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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藏的都是绝无仅有的佛经版本
经版楼是一个十分朴素而神圣的地方。冬日的灿烂阳光从湛蓝的天空中倾撒下来，透过经板楼一扇扇木格别致的窗棂，一声不响地射在成排成排肃穆摆设的经版架上。在光影的作用下，经版架上排列着的那一块块看似黑糊糊、并不起眼的旧木板也泛着灵光。这些黑黝深沉的木板承载的是自唐代以来就已经散佚的佛教典籍——都是绝无仅有的佛经版本。其中的绝大多数版本是刻经处成立之后，先后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来的，包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约300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着述。直到今天，全国甚至国外的各大寺院的经书，也大多出自这个经版楼里的版本。
据我们的统计和研究，目前这里一共收藏了12.5万块经版，其中最古老的经版，出自清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三百余年了，其余的经版也多半是晚清时期雕刻的。
除了这十几万块的经版，经板楼里还珍藏着18块国家级文物佛像版。这18块佛像版是金陵刻经处草创之初，延请当时着名的画家参照《造像量度经》等有关方面的资料一一绘制，并由着名的刻工直接用刀，而不是依画稿和字稿来雕刻而成的。每幅画的笔法精妙，每块佛像版的刻工细致，都是佛像版中的精品。尤其是由群像构成的《灵山法会》，人物形象多达97人，画面几无虚隙，但却层次分明，章法严整，人物神情各不相同，艺术价值甚高，堪称刻经处的“镇处之宝”。从现刊印的印刷品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金陵刻经处刻工的技艺曾经达到了怎样的巅峰。
虽然这座藏品宏富的经版楼平时不对外开放，但凡有幸光临这里的人，都会无一例外地被架子上那一排排的经版排山倒海般的气势给镇住。他们亲密无间地挤靠在一起，所有的文字都隐在其中，蠢蠢欲动。即便是粗略估计，也至少有几亿个字聚集在一起，虽然没有声息，但他们的力量也是骇人的，完全可以用卷帙浩繁来形容。
不过，这些文化瑰宝差点在十年“文革”浩劫中被销毁。
“文革”时期，金陵刻经处与全国佛教寺院一样，也受到冲击，刻经业务完全停顿，院内住进了三十几户人家，成了一个大杂院。红卫兵宣传队也进驻刻经处，吃住、排练都在其中。院内变得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印经用宣纸，红卫兵随手拿来当如厕手纸，而经版木架，则被用来烧水烧饭。他们对经版进行登记造册后，准备象征性地保留几块，其余被一律销毁。幸运的是，当这些情况上报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后，佛协感到事态严重，便将情况一直上报到了国务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心里明白这座刻经处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的地位和分量，便亲自去电，要求南京方面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如此这里所藏经版才被重新搬到了一个房间里保存起来，并且在门上贴了封条。而这一封就是五六年，直到“文革”结束，12万多块经版因此才免遭劫难，但那时的经版没有一册是完整成册的，除了发霉烂掉的，就是杂乱如麻散落一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完成“文革”一批佛教经书的印刷工作，一群从来没有读过经书，也不懂古体字和梵文的年轻人从别处被征调过来，用对号入座的土办法给每块木板编号贴条，才完成了十二万多块经板以及1570本佛教典籍的整理分类工作，让这些经版找到了自己的“左邻右里”。惟其如此，才成就了金陵刻经处今天作为世界上保存佛经版最多的基地的地位。
为了刻经处，创始人几近倾家荡产
徜徉在金陵刻经处竹林掩映、曲径幽深的庭院中，阵阵夹杂着植物馨香的微风吹拂得人心神舒爽。但是当你陶醉于小院的幽雅时，很难不与伫立在院内的一座墓塔相遇。它就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者杨仁山居士的长眠之所。
一切都要从刻经处所在的这座院落说起。据史料记述，这座秀丽幽静的宅院是时任清政府江宁建造工程负责人杨仁山于1865年所置下的家产。但没过多久，杨仁山先生就向全家人宣布了要改为金陵刻经处的决定，他让全家人都搬出了自己的家。
