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除了领导之外，还是个诗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据说那个有名的格鲁吉亚人当年也想当个诗人，还写了好几首被称为脍炙人口的诗，后来，因为主要精力都用在革命工作上，于是苏联的文艺战线就少了一个诗人或者男高音。当然，历史不能重演，那个用名的格鲁吉亚人能不能最后成为一个好诗人或者好歌手谁也不知道，但在政治战线上，他可是赫赫有名。
诗人毛把他的个人爱好贯彻始终，不老少的诗篇还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毛的诗词是不是对他的著作享有最终的所有权，见仁见智。但是当时党内不少的笔杆子争先恐后向主席请教诗歌创作，倒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惹得毛夫人不悦，成为以后笔杆子落难时候的一条罪状：影响主席休息。
重庆谈判时候的毛，凭借一首沁园春，引得不少受过传统教育的对方和第三方达人们的垂青，以为气魄大。在中国的语境中，从诗中寻出一个人能否有出息，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早时候朱元璋的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也端的是气势磅礴。这话说起来有些如算命先生给人算命，只不过一个看的是相貌，一个看的是文字。到底准不准？看官自己琢磨吧。
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这句文绉绉的话放在今天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既然诗歌这么好，当然要与民同乐。于是，1957年1月14日，毛接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时就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一年以后，毛旧话重提，，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发出了正式号召：“印了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指他在成都亲自编选的一本唐、宋、明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讲完理论之后，毛还兴致勃勃地提到了一些细致入微的要求：“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100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3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当时的情景，那真可以说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幸亏赵本山生的晚，要是赶在当年，早就泯然于众了。有资料记载：有的地方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山西省提出一年内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甘肃省规划半年产生500名作家，一年出现2000名作家，三年出现10000名作家；湖北省红安县则出现了1000多位民间诗人；四川省叙永县山区有一个7口之家，除了1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2个两三岁的小孩外，其他4人全都会写诗，1958年10月以前，一家就写诗3500多首；湖南省31岁的农民刘勇计划1958年要写1400篇作品，他每天下田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文学刊物和书籍，休息和睡觉的时间，就是他创作和阅读的时间。
全国被称为“作家”、“诗人”的人数由1957年的不足1000人，激增为1958年的20万人。不知道以高产著称的乾隆皇帝看了会不会乐得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不过就跟各种各样的风口一样，飞上天的猪那也是猪，一旦风头过后，连猪毛也不会剩下。那时候的诗人一个就是郭沫若，人人都想学他，超过他。连人民日报在发表一组少儿创作的诗歌后，也不忘了顺手公卫一下郭沫若：“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好在郭沫若不算糊涂，赶紧摆手：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
时年郭沫若66岁。
老铁，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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