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无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专长于明清小说。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提到中国的科幻小说，很多人对其诞生的时间和具体作品感到印象模糊，近些年刘慈欣、郝景芳等当代作家频获“雨果奖”，再次将科幻写作推入中国读者的视界。以“科学想象”为题材，描述未来社会的写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尤为流行，四五十年代科幻小说发展到巅峰阶段，这个特殊文类在当时中国作家所创作的篇目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从左至右，依次是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都是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

科幻小说在清末已模型初具，自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来，它更多地与政治小说结合在一起，以未来为基点想象“新中国”，反映出帝国主义时代作家们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前途的重构。

1904年荒江钓叟所著《月球殖民地小说》堪称中国科幻小说之鼻祖。原载《绣像小说》，共三十五回，从第二十一期到第四十二期，计三十一回，此时连载中断。第五十九期至六十二期，又载四回，第三十五回止，未见结局。

《绣像小说》则创刊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以其丰富的小说题材和内容，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也因此奠定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龙头地位。

“荒江钓叟”生平无考，虽然读者群体日渐增长，但当时小说地位不高，即便是《绣像小说》这种大热刊物，作者们也大多避用真名，而以红都百炼生、洗红厂主、忧患余生、血泪余生、悔学子等笔名代之。“钓叟”即渔翁，临荒江而钓，颇有几分孤寂的味道。小说中途停载，后来又未完而终，原因虽不明，但大致可以推测，这位“荒江钓叟”，可能遭遇变故，无心写作，又或与出版方意见不合，终止合作。

虽然受到法国凡尔纳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的影响，《月球殖民地小说》所采取的结构和叙述模式仍遵循传统章回小说体制，以主人公离合为主线，不仅保留说书人的语境场，还擅于在回末设置悬念，是一部糅杂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与域外小说特征的“中国风”科幻小说。

小说讲述湖南湘乡人龙孟华因报仇杀人，携妻子凤氏南逃广东，于茶馆巧遇中国义士李安武，同悲失路之人，李提议龙凤二人随其前往松盖芙蓉，岂料所搭轮船遭遇风浪，龙孟华与妻子失散。龙孟华在南洋住了八年，在日本人玉太郎的帮助下，搭乘“气球”寻觅妻儿，从亚洲转向欧美，又到达非洲、大洋洲等地，经历诸多劫难，目睹鱼鳞国等荒蛮小岛的恶风陋俗，数度死里逃生，最后，龙孟华在避世高人处重遇凤氏，又在凤飞崖找回“登月”的儿子龙必大，全家得以完聚。由于小说未能连载完成，故事在玉太郎欲访月球，探寻“更高”文明处戛然而止，殊为可惜。

作者在书中寄寓的乌托邦想象可分为科幻与政治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科幻的层面来看，玉太郎所驾驶的“气球”为当时日本研制的“最新潮”的工具，兼备交通工具、起居寓所、武器装备等多功能用途。龙孟华初见“那气球的外面，晶光烁烁，仿佛像天空的月轮一样”，走到机器里头，更是对内中乾坤赞叹不已。从“会客的客厅”，“练身体的操场”，还有“卧室及大餐间”，简直“没有一件不齐备”，连“眼睛都看花了”。这架大工具操作简便，欲降落纽约时只需“坐在一个机器椅上，拨动机关，轻轻的到得地上”，人跨出来后，“那椅便立时缩上，合在那球的下面，毫无痕迹。”

《月球殖民地小说》第五回插图，气球下吊着一个竹筐，图中一只脚跨到篮子外头的是日本人藤田玉太郎，龙孟华因为痛失亲人正在亭子里喝闷酒。

在环游诸岛涉险之际，“气球”往往成为主人公避难还击的绝佳场所，途经酋长食民膏血司常煞儿岛时，索性向下大开绿气炮，“不看这野蛮之地”。在孤虚岛见中国同胞被异种人残害，便到军器房中拨动气雷机关，将马队打得旌旗粉碎。

气球原是法国人在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新式武器，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中介绍：“近来法国于其电气机器考求益精，将来或能够造船形气球，迎风逆气，或借旁风而速前行，则或借以清兵解围，或通信营垒，其益最大。”还可在气球上掷放炸药，用以通讯、解围。光绪二十五年，《清议报》报道德国军队使用的新式气球行驶四百里只需六个钟头。到了1900年，气球在欧美诸国已经成为普通人都可以使用的观光工具。作者正是在对西方先进科技的认知基础上，虚构了自由驰骋天际的玉太郎牌气球。