杨仁山先生为何要把自己的家产变成了金陵刻经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杨仁山的履历吧。1837年，杨仁山出生在安徽省石埭县的一个官宦之家，从小便能诗善文，兴趣广泛，天文、地理无不研读，不仅精通传统儒家文缎，还对于西学有着很大的兴趣。27岁的时候，杨仁山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病中反复诵读了佛典《大乘起信论》，开始对佛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遍求佛典，饱览经史。然而，由于当时时局混乱，很多佛教典籍毁于战火，加上晚清中国佛教衰敝之极，学佛信众几乎一经难求。令杨仁山感到郁闷的是，他第一次来到南京的时候，请好友为其搜求佛典，居然仅购得经书数种而已，甚至连最常见的佛经如《无量寿经》等也难以找到。
1866年，杨仁山携全家移居南京，参与经过十年战火后的城市恢复工作，主持江宁工程局。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几位佛学研究好友，共同讨论弘法事业，认为在此末法时代，只有让佛教经典广为流传，才能光大佛法，普济众生。于是，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开始草订章程，募刻佛藏。他们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魏默深辑的“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的合刊本。
刻经处初创时期，设写手一人，刻手七人，主僧一人，香火两人。所有刻经经费来源由几位创办人共同分担。当时每一个人一个月要出1400文作为刻经的经费，杨仁山不仅自己出1400文，还要募集3个善款——也就是3个1400文。据杨仁山的遗着透露，初创时期的金陵刻经处条件相当地艰苦，甚至没有自己的固定场所，开始以南京市内北极阁房舍为址，后被人觊觎起纷争，不得不迁往常府街杨仁山寓所，进而又随着杨仁山寓所迁往花牌楼。1897年，杨仁山筑室于延龄巷。新居院落占地六亩多，有房屋60多间，金陵刻经处也随之迁往，从此才固定了下来。后来，为了能让刻经、印经和讲经正常运转，杨先生曾利用他做国外使节的机会，从国外学做地球仪在中国售卖，并和谭嗣同成立了中国测量仪学会。“我知道的是他带进了很多仪器，金陵刻经处刚创办起来的时候经费很缺乏，他把这批仪器卖给了湖南的时务学堂来充实金陵刻经处的经费。”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先生说。
一本“金陵版”经书是如何诞生的? 
“金陵版”的称谓，源于佛教界对金陵刻经处精湛的刻印工艺的一种尊奉。刻字是整个印刷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技术环节。出于弘扬佛法的考虑，在刻经处成立之初，杨仁山特别规定了“三不刻”例，即：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由子这里刊印流通的经书有不少是我国古代失传的佛典，加之刻版采用用了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的方式来印制经典，经版从书写到刻制，都要经过上样、刻字、刷墨、擦印、分页、折页、齐栏、分类、穿纸捻、线襞等二十多道工序。萁中的刻字工艺是金陵刻经处独有的技艺，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和技艺内涵，各方信士皆誉其为为“最精普之佛典版本”，与别处寺院直接从《明藏》、《龙藏》翻刻者相比，莫有霄壤之别。
1901年，为了让金陵刻经处有一个永久固定的场所，杨仁山更做出了一件令人惊愕的事：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笔据”，将住宅房屋60多间并宅基地六亩多，悉数捐给了金陵刻经处，永作刻经、藏版、流通之所。但是，为了支撑刻经事业而历年所欠的3810两银债务，则命由三房分担偿还……
十年之后，杨仁山先生驾鹤仙逝，为了能永远守护着金陵刻经处，他突破中国人从不将遗体葬于家中的传统，留下遗嘱：“经版所在，遗体所在。”于是遵其遗嘱，他的弟子门人在刻经处深柳堂后、经版房前为其建塔安葬。这座如今仍然巍然屹立的墓塔，见证了金陵刻经处极不平凡的百年风雨。
杨仁山对佛教的贡献无法言表，在他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值得我们铭记——在46年里，刻印了211种共1157卷佛经，留下了47000多块木质经版、18块佛像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它们使近代中国佛教又见新生光芒。
