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光鼐的举报奏折是火上浇油 让乾隆爷发了大火 浙江学政窦光鼐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据实以奏，再加上这又是皇帝亲自叮嘱的事情，但是这份奏折却让皇帝发了大火。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浙江省是朝廷的钱粮重地，乾隆一直盯得很紧。然而不幸的是浙江省先后出了王亶望、陈辉祖两个大贪官。乾隆就想了，他们贪污的钱是不是公款？对浙江的钱粮收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于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皇帝就下令浙江省清查府库亏空的情况。 府库是中国古代官府仓库的通称。那亏空呢，就是仓库中的银子和粮食少于账面上的数目，出现了短缺。 这一查就是三年多，一直到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在乾隆的多次催促下，浙江巡抚福崧才递上来一份清查报告，说：浙江各地仓库钱粮亏缺三十三万余两，地方官员正全力弥补。浙江省每年征收的钱粮数以百万计，乾隆皇帝不相信才亏空了三十多万两银子，于是将浙江巡抚福菘和浙江布政使盛柱免职，另外派了三位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到浙江省清查亏空情况。其中，伊龄阿接任浙江巡抚。 你们浙江官员不是不愿意清查吗，那好，我派人帮你们查账。 这三位钦差大臣果然“效率”很高，二月十二日被派往浙江，三月到四月初就连续上了三道奏折，报告浙江省的亏空情况。他们说浙江省亏空三十三万余两，照抄了被免职的巡抚福崧的结论。曹文埴、姜晟、伊龄阿这三个人是二月派出去的，当时没有飞机，从北京走到杭州就需要个把月时间。办理交接手续、核对账目、实地调查等都需要时间。三个钦差只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报告了结果，明显是想敷衍了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窦光鼐揭发浙江府库亏空的奏折递了上去，对乾隆皇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窦光鼐指出的三个县的亏空，加在一起就超过了三十万两，和钦差大臣汇报的浙江全省的亏空持平。难道其他七十几个县都没有亏空？ 四月十二日，乾隆亲笔写下了长达一千二百字的圣旨，除了表扬窦光鼐外，还警告包括钦差大臣在内的所有浙江官员：再不认真清查，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窦光鼐的奏折让皇帝很生气。同时，浙江省的官员们也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全省官员齐刷刷地站到了窦光鼐的对立面，巡抚伊龄阿领衔，多次上奏乾隆，说窦光鼐捏造事实，污蔑同僚，严重伤害了浙江官员的感情。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是明的，有的是暗的；有的来自浙江省内，有的来自全国各地，气势汹汹地扑向窦光鼐，要求窦光鼐收回之前的奏折。 黄梅将亏空当成武器 还以此挟制顶头上司温州知府 为什么全省官员，甚至包括其他省的官员要对窦光鼐群起而攻之呢？这要从亏空产生的原因谈起。 亏空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官员贪污。但板子不能只打在官员身上，如果把亏空的原因只归咎于官员腐败，那就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清朝府库亏空的产生原因很复杂。 首先，清朝的财政高度中央集权，所有的钱粮收支权力都集中在中央，地方上的任何支出都要上报朝廷。地方一旦出现不时之需，如军需、河工、灾荒、承办差务、修缮衙门房屋等事情的时候，由于中央下拨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者根本得不到批准，地方政府就只能拿府库里的钱来救急。这种额外支出一旦得不到弥补就会形成亏空。 其次，清王朝实行十分微薄的俸禄制度。一品官员岁俸一百八十两，五品八十两，七品四十五两，九品三十三两。这些俸禄如果仅限于养家糊口是足够的，但是清朝的情况是，官员权力太大，责任太重。一个县所有的行政工作，都要由知县一个人来承担。农田水利、造桥铺路、剿匪捕盗、社会治安、征收税负等，都由他一个人来做。因此，他们必须要雇用师爷、幕僚、用人等，替自己出谋划策，分担工作量，司法审案方面得请一个师爷，钱粮民政方面得请一个师爷，档案文书方面得请一个师爷。清朝中期以后，知县上任一般都带着一百人左右的幕僚和用人，巡抚布政使等带的队伍则有五六百人之多。这些人的工资佣金是官员个人支付的。 地方衙门最大的开支是日常的迎来送往。地方官府没有一个铜板的接待费用，交际应酬的任务却非常重。就这样，地方政府就把朝廷存在当地的公款一方面用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另一方面为自己谋利。然后用今天朝廷下拨的款子来填补昨天的债务。长此以往，地方的亏空越来越大。州县衙门制造出了两本账，一本账是给朝廷看的，另一本账是给自己看的。如果新旧官员关系很好，离任官员可能会把真实的账目向接任官员透露一些。一旦办理了交接手续，亏空的定时炸弹就从一个官员手里传到了下一个官员手里。一旦日后亏空问题爆发，接任官员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官员都希望亏空问题不要在自己任期内爆发。这就类似“击鼓传花”的游戏。 有时候上一任或者上几任官员留下的亏空太大，下一任官员无论如何都不愿接手。