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何善述教授：参加远征军，退伍后三进同济，与生化学科的一世情缘|163

何善述教授于2018年5月6日驾鹤西游，享年92岁。

怀念这位无比传奇的同济老人，他为同济生化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他也是我授业恩师王建枝教授的老师，为同济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何善述，1952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60 年作为武汉医学院生化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酶学动力学研究及遗传性代谢病的研究，建立了国内较有影响的医学酶学实验室，在高雪氏病、糖原贮积病等遗传代谢病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血气方刚时，参军打日本侵略者，远征印度；

退伍后潜心基础研究，用一生践行同济精神！

这就是同济的风骨！

也是老一辈中国人的风骨！

何善述：我与同济生化学科的一世情缘

来源：校史研究通讯

苏明华杨少瑞访谈整理

参军报国埋误会

1926年，我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岛农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日本占据崇明岛。当时我才11岁，正读小学6年级，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1942年，我逃亡到四川，进入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一年级。当时绵阳国立第六中学接受逃亡学生，并免费提供一日两餐。

1943年冬，我17岁，响应国民党十万青年参加远征军的号召，第一批报名参加缅甸远征军，但由于我大哥的坚决反对参军没有成功，我只好回到四川绵阳第六中学高中部继续读二年级。

不愿作亡国奴的我，1944年冬决心第二次参加远征军，这次参加的是印度远征军。

事先并没有告诉我大哥，等到了印度后才告诉他。到了印度密支那，我加入著名抗日将领孙立人将军的新一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新一军、新六军开到东北战场，准备打内战。我当时想，我参军是打日本侵略者的，现在怎么国内自己打起来了，所以要求退伍。

但由于规定学生参军要满两年才能退伍，所以到1946年9月，我才从长春退伍。

后来我受到多年的磨难，都和这段历史有关。

三进同济坎坷多

由于优秀的退伍学生军可以优先入学，1946年11月，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新生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德文培训。

当时我一直在考虑学什么专业。学工科做工程师，需要有人介绍，而我是农民出身，也没有后台，所以学工科不行；而学医有手艺，就算没有后台，我也可以身背药箱做一个游走四方的郎中，于是我决定学医。

1952年，我结束了在学校的前期理论学习，准备开始临床实习。当时卫生部考虑到解放前的教授都是外国人，后来外国人都回国去了，因此中国需要培养自己的教学师资人才。记得那时我们班上共有108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留在临床实习，包括外科、内科，称为后期；另一部分人参加师资培训，学习基础技术和生化生理、病理等，称为前期。按照学校统一分配，我被分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高级师资培训班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当时，我还没确定进入师资培训班后学什么专业，师资培训要求学习前期的课程，而我对已学过两年的前期课程感觉都忘了，心里很困惑。

就在报名的前一天，我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无意中打扰了正在办公室看书的梁之彦教授。梁教授问我：“何善述，你跑来跑去在干什么？”我说：“我明天就要报高级师资培训班，但是学什么专业我决定不了，心里很着急。”梁教授说：“你就学我的生化专业好不好？”我说：“好，我就学您的专业。”我为什么立马就答应梁教授学习生化专业呢？首先，梁教授教我们生化课，作为学生，我们都非常尊敬他；其次，我对生化也有一定的了解，再加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好，感觉自己以前学的东西都忘掉了，因此梁教授这么一说，第二天我就报名申请了他的生化专业。学习一年后，我对这个专业越来越有兴趣，专业方向就这么固定下来。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保定的河北医学院生化教研室，做了一名生化教师。可以说，梁教授一句话就决定了我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专业，我非常感谢他。

在河北医学院工作期间，我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我也很受学校领导的重视。但当时国内正进行肃反运动，由于参加过国民党远征军，运动中我被作为反革命嫌疑犯关押了几个月，并被要求自我反省、写材料。后来调查结果是，我没做什么坏事，就把我放出来了。这次事件给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我想不通为什么好人也要受到这样的批斗，所以我离开了河北医学院。

1956年之前国内没有硕士、博士学位。1956年之后，我国开始学习苏联招收副博士研究生。那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已经迁到武汉，改名叫武汉医学院。梁教授是一级教授，卫生部授权他有资格招收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我考取了梁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回到武汉医学院，从那以后，我和梁教授在一起又工作了很长时间。和我同时考取梁教授研究生的还有冯宗忱老师，他后来接梁教授的班，担任生化教研室主任。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梁教授被判了极右，我也被划为右派。我们二人一起在农村劳动。1959年梁教授回到学校，我还留在农村劳动，后来我又被下放至老家崇明岛养鸭子、养猪，我都坚持了下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得到平反，被调到崇明卫校当教师。我在卫校工作两年后，到同济找领导，要求回武汉医学院，我说，“我在哪里倒下的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当时有关领导认为，把我调到崇明卫校就算是给我平反了，并认为我离开学校20多年，再回到同济，业务可能跟不上需要。这时，作为校委委员和武汉政协委员的梁教授出面为我说话，他说：“你不要看何善述离开了专业20多年，但他的业务水平我很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再培养10年，水平也抵不上他现在的水平。”学校领导听梁教授这么说，就同意我回到学校。

回校后，学校经济条件差，不能补贴过去20年的工资，也不能分配房子，我说我既不要钱也不要房子，只要让我工作就行。当时教研室主任皇甫永穆知道我的情况后，非常关心我，就把我安排在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住下。