当然，即便是此时地球上最先进的“气球”，仍有不完全处：“第一是不能脱出空气；第二是不能离开地心的吸力；第三是脱出空气、离开地心的吸力，不能耐得天空的寒气；第四，纵然耐得天空的寒气，被那地球外的旋风也吹得张皇无定，不能称心所欲，任便走往各世界。”作者对于载人航空工具的构想可谓相当超前而缜密了，于是便有了向往月球世界的幻梦。

此外，小说对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的想象极为新奇大胆。第十二回写哈老医生为昏迷中的龙孟华“洗心”，仅用一块透光镜照出心房上蓝血占十分之七，剖开胸膛取出其心，用药水洗毕复又装回，不需缝合仍以药水擦拭，真“无痕手术”。第十八回鱼拉伍被狮子咬下小半截手臂，隔了一夜，换下满盆鲜血，仍能把膀子装上，和平日没甚两样，其间这位英国绅士谈笑风生，直令人想起关公刮骨之慷慨。第三十二回为医治患了癔症的玉太郎，在其脑袋上开了一个大窟窿，用药水拂拭，挤出紫血。充斥着“病痛”“血腥”“死亡”的叙述容易引发读者的紧张心理，迎合其猎奇追求。文中还涉及对德律风、电铃、电报、电灯、五彩电光衣等新式电器的描写，对毛瑟枪、气雷等先进武器的描写，甚至有对农业机械化、人工控制天气（人工酿雪、酿晴）等的描摹，内容涵盖动植物学、心理学、天文学、医学等多个领域。

这些天马行空的“物”或“科学技术”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作者对未来国家社会层面的想象，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则更多地和与其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

从政治的层面看，小说家视野中的乌托邦首先是西方强国，“美国是本地上最文明的国家”，小说中玉太郎的父亲“劝国家早仿美国制度”，但遭到政府屏斥，从侧面反映出梁启超小说中所指的“日本裁抑民权”。在日本此路尚且不通，遑论虚弱的晚清政府。

玉太郎作为日本精英文化的代表，时常以拯救中国人的形象出现，文中写他与中国妻子濮玉环琴瑟和鸣、志趣相投，从某种程度上又隐喻了中日同种，携手对抗亚洲秩序失落的困境。明治维新后的强国日本，成为清廷向往效法的对象，作家不自觉地营造一种东亚携手共进的理想诉求，而这一诉求恰以中国社会的黑暗为反面教材，国内官场乌烟瘴气，当权的是太监陶蓁蓁（桃之夭），耳聋眼花衰弱不堪的三大臣；海外官吏愈发嚣张，纽约、伦敦使馆官吏只图眠花宿柳；以唐北江为首的清末志士却被视为“乱党”，或遭诛杀，或逃海外。

第七回写到龙孟华因寻妻心切，在纽约街头奔走，被捕入狱，美国捕头向前来“保释”的玉太郎宣称：“没护照的人，照着万国的法律，是应该照会本国领事馆；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享这种利益。并且中国的领事官，他到我们地方来，也不过为了几个钱，剥削剥削他们中国的百姓，在我们政府的权力下混过日子罢了，那里还有心肠来管这些闲事？客官，据我的愚见，你干你的去，不必管他的闲帐了。” 华人的屈辱地位在同时期小说《文明小史》中也可窥见一斑，在英殖民地香港，“除日本人同欧洲人一样接待外”，如是中国人“竟当做土芥一般”。可悲的是本国官员尚不回护，令人心寒。

玉太郎访中国领事官胡龟年求其搭救龙孟华的一段描述极为讽刺。走到领事门前，陡然见“公出”二字，门丁“一手拿着自来火，一手拿着雪茄烟，呜呜喇喇的在那里嗅个不了，不来理人。”玉太郎清楚这是中国衙门里的规矩，“对症下药”，掏出钞票来，门丁登时“手也软了，嘴也伶俐了”，及至见了胡龟年，他百般推辞，拒不保人，连日本人玉太郎都看不过眼，斥责道：“尊驾做的是领事，该有保护本国人的责任，那得便算多事！捕头没来照会，这是捕头无理，轻看尊驾，轻看你中国的皇帝，轻看你们中国通过的百姓。倘然在我们日本，遇着这样不平的事，一定要和他政府争论；争论不下，便是交兵打仗，也应当的。”最终在日本领事官中村喻一的斡旋下，龙孟华以日本人的身份保出，事情解决后，玉太郎经过中国领事馆门口，门丁还游说他用几千镑“周旋”胡龟年的姨太太，必能办妥此事。从官僚到仆役，丑态百出，书中虽对国内政局着墨不多，但写海外见闻多有影射中国社会之处。