比如，黄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就被弹劾过亏空公款，遭到了撤职处分。随后浙江省先后派了金仁、汪诚先两人接任黄梅的职务。金知县和汪知县两个人，到平阳县没几天，都先后找借口不干了。就这样，平阳知县这个职位竟然空缺了好几个月。没有办法，上司只好申请由黄梅复职，让他自己收拾平阳的烂摊子。 这样一来，黄梅更加有恃无恐，他看到亏空问题普遍存在，是人人害怕的定时炸弹。黄梅不但不填补亏空，还以此挟制顶头上司温州知府，默许他们父子俩在辖区内横征暴敛。黄梅的算盘是：我出事了，你也要出事。 窦光鼐的第二封奏折揭出更多黑幕 成功说服皇帝再派人调查 钦差大臣曹文埴负责盘点浙江财政，他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他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几位钦差大臣会同浙江官员，认真盘查府库，认定浙江十一个府的仓库共亏空白银二十七万二千余两。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窦光鼐的揭发，甚至比一个月前浙江省承认的三十三万两的亏空数字还要小。 为什么钦差大臣向乾隆报告的亏空数目越来越小呢？曹文埴这么做是有深意的。 乾隆时期，对于爆发出来的亏空问题，各地官员习惯于“内部处理”，谁造成的亏空谁拿钱补上，难以确定责任的就由相关的官员按照职位高低、在任时间长短，按一定比例掏钱弥补窟窿。曹文埴所汇报的亏空数目的减少，说明了之前报告的亏空数目的准确性，也表明没有新的亏空，而且浙江省官员在认真地填补亏空。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填补六万两亏空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曹文埴以户部尚书兼钦差大臣的权威身份，出面反驳了窦光鼐的揭发，维护了浙江省的官员。 曹、窦两人奏折的内容有出入。谁是对的，就意味着对方在撒谎，撒谎就是欺君，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双方僵持不下，都说自己是对的。 窦光鼐不畏惧，不退缩，决定用事实说话。他到浙江时间不长，但从官场和民间听到了很多官员腐败的信息。窦光鼐选取了一些和亏空问题有关的例子，写成第二封奏折，交给了乾隆皇帝。 在这份奏折中，窦光鼐再次强调浙江省的亏空不是几万两的小数目，而是几百万两的大窟窿。在奏折中，窦光鼐特意提出了浙江官场交际应酬的风气很重，间接造成了亏空。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当时浙江的高官，比如闽浙总督富勒浑经过嘉兴、衢州、严州等府，地方官员超规格接待，仅仅给总督大人门卫的红包就装了几百两银子。已经被罢职的前浙江布政使盛住，去年进京携带了数万两银子，还装了几大车的礼品货物，进京后用来交接权贵。 阿桂受命调查亏空问题 为了族孙和政治利益他选择了敷衍 乾隆皇帝决定派遣新的钦差大臣彻查浙江的亏空问题。他选择的是内阁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阿桂。阿桂出身八旗贵族，战功赫赫，既有威望又有能力。阿桂当年虚岁七十，与窦光鼐年纪相仿。但和窦光鼐不同的是，阿桂几十年南征北战，游历大江南北，熟知地方实际情况，对亏空问题多多少少有些了解。按说，他应该会支持窦光鼐的。但是，阿桂是个“聪明人”。 阿桂还有一个难言之隐，那就是，窦光鼐所揭发的闽浙总督富勒浑，正是阿桂的族孙，已经调任两广总督，是可以在政治上和他相互支持的一股力量。阿桂不希望查出富勒浑在浙江的罪行进而导致他倒台，阿桂决定就事论事，把乾隆交代的事情敷衍过去就可以了，不深入追究浙江亏空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幕：阿桂与曹文埴等人一起，当面询问窦光鼐要证据。 这一下直击窦光鼐的弱点。他的奏折，根据的都是社会传闻，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阿桂要他为举报提供证据，表面上看是合理的，实际上是在为难窦光鼐。 最后，窦光鼐无法提供证据，浙江地方官员反而拿出证据，一一否了窦光鼐奏折中的指控。嘉兴、衢州、严州等府官员作证说，富勒浑经过这些地方时并没有超规格接待，更没有给总督大人的看门人送成百上千的红包。阿桂就回复乾隆皇帝说，窦光鼐揭露的问题，提供不了证据。他还重点向乾隆报告了前任浙江布政使盛住携带重金去北京的事。 他为什么放着其他问题不说，要详细说明此事呢？这其中大有深意。本来，窦光鼐揭发盛住携带巨款到北京，是为了说明他“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但是阿桂清楚，比起“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乾隆皇帝更关心“这些钱哪里去了”，盛住携带巨款到北京来干什么。 阿桂说，盛住去年进京，的确携带了白银三万九千余两。但是，这笔钱不是用来在北京行贿送礼的，而是交给了内务府广储司。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负责皇帝饮食起居的专门衙门，它的经费独立于朝廷财政收支之外。内务府自己的财政，不受正常的财政制度监督。地方官员向皇帝表示忠心，贡献礼品，也都是直接和内务府打交道。而内务府广储司就是专门掌管皇家财政的。 总之，阿桂给乾隆的奏折，通过对窦光鼐举报的事件进行详细回复，非常巧妙地向皇帝灌输了一个印象：窦光鼐无端怀疑浙江官员，没有证据胡乱举报揭发。 果然，乾隆皇帝本来就信任阿桂，看了奏折后对窦光鼐失去了信任。至此，乾隆皇帝公开站在了浙江官员一边。七月初三皇帝颁布圣旨，专门痛骂窦光鼐，认定他诬告平阳知县黄梅，给予通报申斥，并要求窦光鼐写出深刻的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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