批评之尖锐，对于今来说积极意义依然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