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民主的浪漫：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作者：[美]顾德民，译者：郑菲、李胜、马惠娟，校译：闻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在1964年至1970年期间担任墨西哥总统。1968年10月2日，他负责策划了一场许多人认为预谋已久的大屠杀，数百名学生和抗议者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北边的特拉特洛尔科公共屋邨惨遭杀害。

尽管特拉特洛尔科常常在英语中被称为公共屋邨（public　housing　complex），但是这样的名称对于美国的读者来说还是挺容易混淆的，人们会以为它指的是城市为贫民提供资助的住房。然而在墨西哥恰好相反，像特拉特洛尔科这样的公共屋邨曾被（现在也是被）中产阶级的家庭占用，很多住户家庭中都有一位成员在政府机构任职。特拉特洛尔科这个地方早就具备象征意义，因为它接近三种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那里就是1521年西班牙入侵者Hernán　Cortés正式击败阿兹特克人领袖Cuauhtémoc的地方。当我为这本书搜集材料的时候，我常常会问圣多明各的朋友们一两个关于墨西哥的政治生活的问题，他们经常这样回应我，“马特奥，谁还关心墨西哥的政治啊？关于莫尼卡的绯闻，你有什么新的爆料吗？”

如果有人想要寻找这种对当代墨西哥政治漠不关心的类似表达，那么追溯的路径将毫无疑问地带领我们回到1968年10月，那时墨西哥的大多数人对政治都不再天真了。1968年之后，墨西哥的官方政治再也没能从它的公民那里获得任何一点好处。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的影响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9年达到高潮，学生们再次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发起罢课，挑战政府当局。

1968年7月末，学生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混乱的冲突，在全国罢工委员会（Comité　Nacional　de　Huelga）的领导下，迅速激化为史诗般的首都学生运动。就像同一时间在法国、德国、泰国、巴西、日本、塞内加尔、印度和美国爆发的学生运动一样，来自墨西哥精英大学，如理工学院（Instituto　Politécnico）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想从领导人手中拯救这个世界。这一年的7月，“1968”与法国五月革命、布拉格之春将全球青年团结起来。等到10月初，世界各地都将“1968”视为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之年。

在墨西哥，1968年的学生运动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学生将他们自己称为“人民（el　pueblo）”的代表，在他们的国家里广泛争取社会与政府民主。自从1958至1959年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能够像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这样从根本上挑战墨西哥的政治秩序（见Stevens　1974）的社会运动了。然而，尽管1968年的学生抗议横幅上印有那个时代国际革命领袖的肖像，比如切·格瓦拉和毛泽东，但是他们的愿望在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范围内其实十分局限：学生们谋求的是墨西哥政治体制的自由改革，而不是发起一场全球性的反抗运动。

学生们的目标仅限于墨西哥，这也反映出全世界其他地方不仅对墨西哥学生运动的民族主义目标不感兴趣，而且在1968年10月之前对墨西哥的政治事件也毫无兴趣的事实。因此，尽管许多墨西哥的年轻人对于切·格瓦拉和毛泽东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尽管墨西哥国内广泛的草根阶层都非常同情学生抗议者，尽管1968年全球的学生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但是事实上墨西哥还是令人吃惊地在国际间被孤立了。如果不是这样，墨西哥领袖屠杀数以百计的学生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会比现在高得多。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孤立得以让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粉碎学生运动而不受惩罚；他们因为大屠杀事件所受到的最严厉的谴责也不过是一些外国政府代表轻微的指责。

