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写吴宓先生的感情文章很多，诟病他爱情人生的文章甚至盖过了他的教书育人的成就。
虽然吴宓先生终其一生，不成功的爱情让后人看了不免好笑同情之余生出几分感慨。但他在20世纪固守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洋溢着一份虔诚而独特的文化情怀，在中国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
就如同吴宓先生总结自己一生时说道：“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
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或受过他的教诲。他爱才惜才帮才的典故流传至今。
一. 爱才
吴宓曾对学生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
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点将被誉为“哈佛三杰”之一（另两杰为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曹云祥想让他用哈佛的模式来筹建国学院。
吴宓先生组建清华国学院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位顶尖级的大师给请来了，轰动了整个学术界。一下子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盛名尽人皆知。
吴宓先生原本是清华外文系的教授，擅长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进行对比，是第一个将比较文学引入中国的人，被誉为“中国比较学之父”。冯友兰先生曾说：“雨僧（吴宓的原名陀曼，字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建清华研究院，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尤其是筹建期间聘请王国维先生最见功力。
王国维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在学界地位极高，而且当时刚从北大辞职，因为他不习惯大学的教学方式，任凭蔡元培百般挽留也坚决辞职。可想而知，清华想聘请他，难度有多大。
这个问题把吴宓也难住了，论学校的名气和实力，当时的清华远在北大之下。论邀请人的身份和地位，自己跟学界领袖蔡元培相比更是望尘莫及，怎么才能让王国维心甘情愿地来清华呢？
吴宓想了整整三天，最后横下一条心，什么计谋都不用，就用自己的诚心去打动他！
那天，吴宓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离王国维家远远的就下了车，步行走到门口，轻轻地敲了三下门，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等着。等王家的下人把他领进去，吴宓又冲着王国维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王国维考虑了几分钟，很快就答应了。
后来王国维说，自己之所以答应来清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吴宓的态度。 "一个留学西洋的年轻人，用隆重的旧礼表达他对王国维的敬重和诚挚的邀请，令王国维很受感动，所以痛快地答应了吴宓。 ”
二. 惜才
1929年，钱钟书先生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有一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吴宓对钱钟书很是器重，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 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表现的不屑一顾。吴宓并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8年钱钟书从欧洲返国，吴宓先生举荐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执教外文系，但钱钟书先生在西南联大并不愉快，只教了一年即离开了。他离开时曾扬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久，好事之人将这话告诉吴宓。
吴宓一笑了之：“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在钱钟书要离开后仍然显示了爱才如命的学者眼光与人格魅力，致电挽留。
在吴宓的眼里同辈人文史学问最出色的当属陈寅恪，而钱钟书则是晚生中的翘楚。所以，吴宓以自己的爱才惜才之心，包容了弟子的狂妄和傲慢。
1993年春，钱钟书忽然接到了吴宓先生女儿的来信，希望他能够为其父新书《吴宓日记》写序，并寄来书稿。
当钱钟书读完恩师的日记后，心内慨然，立即回信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他在《吴宓日记》一书的序中，还恭歉地写道：“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
三. 帮才
他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对学生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
他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
在西南师院的岁月，每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却所剩无几。有时钱不够，吴宓先生还得向同事借钱。
有一次，吴宓先生听说某学生考取美国留学，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吴宓先生一次就给了他三百大洋，使这个学生如愿以偿。吴宓先生还再三声明：这笔钱是送给他的，不用偿还。
当1977年吴宓先生风烛残年生活不能自理时，他的胞妹吴须曼女士去接吴宓先生，他唯一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一个旧木箱，除几件衣服外，就是几包日记和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四. 教书育人
吴宓先生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就以备课认真著称。他上课极为守时，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教室。有时，学生还未到齐，他就已经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了。他开始讲课时，总面带笑容，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他上课主要用英文，有时也说中文。他讲课清楚，条理清晰，非常容易理解。
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讲义。很快，讲义写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们好奇，上前偷偷观察，发现他并不是抄写，而是完全凭记忆。在学生们的印象中，吴宓“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
而且开讲时，笔记或随身带的纸片连看都不用看一眼，所讲内容脱口而出，一气呵成。
他讲到得意时，便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学生们交口称赞。
五. 学生对他的评价
温源宁在《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间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
"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责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学生赵瑞蕻回忆吴宓先生说：先生讲的《欧洲文学史》最“叫座”。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不时把西文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比较。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著。
布置参考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他全装在肚子里，不用查看，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
学生李赋宁回忆吴宓：“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在西南师范学院时，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的恶习，吴宓出的试题是让学生当堂翻译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时间不限，从上午8时考到下午2时，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也不吃午饭，一直在教室陪学生考试。
学生茅于美回忆老师吴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得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 用生命守护中华传统文化
如果一个民族丧失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将面临灭顶之灾。吴宓一生视传统文化为生命，以生命维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表现出他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吴宓最赏识的弟子钱钟书这样评价他这位恩师：“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得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化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他的主张使自己处于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但吴宓不惧不让仍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因此也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吴宓在强大的新文化运动潮流面前，不人云亦云，明哲保身，而是以冷静、理性的学术精神、独立不倚的思想和先觉前瞻的洞察力，指出五四运动的偏颇之处，实属难能可贵。这正如吴宓先生写的：“热肠濒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
吴宓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在“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但他依然不改耿介性格。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晚年的生活相当凄惨，直到他去世后才被平反。
七. “老师”这个词是他的最爱
“文革”中，吴宓先生受到批斗，再也无人叫他老师。有一天，吴宓先生独自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凳上休息。
有一位青年见吴宓先生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先生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昏花的眼睛问：“是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回答：“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
一听见有人再一次叫自己“ 老师，” 吴宓先生不禁热泪盈眶，激动的摸索着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那位年轻人。该青年连忙摇手：“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
吴宓说：“小伙子，已有10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见推辞不了，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在那时那可是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啊。
1977年，因饱受折磨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那时他已经双目失明，卧病在床，当他听说本地的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开英语课时，便急切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1978年1月17日，一代国学大师凄然离世.
1977年，已经风烛残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先生，由其胞妹吴须曼女士领回陕西老家照顾。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吴宓病情渐渐好转，由人搀扶着可以下床在院子活动。精神状态好时，他便给妹妹和小外甥女讲自己儿时的往事，讲留学美国的和欧游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忆中，寻求风烛残年时的心灵上的慰藉。
1977年1月14日，吴宓先生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先生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先生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岁月里被疯狂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唯记得自己是“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宓先生最赏识的弟子钱钟书这样评价他这位恩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
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得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化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 而命运对他实在太不济了。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翁维谦在《哭吴宓教授》中写道：“少壮峥嵘老倔强，辞章典雅语铿锵。中西博学真才子，今古娴通自大方。” 正是吴宓先生一生的写照。
瑾于此文献给一代国学大师吴宓先生！
本文首发于简书：作者湖边屋的小妖，请尊重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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