这里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伏流”
清朝末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佛教的光芒也在动荡中近乎熄灭，杨仁山做的不仅仅是对几本佛书的拯救，而是通过佛教的思想寻求救国之路。从这个意义来讲，金陵刻经处实际上既是藏书楼，又是出版机构，因为它同时肩负了收藏古老经卷并印刷、传播它们的双向使命，但无论怎样，它在日后都将注定成为佛教信仰的至高点。
为进一步复兴佛教，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大兴讲学、研究之风。1907年，为了与斯里兰卡人达摩波罗创办摩诃菩提会复兴印度佛教相呼应，杨仁山得到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为“维新四公子”的陈三立的支持，在金陵刻经处创办僧学堂祗洹精舍。他自编教材，自任佛学讲席，聘请作家苏曼殊教英文、梵文，以期学子像他一样能兼通中西，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佛教。
金陵刻经处虽然只是作为一个居士道场，但它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居士界，还是僧界的领袖人物或中间分子，有不少都是由杨仁山培养出来的。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太虚法师就是在这时候入学并脱颖而出的。
除了太虚法师，杨仁山门下奇才辈出，梁启超、谭嗣同、桂伯华、黎端甫、欧阳竟无等学界名流都曾在这听过学。
其中，数谭嗣同的故事最为传奇。那是1896年，谭嗣同在南京候补江苏知府，因不愿与腐败官府周旋，听说南京城内有杨仁山先生学问博而德行高，便欣然来到金陵刻经处，向杨仁山居士执弟子礼，研习佛学、新学，着成其代表作《仁学》。谭以佛教理念熔铸新学。提倡变法维新，轰动一时，肇始了佛学对当时社会思潮乃至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谭嗣同离宁赴京参与戊戌变法时，将一套红木桌椅送与杨仁山，并将杨仁山一子带去北京求学，以答谢师恩。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引颈就戮，决志为变法捐躯，杨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义，此时谭嗣同说：“献身变法是我的使命，而侍奉孝养父母是你的使命。”将其赶离了危险境地。
梁启超来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也前来刻经处听杨仁山的继任者欧阳竟无讲唯识学，后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致函欧阳竞无，引以为憾，“侍讲席两旬，所以弘我者无量。方翼多聆慈诲，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积劳，病中心藏。……然此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毕生受用不尽也。”以梁当时在政界、学界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对欧阳竟无却如此殷勤恭敬恳切，足见金陵刻经处在当时的地位之重要，用梁启超的评价是：它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伏流”。
“金陵版”经书刻印秘技
在佛教界，有所谓“金陵版”的称谓，这一叫法就是对于金陵刻经处精湛的刻印工艺的一种尊奉。刻字是整个印刷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技术环节，而刻字工艺里要对缺损的经版进行修补，它的难点在于要翻新如旧。这项工作要求修补后的字面和经历过时间磨损的原版字面相同，这样才能印刷出墨迹一致的经书。这种刻字修补工艺是金陵刻经处独有的技艺。
每当清晨，刻经处就如同一个布景华丽的巨大舞台，被晨曦的追光照亮。几位刻经师傅长长的影子拖在老旧的木质地板上，在时光中不声不响地移动。当影子像日晷一样旋转到相反的位置时，就会有许多经文以漂亮的形体脱颖而出。
刻字的经版通常是取最好的安徽特产棠梨木，砍成数段，放在水中用微火熏烤上一天的时间，目的是为了煮出棠梨木中的糖分，这样做出的经版在存放时就不会出现虫蛀的情况，然后烘干，推光刨平。而印刷所用的墨粉则是由刻经处自制而成，存放在黑窖里，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墨粉的主要成分是松烟（松树烧出来的烟灰），里面再加面粉、胶和醋，有一股清香味。