1968年10月2日

经过这一天之后，墨西哥就是另一个国家了。

——胡里奥·谢雷尔·加西亚（Julio　Scherer　García）和卡洛斯·蒙西法（Carlos　Monsiváis）

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过去很多年之后，有一天我吃过午饭，在圣多明各与朋友们围桌而坐。我们讨论到警局贪污和声名狼藉的阿图罗·“黑鬼”·杜拉佐（Arturo　“Negro”　Durazo）的案子，他在七十年代是墨西哥城的警察局长，这一话题最终发展到关于1968年10月2日的回忆。我们讨论着特拉特洛尔科，安吉拉问亚历桑德罗（Alejandro）关于1968年他还记得些什么。亚历桑德罗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书，他和妻子在附近租了安吉拉的一间房间，他说自己在1968年还没出生呢，所以他对那次事件完全没有记忆。但是他确实提到自己从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的书《特拉特洛尔科之夜》（La　noche　de　Tlatelolco）　（1971）中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况且他在成长过程中一定听过他的家人和其他人谈及大屠杀事件。安吉拉点点头，说她自己在很多年前也读过波尼亚托夫斯卡的书。不过和亚历桑德罗不同的是，安吉拉告诉我们当时她已经很大了，所以她对那个可怕的日子记忆犹新。

在安吉拉于七十年代早期作为拓荒者的一分子搬到圣多明各平民区之前，她和丈夫在1960年代晚期的住所靠近墨西哥城北部，那里离特拉特洛尔科公共屋邨不远。安吉拉回忆道，1968年10月2日当天，胡安出门去给他们的儿子诺伊（Noé）买生日蛋糕。他很久都没有回来，以至于安吉拉十分担心，她于是出门寻找丈夫。她看见人们从特拉特洛尔科的方向冲来，沿着街道逃跑，安吉拉拦下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后来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学校的老师），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女人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她告诉安吉拉，“如果你在等人，那么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位老师说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成功逃脱的，但是她就是奇迹般地没有被军队抓住。这个女人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了；她被吓坏了，如果她被逮捕并被认出曾在特拉特洛尔科，军队可能会杀了她。安吉拉很幸运，尽管这位老师的预感很可怕，但是胡安之后很快就回到了家。

1968年10月2日下午晚些时候，大约有5000到15000名游行示威者（各种估计数字大相径庭）聚集在特拉特洛尔科公共屋邨，抗议墨西哥城针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他们在那里遇到了5000到10000名士兵（对于这一统计数字也至今没有共识），几乎是一个士兵对付一个抗议者。

根本不可能提供示威者与士兵的精确数目，以及在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详见Aguayo　Quezada（1998）最近的一份详细报告，记录了当时由政府和媒体提供的不同统计结果。

塞尔吉奥·阿瓜约·克萨达（Sergio　Aguayo　Quezada）的著作研究了大量的“暴力档案”，这些档案包括重要的墨西哥警局资料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记录，他证明了许多人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结论是无可争议的：大屠杀由墨西哥政府高层精心组织，派遣了特殊精英部队和数不清的间谍在学生抗议者内部发动（见Aguayo　Quezada　1998）。阿瓜约·克萨达指出，当时在特拉特洛尔科公共屋邨的广场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两颗绿色的照明弹被投入人群，作为提示狙击手开火的信号。学生抗议者、甚至很多非精英部队的政府士兵都发现自己被困于埋伏之中。人们无法逃脱，只能面对更多士兵的枪口，数以百计的人就这样在他们所站立的地方被活生生地枪杀了。

大屠杀之后数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宣称死亡人数“超过30，但不到40人”（Proceso，　1977年4月16日，第8页）。约翰·罗达（John　Rodda）是当时《英国卫报》的通讯记者，他分析了特拉特洛尔科当天唯一仔细统计过被害人数的调查报告，并认为真实的统计数字是：至少有267人死亡，1200人受伤。1968年之后，大多数史料最常使用的数字是300人死亡。

除了在1968年还是小孩子的人之外，那时每一个住在墨西哥城的人都记得当他们听到这场杀戮的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比如菲力女士（Doa　Fili）就告诉我，尽管在那个重大的日子里自己根本不在特拉特洛尔科附近，而且她确实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杀戮的消息，但是她还是清楚地记得政府是如何快速传播谎言、声称学生欺骗了人民才获得群众支持。当我在多年之后问菲力能告诉我关于特拉特洛尔科点什么时，她回忆道：“我们并没有立刻发觉在特拉特洛尔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的女儿在一个（政府开办的）日托上学，学校直接号召我们一定要支持政府。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支持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他们就会将我们的孩子扔出托儿所。”

