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中国思想史》札记（7）|163

庄子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超越性，超越人生层面的问题而关注宇宙。

孔孟杨墨的关注点都在人生，但是庄子看到了人生的有限甚至无奈，所以追求超越人生，落脚点在宇宙上。

当然，人生的安放之地是在宇宙中，认识到宇宙在空间上的无限、在时间上的无限，也就能更好地懂得人生之渺小和短暂。否则，不懂人生安放处，就难以把自己安放好。

于是，庄子提出了“智识”上的很多问题。

比如：不要让有限的“知”去侵犯无限“不知”，即强不知以为知，结果就是“殆已”，危险了。

比如，人在认识上有两大界限：

第一是“生与死”，生人不知死事，这是时间上的界限。

第二是“物与我”，我不能真切知道非我之物。

这两大界限也就是人认识的两大局限，这一时不知那一时，这一处不知那一处。

可见，人类认识是不可靠的。那么，由此引起的什么好恶之情、是非之见也就更不可靠了。

既不了解，谈何爱憎？既不了解，何从判断？

时空中的这一边，此时此处，庄子称为“是”。而那一边，他时他处，称为“彼”。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有“是”必有“彼”，有“彼”必有“是”。两者同时产生，平等存在。同时，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那边而言，“彼”也是“是”。

人类的认识往往认为这边是好的，那边是恶的，认为这边是，那边非。既然那边是不了解的，怎么能判断那边就是恶的、非的呢？庄子认为，这便是越过了“知”的边界而侵犯到了“不可知”的那一面，也是从人生界去推测宇宙界，用有限来推测无限，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以有涯随无涯”。

其实，我们如果站在宇宙立场，就不存在有限与无限的差别，不存在这边与那边、“彼”与“是”的界限。那就无处无时不是，无处无是不可好。同时我们处在人生界中也要知道有宇宙界的存在。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生，是只有得而无所失，即“适得”。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呢？就是没有得失之心、没有是非之见，仅有得而无失，仅有是而无非。人人如此，物物如此，宇宙之极无，转变成人生之极有。

如此，一切平等，而不是相对，庄子称为“环中”，一切都是中心，一切都是无穷。

我们不能只看到了自己这个中心，而抹杀了其他一切的中心。当然也不能只看他到其他中心，而抹杀了自己这个中心。这便是庄子说的“两行”，类似两条相对的平行线。钱穆先生说，“两行”正是《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意思，万物竞相生长而互不妨害，日月运行、四时更替而互不冲突。

既然每个都是一个中心，也就不必有所向往，也就是“无适”，彼此各得其所。各人都把自己约束在自己的份内，庄子称为“约分”。（页41）这个分际之内，庄子认为是不断变化的。就像庄周梦蝶，为何要区分到底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呢？这就是要分个是非好恶，这就是不知“化”。“化”的概念，庄子由此提出。

庄子的理想人生就是“与化为人”。什么意思呢？“化”是宇宙界，也就是人生外面的“大环”，在这个大环中安放人生便是“与化为人”。

那么，做不到“与化为人”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只看到了有限的人生，而看不到无限的大化，只认识到了有限人生的中心，而认识不到无限的大化的外环。

做到“与化为人”的人就是“神人”。庄子也叫“神人”为“至人”、“真人”、“无人”。“与化为人”的这些人，游乎方外，游乎形骸之外，也就是宇宙人。还有一种人是“圣人”，圣人不是宇宙人，而是世间人。

钱穆认为，庄子书中的神人，依然是一个人，只是经过了“人文洗炼”，但仍然想回归自然理想的自然人。我们常说庄子“反知”，钱穆说，倒不如说庄子在“赞颂知”。只是“小知不及大知”（《庄子·逍遥游》）、“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后来的神仙思想都来源于庄子的思想。庄子书中的神仙，依然是一个人，从人的世界产生，而非从另外一个世界降临。庄子还是中国思想。庄子虽然喜欢讲宇宙，但并无西方宗教气息。虽然是一种无神论，但思想并非是自然科学的，而是人文精神的。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孔孟杨朱和庄子的思想。

孔孟杨朱讲的“道德人生”，庄子追求的是“艺术人生”。

其实庄子思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有“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一面，也有“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一面。前者似乎积极，后者似乎消极。庄子书中很多地方称赞引用孔子、颜渊，只是注意的多是其消极的一面，注意的是“藏”和“独善”的一面。

墨子注意到了儒家中的“行”与“兼善”，或许杨朱早就注意到藏与独善。由此，钱穆推测，说不定杨朱是庄子思想的先驱，只是文献不足，不能详细证明罢了。当然，庄子的藏，是把有限的人生妥贴地藏在无限的大宇宙中，这一点，杨朱绝对是没有阐释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