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报道，教育、公安、民政、妇联等11部门一齐向学生欺凌行为“亮剑”，日前共同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方案首次明确界定，学生欺凌应当是蓄意或恶意欺负、侮辱，并造成对方身体、精神伤害或财产损失。如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实施欺凌的学生可转送至工读学校。

中小学生之间的欺凌现象，是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近2.46亿儿童和青少年因体貌特征、性别与性取向、种族与文化差异等遭受欺凌。在我国，全国检察机关2016年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988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180人，这还不包括相当比例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欺凌案件。

对欺凌概念认识不清、处置乏力，一直困扰着现实中的欺凌治理。一些欺凌现象，要么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干脆当作正常“打闹”而不被重视，处理上表现出浓重的“随意化”特点。这既无法形成有效治理，也对被欺凌方的权益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此次综合治理方案，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明确了欺凌防治的制度框架。

当然，方案再详尽，能否发挥实效，关键还是落实。方案对学校和相关部门提出两个明确要求，一是学校要组成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负责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定；二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明确具体负责防治学生欺凌工作的处(科)室，县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负责处理申诉请求。这意味着，面对欺凌事件，必须让专门机构按正规程序处置。对此，相应的机构建设必须尽快跟上。

具体到对欺凌者如何惩戒，方案确立了阶梯性的惩戒体系：如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学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必要时可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专门(工读)学校进行教育；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则要诉诸司法渠道。这套综合惩戒方案，体现了“宽严相济”，也充分兼顾了“中小学生”的特点，但要落实好，还有待进一步的制度和“硬件”支撑。

比如，转送专门(工读)学校到底如何操作，目前尚无具体细化条件与标准，且该类学校不仅数量严重不足，收受条件也非常苛刻；再比如，我国现有的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决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问题，而对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暴力、侮辱行为，均没有涉及。那么，对于涉嫌犯罪的欺凌事件，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处理，就可能还涉及必要的立法跟进。

由于校园欺凌的特殊性，欺凌防治还是应把重点放在预防上。在这方面，方案要求学校应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展教育、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门设置教学模块等方式，并定期对中小学生进行欺凌防治专题教育，组织开展家长培训，引导广大家长增强法治意识，落实监护责任。类似要求，从落实情况看，似乎并不算好。因此，校园欺凌的专题教育如何落到实处，恐怕还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考核和监督，避免形式化。

中小学欺凌现象，多发生在校园，却不仅是校园问题；其以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又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涉及心灵、精神；对该现象进行防治，需要惩戒，但更需要“救赎”……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了校园欺凌防治，必须是综合治理，必须是多方的合力参与，必须每个环节“环环相扣”，不掉链子。就此而言，综合治理方案的发布仍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建设，它需要严格落实，更有待细化“填充”。

【编辑:高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