当我在1990年遇到菲力女士时，她已经做了祖母，而且一直都是圣多明各的社区积极分子。对于她和许多居民来说，墨西哥城在1968年所发生的事让他们最终认清了当国家领导人认为社会运动威胁政权时派遣军队镇压公民的可能性。为了给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提供类似的观点、显示出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的警察暴力事件的共同之处，菲力也提醒我注意1966年她和她的家人在阿胡斯科平民区（Colonia　Ajusco）附近社区所参加的土地占领运动。“我们在1966年攻入，那里有很多镇压。警察试图将我们赶出去。双方发生了多次冲突。他们毁坏了我们那时就已所剩无几的东西。警察在1966年就已经真的镇压了。”

不奇怪的是，联邦政府和地方的武装力量针对墨西哥贫民，特别是土著贫民所采取的惯用暴行，相较于涉及中产阶级学生的大屠杀，几乎没有受到过关注。

美国也有类似的事件。1970年5月，国防军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射杀了四名白人学生，举国震惊。但是就在同一个月，两名黑人学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州立大学被杀害，这件事却被屏蔽了。比起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的广泛影响，杰克逊州立大学的凶手至今仍不为人所知。对于那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这里补充一些资料。1970年5月15日杰克逊州立大学的学生抗议者聚集在这间历史上多为黑人学生的大学校园里，75名城市与国家警察向示威人群开火，Phillip　Lafayette　Gibbs和James　Earl　Green中枪身亡。

与此同时，尽管冷血的屠杀者在墨西哥城枪杀300个学生在国内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来自国际社会的官方谴责却从未兑现。

沉默的国际阴谋

在阿道尔弗·洛佩兹·马特奥斯（Adolfo　López　Mateos）任总统的1958至1964年间，墨西哥申办了第1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了证明国家已经通过现代化完成大跃进式发展，墨西哥将会成为第一个享有这一荣耀的发展中国家。铭记一个国家获得西方文明的许可，还有什么方式比在“太平盛世（El　An　de　la　Paz）”举办国际奥利匹克运动会更好？不用说，奥林匹克在1968年10月12日如期举行，此时距离学生们在特拉特洛尔科被杀害仅仅过去了十天。奥林匹克火炬在首都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被点燃，当时这一场景是这样被描述的：

在体育馆外驻扎的军队和坦克泰然自若，因为它们不在电视摄像的范围内。没有国际抗议者，没有代表团退出，而且一些国家、尤其是苏联，还称赞墨西哥政府处理危机得力。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墨西哥革命之后整个国家最可怕的杀戮事件——在国际媒体中只不过是一条飞速略过的新闻，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份里又一个社会恐慌事件罢了。在这一天，国际社会更有可能会记得196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美国黑人运动员的抗议。（Bilello　1997，784）

外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批评或正义要求。美国不仅完全没有谴责墨西哥政府的行为，中情局在那段时间反而更加积极地与墨西哥政府合作，为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提供日常情报，比如墨西哥左翼分子和古巴、苏联之间的关系（见Aguayo　Quezada　1998，94）。在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发生之后，证据确凿的是当时墨西哥城的大使馆清楚地告知了华盛顿大屠杀罪行的每个细节，但是美国发言人仍然对此次共谋保持了无情的沉默，声称这场杀戮“绝对是墨西哥内政”。

至于古巴和苏联政府基本上也保持了相同的口径：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苏联媒体立刻声称特拉特洛尔科的枪击事件是一次意外。古巴甚至提都没有提到这次杀戮。在哈瓦那试图抗议大屠杀事件的墨西哥学生还发现他们自己被古巴政府和新闻媒体屏蔽了。无论是苏联还是古巴，谁都不希望与墨西哥领导人交恶；他们显然相信如果支持抗议者，自己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墨西哥的英国大使将其称为“沉默的阴谋”（见Aguayo　Quezada　1998，266），这一阴谋也扩散到国际奥林匹克组委会里。他们在一次简短的商议之后，决定“比赛必须如期进行！”毕竟用一位从美国来的博物馆馆长、奥林匹克观众道格拉斯·克罗克（Douglas　Crocker）的话来说：“人们应该私下里解决他们的家丑。但是学生们希望将其完全展示在从世界各地来到墨西哥的奥林匹克参赛选手面前，利用他们的出现将外国卷入墨西哥的国内政治”（见Poniatowska　1975，308）。

