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篇文章不是纯原创文章，书没看完，也没有资格去写。我只是看了众多相关文章后的整理与嫁接，仅作为各位看官的书籍推荐吧。显然，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它叫《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小学时，学许还山的《落花生》。不学《落花生》，未必晓得许还山。对于掌故的认知边界永远在拓展，例如今天我才知道这本书《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了解属于他女儿八十年的人生历程故事。
许地山《落花生》插图
现实中他只有两个孩子，许燕吉和一个儿子
看了点评，晚上随意翻看了几页，发现朴实永远是心灵上最憨厚的栽种，活下去永远是最具有勇气的坚持。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真好书也。
自高中读章诒和先生《最后的贵族》起，即培养了对口述往事的兴趣。这么些年，印象最深的包括章诒和的《那样事和谁细讲》、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等等。有友怪曰：年级轻轻，总归是应该向前看，为何总是纠结于往事？熟不知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太过猛烈，以至于忽略了大量值得追念思考的历史碎片。
我们习惯于太多历史上的宏大叙事，但对于个体的命运往往关注不够。章诒和系列着力于大人物们在民族整体性狂飙年代的飘忽命运，有纪传体的性质；而许燕吉的叙事更多地从个人经历出发，依据年代累进，层层展开；大人物和小人物对于各自命运顺适或抗拒的方式毕竟有别，但终究都不可避免地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中。一些零敲碎打的感受，满满的都是一种残酷年代的无力感。
许燕吉，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以近百年的人生体验，告诉你一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
“1941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不会想到父亲很快就要离去，日军占领香港，一家人要被迫内迁，辗转于湖南、贵州等地，苦不堪言。1950年，当我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时，我也不会想到卷入那场潮流，转眼变成右派，隔离审查，入狱六年，孩子夭折，丈夫与我离婚!1969年，当我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时，我更想不到竟会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而今天，我已经80岁……人可以有多个10年、20年，而我，就只有这一个80年……”
对于她为什么耄耋之年要去写自传，原因主要是公众媒体开始解读她的身世更多关注于她的第二段婚姻，她认为太狭隘。于是在老伴去世后安静地写下自己的一生。
采访者问她为甚么要维持这段离奇的婚姻时，许燕吉质朴地说：「我对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种契约。这老头子没有做甚么伤害我的事，十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变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再说，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又说，「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我们的道德观念基本一致。」当记者们表示对他们夫妇生活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时，许燕吉幽默地说：「我们各按各的方式活着，就像房东与房客，过去在关中，他是房东我是房客，现在在南京，我是房东，他是房客。」
左图为1938年许燕吉与父亲在香港，右图为70年代在陕西与丈夫合影
二00六年老头子走后，许燕吉一下子清冷了许多，闲来无事，她在广告纸、挂历的反面、大信封的背后，一笔一画，花了六年时间写了这部她自称为「麻花人生」的自传。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私人记忆。她说：「自己写的不一定多好，但起码真实，如果说历史是一株花，我希望读者既要看到上面漂亮的花，也要看到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以个人及家族的遭遇侧面映照历史，可视为二十世纪动荡变革的家国史之一页。最起码，可作历史的脚注。
许燕吉手录《落花生》（点击可看大图）
“落花生的女儿”只是一个标签。在历史上，它如网络的昨日头条一样是微茫的尘埃。如果这标签如能带人们走进这些微尘，并感知到自己和它们之间的牵绊，那这颗落花生的种子，就已经种下。
晚年许燕吉与学生在一起
老年的许燕吉安静地生活到最后一刻。她的养子孝顺，而唯一曾有过的亲生孩子，在批斗中未能落地。
在街道旁的树荫下，异乡或者家乡的街头巷尾，有无数沉默的“花生儿女”。他们或是喧嚷的大爷大妈，或是我们“回家了又想躲”的父母长辈。他们的人生曾经“实”如许燕吉：黑暗中留一口气，饥馑中留一捧粮；为儿孙拼命，不做它想也无法做它想。如今脚步蹒跚，他们带着惊人的坚韧和坚韧留下的局限，和他们为之拼命的儿孙——我们对坐，无话可说。
与历史微尘的对视能带给我们什么？
读读《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也许会有更多体会。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活下去，也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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