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近代以来，发现了藏经洞，因而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莫高窟在近代以来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
1900年6月22日，在敦煌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保护莫高窟，四处筹集钱财，进行大规模清扫。当日他的助手杨果往第16窟（现编号）的墙壁上磕烟锅头，听到有空洞回音，告诉了王道士，二人于是半夜破壁探察，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发现一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曾向敦煌县令汪宗瀚、安肃道道台廷栋并甘肃藩台报备，却无引起这些官员重视，只下令王圆箓就地封存。王圆箓更曾上书慈禧太后，可惜当时政局混乱，结果毫无回音。王圆箓出售部分经卷给附近居民，当作符咒，宣称可以治病，消息引起了西方探险家们的兴趣，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从王圆箓处买到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其中的雕像和部分壁画，将其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损伤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从官员口中听到消息，立刻赶往敦煌莫高窟与王圆箓进行交易，以五百两银子买走六千余件。伯希和在将大批经卷装箱从天津乘海轮运往法国巴黎之后，又带一些经卷到北京向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请教内容，遂引起北京文化界、知识界大哗，纷纷呼吁请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窃夺、购买。朝廷才在1910年派员至敦煌将经卷运回北京。启运时清点尚有九千余卷，三个月后到达北京时只剩下八千余卷，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在京师派大员到敦煌莫高窟前，王圆箓认为这些经卷奇货可居，便事先从藏经洞中偷搬出许多捆经卷，别藏于寺庙的转经桶中或其他洞窟。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从王圆箓手中购买近三百卷写经，另外他们还在各窟搜寻到一批佛经写本。1914年，俄国考古学会会长奥登堡（S.F.Oldenburg）从王圆箓手中买进二百件写经。奥登堡还对洞窟作了大量的勘查，对南区和北区的石窟作了搜寻，搜得残片剩页近一万八千号。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1931年，王圆箓去世。一说王道士晚年患有精神异常，其实他只是装疯卖傻。王圆箓去世后，他的弟子为他修“道士塔”。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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