之后数年，许多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中没有被杀害、入狱、或被迫流放的学生积极分子尝试在国家的各个城市最边缘的社区里实行他们的“国内政治”。他们发起了一项全国范围内的社会运动，被维维恩·班尼特（Vivienne　Bennett）称为“建构了新的渠道去表达贫穷的城市居民的需求”（1992，245）。他们主要致力于发动非选举式的政治变革，亲历了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数以千计的学生们传播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并采取明确的诉求——比如土地、住房、高昂的水费——组织和发动群众。一小群积极分子还发起了游击战，比如抢劫银行；大多数人则献身致力于更加和平的方式，成功地利用1968年大屠杀之后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努力提高了墨西哥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条件。路易斯·埃切韦里亚（Luis　Echeverría）总统于1970年上任，他所建立的政治环境为这些大众城市运动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以至于在许多城市——包括北方的蒙特雷（Monterrey）、奇瓦瓦（Chihuahua）和杜兰戈州（Durango），南方的瓦哈卡州的胡奇坦市（Juchitán）——的社会运动都十分繁荣活跃。

1968年不朽的意义

塞尔吉奥·阿瓜约·克萨达（1998）干脆将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归咎于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个人的决定。和其他墨西哥领导人一样，迪亚斯·奥尔达斯在他的任期内无法忍受任何反对意见，他个人应当为屠杀当天为每个示威者分派一个士兵而负责。阿瓜约·克萨达指出，作为共和国的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是唯一可以下达大屠杀最后指令的人。为了执行这一计划，一般的士兵和挑选出来的精英部队被下达了不同的命令。其他政府官员，包括迪亚斯·奥尔达斯的继承者路易斯·埃切韦里亚（Luis　Echeverría）都与这场大屠杀的计划与执行脱不了干系。但是根据阿瓜约·克萨达的说法，迪亚斯·奥尔达斯才是最后裁决当天在特拉特洛尔科谁生谁死的人。

尽管如此，究竟谁该对1968年10月2日的事件负责，三十年后这一问题对于圣多明各平民区的人们来说仍然不是第一要务。对他们而言，特拉特洛尔科最重要的意义是大家公认在1968年10月2日之后，墨西哥的一切都改变了。墨西哥的经济确实在表面上持续了二战后的蓬勃发展，即使在七十年代大多数时间都有接近6%的年增长率。其结果是——也许不是全部——许多墨西哥人都怀揣希望，认为他们的孩子能比自己拥有更繁荣的物质条件。然而，1968年之后，政权、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的合法性，以及人们对于墨西哥革命承诺的信心，通通彻底地被粉碎了。即使在今天，无论非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在71年间第一次当选总统给人们带来了多少期待和兴奋，无论人们如何讨论墨西哥又要“再一次”变得民主了，1968年学生被屠杀的历史还是部分地造成了某种犬儒主义和怀疑论，而这一氛围将始终萦绕在政治文化的周围。

1968年10月之后的数十年里，特拉特洛尔科始终都是一个不变的、指涉墨西哥的代号。就像我在第一章里所描述的那样，墨西哥大众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与特定时间、特定事件的结合，比如1968。因此，在墨西哥城居民的大众想象中，1985年9月19日发生的事常常会与17年前、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的大屠杀事件一起比较。1968年和1985年的对比呈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潜在含义，人们喜欢去回想政府如何坚持在一次又一次悲剧中低报死亡人数。更加令人蔑视的事实是，不仅墨西哥官员始终声称自己对大屠杀不负任何责任，人民也意识到政府领导人从未承认过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的死伤超过几十人。类似的事还有1985年9月19日的地震，天灾将联邦政府所在地夷为平地，无数的尸体就掩埋在墨西哥山谷一些中心地区倒塌的建筑里，但是联邦政府和市政府官员却对着墨西哥和全世界撒谎，宣称只有少数几百人不幸丧生。