1904年前后，义和团事变刚平息，《辛丑条约》签订不久，政治中心北京伤痕累累，城墙上还留有攻城时火炮轰出的缺口，街头巡逻的是殖民国家的士兵。大清国早已积重难返，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的确是亡国之候”，彼时泛亚洲主义者船津输助曾分析道：

北京于明代即有宏大的地下水设施，但今天已全不能用，故道路皆成沟壑。入冬以后，皇帝赐予贫民的救恤费全被官吏侵吞，以至于有‘当官的抢乞丐饭吃’之俗语。孤儿院之类，也徒有虚名。人死以后门前奏乐，客人来了又奏，其家人伏死人枕边大声恸哭，一旦客去，则谈笑如平日，不见一丝悲伤，凡人情皆虚也……北京全市，皆名实相反。

如此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怎能不令人扼腕？那么现实之下，作者究竟寻求的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境界？

第十三回玉太郎做一奇梦，经由两胁生翅的天使引导到了所谓“地球栖流公所”，而殿上坐着的三个大人中间是如来释迦，东边是孔氏仲尼，西边是美国总统华盛顿。天使向玉太郎介绍：“这三位算地球上有数的人物，经本世界选定，做公所的三首领”，说完还“行了三鞠躬礼”，可见作者设想中的“应许之地”，应当是西方文明与儒释二家共治的理想国。

文中对中国传统儒道的态度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作者站在清末宿儒的对立面，以革命党自居，多次借人物之口批判“八股”、经学，“中国一班的官员都是八股出身，和我们办起交涉来，起初发的是糊涂病，后来结果都是一种胆战心惊的病。非独八股不要做，就是寻常的笔墨也以少动为妙。”简直将封建文人赖以致仕的“武器”贬得一文不值；“庚子一年，你们国里的大员有几个不相信邪教的？我听见人说邪教里的故典，煞是可笑。供的是什么六百文神位，问起六百文是什么神道，原来北边人的说话，六字的声音就和刘字差不多，六百文就是明朝的刘伯温。”又说勒儿来复岛所见的一群中国儒生“一种酸腐的气味，铜墙铁壁似的，一滴水也灌不进去，倘若自己的本领略略久些，还要惹得一身病痛。”这些程朱理学的拥趸者在作者看来是无可教化的。

另一方面，作者又反复强调龙孟华、濮玉环等人幼习诗书，精工词赋书画，在焦虑动荡的叙事中，不时点染悼亡诗作之哀艳，中秋酒令之温情，且小说主人公始终不忘民族复仇与振兴之大义。较同时代的作者而言，荒江钓叟确实摒弃了“中国中心”的叙述策略，以环顾世界文明的眼光考察未来中国的可能性，甚至表现出向月球进发的野心，但清末知识分子在隐讳与反叛之间言说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始终还保有对“礼法”的尊重和以仁政统治世界的愿望。

然而理想的乌托邦是永远只能是追逐的目标，这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一种狂想式的线性进化观，第三十二回玉太郎遇到从月球访学回来的龙孟华一家人，惊叹于月球的文明程度远胜于地球，推及而去，“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的千倍万倍。”所谓的桃源世界、自在天地更多的是小说家参与政治表达的一种途径，并非真有一套成熟完备的体制。

诚如汉学家王德威所言，科幻小说的背后是作家和读者结合政治理念，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思索，或者说仅仅是小说的一种修辞策略。但科幻小说家基于对新知识的崇尚心理和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采用熟知的话语模式书写科幻小说，这一事实却无法否定。《月球殖民地小说》向月球文明发出“求索”的呼告，或许正是荒江钓叟本人在内外交困背景下对华夷之辨的未竟思考。

参考资料：

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美）王德威，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