半世自强终自立

1980年，在梁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申报科研课题。那时刚改革开放，卫生部有个全国招标课题，叫“优生优育”研究课题。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小儿科主任和我一起申报这个课题，结果我们中标了，拿了十几万的经费，我就在“优生优育”这个课题的基础上开始了科研工作。“优生优育”课题的原理及技术大概如下：我们在妇女怀孕 5 个月左右时，利用胆碱酯酶活性定量测定法，测量羊水中酶活性的高低，来判断胚胎是否存在畸形。该技术主要测定的是神经脊椎裂畸胎。健康胚胎大脑后面的神经质本来是密封的，而患有神经脊椎裂的胚胎的神经质会出现开裂，脊椎会立马分泌一种酶——胆碱酯酶，并扩散到羊水里。我们从羊水里面测定胆碱酯酶活性的高低差异，就可以得知胚胎是否患有神经脊椎裂。患有此病的胎儿生下来都是不正常的，而且也活不了几年。后来这个课题获得卫生部三等奖。

当时选择申报这个课题，是因为我掌握了胆碱酯酶的测定方法。国外在1980年左右就有该测定方法的相关文献报道。我把国外的方法进行改良后，其灵敏度提高了好几倍。用改良后的方法来测定羊水胆碱酯酶活性，这在国内是首创。后来我办了许多培训班，把此方法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样我逐渐在生化学界小有名气了。

这之后，我的生活和工作一下子就都顺利了，一年升讲师，再一年升副教授，再两到三年升为正教授，直线上升。在这之前，我做了二三十年的助教。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从事酶学动力学及遗传性代谢病的研究，建立了国内较有影响的医学酶学实验室，在高雪氏病、糖原贮积病等遗传代谢病的酶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6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约100余篇。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注重“细胞信号转导”的研究，因为它与酶的级联和自身反馈平衡相关。后来，我又转而进行缺氧性肺血管壁平滑肌细胞增殖及其逆转、Alzheimer病的早期诊断生化指标、肿瘤细胞的负调机制及神经元衰老防护的分子机制等方面研究。

桃李春风乐晚年

我平反后回到同济时，梁教授名下有4名研究生：杨渝珍、王炜、邹光楣、任平。虽然他们都是以梁教授的名义招收的，但由于梁教授年纪太大，所以就分给王巽义教授两个，孙家寿教授两个。后来王巽义教授中风住院，就将他培养的两个研究生王炜和邹光楣分给我培养。这是我培养的最早一代研究生。

后来，利用“优生优育”研究课题得到的经费，我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做科研课题、招收研究生。我每年大概招两到三个研究生，先后培养了大概二三十个硕士、博士。

我培养的学生国内国外都有，其中有许多人的成就都高过我，对此我心中非常高兴。例如王建枝教授，她现在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还有屈伸，当时是我的助教，后来任同济医学院副院长；第一批公开外招的研究生有三个，分别是胡波（现在美国）、周洪华（江西南昌企业家）、龚成新（现为我校客座教授）。

以前研究生不上生化课，我1980年回校后，提出为了保持招收研究生的资格，有必要为他们开设生化课。那时候，梁教授年纪大了，就让我牵头。就这样，我给研究生上课到现在有几十年了。

我工作到1991年，65岁时退休，然后又继续给研究生特别是给博士生上课20年。因为生化专业进展很快，有许多新东西，如果不讲解，学生有时看不懂，尤其是有些教材上没有的、科研上又用得着的新成果。从1952年报考师资班到退休，我学了近半个世纪的生化专业，从生化基础到前沿方面我都比较了解，对最新进展也把握得很准。每年给博士生上课时，我都要根据自己收集积累的图书资料，给他们讲解生化方面的最新进展，供他们参考。那时，我给博士生上一次课一般都是两、三个小时，一周至少上两个晚上。许多人常常从外地搭火车来听课，听完后第二天又赶回去上班。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很有用，所以我一直坚持义务上课20年，一直到85岁，当我感到自己耳朵、眼睛都不行了才停下来。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从南昌开会回来，腿摔坏了，结果学生用自行车把我接到教室去上课，上完课后学生再用自行车把我送回来。

在科研设计和对科研的理解上，我比学生们有经验。我常常跟他们讲科研设计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很好、很完整的科研设计，科研往往就会失败，失败后就会灰心，两三年以后就会一事无成，就算有成果出来，水平也不够，或者没有突破和创新。科研设计的好坏也跟基础知识学得是否扎实有很大关系。

我告诉学生们，科研设计要有自己的想法，要自己动脑筋，要在某一个点或某一个面上有创新，完全重复别人，没有什么创新的成果，是没有意义的，是在浪费时间。我在给博士生上课时，经常给他们讲创新的基础，包括我过去收集的很多方面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比如膜受体与信号的传导、T细胞和B细胞以及它们相关的受体、细胞凋亡、核受体、细胞衰老等等。我让学生们有困难就来找我，我与他们一起商量着解决问题。有些听过我的课，但不是我学生的博士生，我也指导他们怎么报课题，怎么拟课题。

师生共勉再努力

在《同济医学院1978级研究生30周年纪念册》中，我这样写道：

人到晚年，回忆过去，愧对一生！

所以近20年我用如下三句话作为座右铭来激发自己：

认认真真地工作（含教学与科研）；

清清白白地做人（含待人与律己）；

平平淡淡地生活（含俭朴与乐观）。

但自我检查，做得很不够；欲切实做到，确亦不易。

今寄以共勉，力求敦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