毫无疑问，墨西哥没人相信这一结果。用其他方式重新计算在1985年的地震未被统计的伤亡人数时，人们再一次对政府当局普遍地失去了信心，他们再次坚信重新依靠任何一个当权者都是徒劳的。也许这方面就是1968和1985最显著的区别，人们在1985年显然没有那么震惊了，代表着大家在1968年的教训上加深了认识。

1999年的夏天，圣多明各平民区很多人再一次想起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的大屠杀事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在前一年冬天就发起了罢课，现在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和平解决的迹象。越来越多的朋友和街坊邻居开始讨论出动军队镇压罢课、墨西哥士兵也许会再一次对墨西哥学生和抗议者开火的可能性。也许平民区里的紧张气氛被放大了，因为大学离这里很近，就在地铁的另一边。但是事实上，我发现整个首都都在关注罢课事件如何结束（见第九章）。

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产生了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但是1999年的罢课事件最终证明只对墨西哥的首都造成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效果。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罢课的学生成功地在1999年关闭了校园，这时每个人脑海里的问题似乎都是，“此次事件最后会像1968年那样结束吗？”至少我的朋友加布里埃尔认为这不太可能：“现在杀一个人和三十年前不一样了。全世界公众的观点都改变了，今天肯定会有国际势力介入，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政府还不愿意使用武力去对抗这次的学生运动。”

至少加布里埃尔的一个观点能被大家认同，那就是如果墨西哥政府愿意，他们在1999年也能像1968年那样屠杀自己的百姓。虽然某些领导人可能还会下令让狙击手在1968年10月2日下午在特拉特洛尔科尽可能多地击毙学生。但是那一天之后，无数墨西哥人都不再信任政治当局的仁慈，并最终抛弃了他们。

“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还会再次发生吗？”1999年，韦韦钦大街上的很多人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换言之，他们在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去衡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罢课一事可能出现的结果。胡安在1968年10月2日出门给他的儿子买生日蛋糕，结果，他不仅成功地买到了蛋糕，而且还避免了在当晚被警察或士兵抓走。而现在，1999年8月，他告诉我他再一次担心结束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罢课事件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他害怕地想着这一次人们会如何应对。

还有一位邻居，她在1968年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告诉我自己最近和一些参加墨西哥国立自治罢课事件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夏天的早些时候，学生们还在为自己的诉求竭力争取群众支持：“他们问我怎么思考罢课一事。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政府最终会以某种方式介入。我问他们，‘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们是不是想要另一次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就像曾经发生过一场学生运动和一次大屠杀那样？’我告诉他们，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999年的同一个夏天，我问社区组织者贝纳迪诺·拉莫斯（Bernardino　Ramos）是否认为特拉特洛尔科

事件会重演。他想了一下，回答道：“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也许会使用一些武力，但是情况不会像当年的军事镇压那样演变为大屠杀。而且市政府不会派遣士兵。绝对不会。至于联邦军队，发动那种袭击的时机还不成熟。也许他们会尝试一下，威胁一下。但是现在不具备动武的条件。民主转变的过程阻止了他们去做1968年发生的那种事。”

1968的意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曾磨灭，但是它的意涵却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七十年代，至少一部分青年中还涌动着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精神的浪潮，对于许多人而言，1968年的道德诉求是追寻社会主义、追寻一个彻底不同、平等主义的社会。但是1999年，许多自诩为“68生代”的学界朋友，却把罢课的学生称为

暴徒（porra）。他们认为1999年罢课的学生和特拉特洛尔科那些勇敢的、革命的积极分子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最多就是毒品走私贩的棋子，其他人则伪装成激进分子。而且这些朋友不断地告诉我，1999年的罢课事件是对1968年教训的侮辱，所有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民主与致力于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都可以通过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

等到2000年，民主——就像“民主化”、“向民主过渡”、“建设民主的公民”——才是1968年事件的核心教训。然而到了2000年，圣多明各平民区的人们还是会时不时想起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这不仅说明墨西哥社会显然还是缺乏民主，甚至还成为在墨西哥人不再自满于革命制度党统治、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治仪式之后的转折点。确实，人们对墨西哥政体的普遍不满常常只是简单地以私下谈话的方式表达，还没有转化为致力于改变现状的行动。尽管如此，“1968”还是普遍被用于指代墨西哥国内的挑衅态度与抱怨。

就像许多人在墨西哥城里私下和公开场合中讨论对政府的不满一样，关于1968和民主的讨论也可以变得相当枯燥无味、模棱两可。正如我试图通过本书所展示的那样，如果我们只是单调不变地援引民主，那么这款灵丹妙药将无法解决任何问题。至少最初在1968年，墨西哥学生的诉求相较于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同行，似乎还没有那么激进。比如，墨西哥的学生们只是提出了基本的民主诉求——如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就是表达意见的能力，并且不用惧怕国家采用武装势力进行镇压。然而，在大屠杀之后、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这一代的部分人里，这种诉求就变成了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早先的简单诉求只是在不改变墨西哥社会结构的语境下提出的，现在则转变为激进地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和统治形式以完成民主的要求。

紧随1968年，墨西哥见证并参与了社会运动的巨大浪潮。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各种运动遍地开花：在城市里是大众城市运动；在乡下，农民为土地奋斗，并偶尔尝试游击战的组织动员方式；在墨西哥社会的每一个社会角落，女性运动、同性运动、绿色环保运动迅速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占据近千万人口的墨西哥土著民族也站起来为争取正义、自由、自主和民主而奋斗。

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的抗议者中，不止一人希望能在政府中谋得重要职位。

毫无疑问，对于加布里埃尔和其他认同自己是左翼的墨西哥居民来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还有一个衍生的教训：那就是左翼政党毫无作为。有一天，我和加布里埃尔去墨西哥城市中心的索卡洛广场（Zócalo）看完一场1994年恰帕斯起义的摄影展，在回来的路上，他向我解释道：“左派至少唤醒了公民社会的意识。因为很多老百姓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政党，但是他们仍然在奋斗，他们继续支持像学生运动、农民运动这样的运动。但是他们不需要隶属于某个政党。那些费尽力气想加入政党的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墨西哥，因为墨西哥的政党只是用来离间民意的。他们就是在玩弄人民。”

当加布里埃尔思考1968年之后墨西哥改变了什么，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时，他显然五味陈杂。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他将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政治成熟理解为：再也不会因为政党举行新型军事演习而感到激动；他对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在三十年间的实质改变也不屑一顾。但是，当涉及是否有可能派遣军队以武力平息1999年国立大学的罢课事件时，加布里埃尔再次强调这不可能发生，而他的主要理由就源于1968年的教训：“有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但是也有很多人确实了解。如果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在今天重演，那将意味着光荣的墨西哥军队终结了。”

1968年的学生运动部分是为了抗议墨西哥在当年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1968年的学生们反对墨西哥自诩已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反对墨西哥自我声称已不再是三流势力，决定揭露国内贫困、悲惨和腐败的真相。而参与1999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罢课事件的学生，至少据他们所言，同样担心当墨西哥在外国势力面前致敬与奉承时，人民的利益就会被妥协。

1994年，也就是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发生26年之后，墨西哥的领导人正忙于回应如何快速修复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计划，这一次他们准备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这一次，没有发生重大的学生抗议。近三十年间官方教条惊人地没有变化，但是与1968年不同的是，墨西哥的商业领袖和政治家在九十年代许下了一项承诺：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身份，将使墨西哥在一夜之间从第三世界国家跃升为第一世界国家的地位，这一承诺在圣多明各和其他平民区里仅仅得到了人民无声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