刻经处自创建至“文革”前夜，一直采用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的方式印制经典。从上世纪80年代恢复印制经书至今，也基本保持了传统。经版从书写到刻制，大约需要上样、刻字、刷墨、擦印、分页、折页、齐栏、打眼、切边、线装等二十多道工序，非常复杂，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和技艺内涵。而一部经书，常常要刻无数块经版。鲁迅先生为其母祝寿时在这里捐资刻印过的那部《百喻经》，就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刻出来的。这里从刻版、印刷到装帧，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印刷工艺与程序，所以从印刷史的角度上，被称为“活着的博物馆”。整个过程无疑是一次漫长而艰险的旅行，容不得丝毫差错。这使我想起“文革”中一个故事：一个造反派为了惩治一位“臭老九”，给他强加了一种惩罚，让他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剪下来。这当然是一种颇具创造力、同时也最为残酷的惩罚。但对于受罚者而言，它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是“组织决定”。为此，他以认真细致的态度，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均匀地剪下。当他胜利完成任务之时，又接到一项新的任务一将剪下的字，按照原来的顺序，一个一个粘回去。
这是一项足以让人发疯的酷刑。我想到它，是借助于刻版这个引信。在我看来，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一项机械的工作，同时是刻工们的信仰寄托，在手指与经文之间，存在着那么醇厚的关系——它们彼此信任，而不是像那位受刑者，与他的“任务”互为敌人。或者，刻经本身，也成为一种修行方式。它不是刑罚，每个匠人都在刻刀的回环曲折中完成内心的祈祷。
一般来说，这里的刻工都是师徒相传，经过严格考核和训练，不仅刀法娴熟，而且要有很好的书法和绘画基础。经版刻出后还要认真校对，挖补改错，如错得较多，就要重刻。经版刻好后，成批放到锅中熬煮、浸泡一天，取出晒干后才入库。这样制成的经版，坚实耐用，几乎没有变形或虫蛀的可能。再往后，就是印刷工艺流程了。这又分四道工序：裁纸、颜料加工、印刷、装订。如果细分的话，就远不止这些了，有：裁切纸，将整开的纸裁成传统经书大小；泡纸，将裁好的纸放在盆里浸湿回润，便于印刷和吸墨均匀；兑墨，将干燥烟墨粉兑入适当比例的水；印刷，是负荷最大、工序最多的关键步骤，由一组组印工完成，一组印工由三个人组成，一个刷墨，一个用卷布干滚筒压印，另一个负责运版和晒经；之后的装订组就要完成裁纸、数页分拣校对、穿页装订、打磨（将经书边缘切磨整齐）、刷色边、按传统方式包装等工序。
装订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并非如此。仅仅捻纸一项就要工人练习几个月才能胜任。钉线也不是会缝衣服就可以上手的。这里的每个程序都是手工制作，更是用心才可以完成。装订一本书，一套工序下来，也可以说是一次修炼。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这种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印刷工作中，却有着和当今现代印刷设备一样的精细标准：地头是天头的二分之一。天头是指佛经书的上部，地头就是指佛经书的下部。印刷标准要求天头2寸，地头1寸。金陵刻经处手工印刷的精度完全可以和现代的印刷设备相比。
与其他印刷形式不同，以这样传统的方式印刷而成的书本版面，比起活字印刷制作而成的书本版面，更加典雅、美观，富于艺术性。比起初期活字印刷书本，其版面整齐、匀净、爽朗；比起现代印刷书本，其版面又有一种手工技艺的艺术韵味。而在佛教看来，这样的版面也显得更加清净、庄严。更为关键的是，传统木刻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纸质柔软，字大悦目，版式疏朗，非常适宜于佛教信众端坐诵读的特殊需要。就佛教来讲，诵经是一种特殊的修持方式，这种修持方式的最合适经本样式，就是金陵刻经处刻印的这种线装宣纸方册本。正是佛教信众端坐诵读对于经本的特殊需求，成为了金陵刻经处一直使用木刻雕版印刷术刻印佛经的特殊原因所在。
金陵刻经处以一种巧妙的方法保存了时间深处的种种智慧，与这种种智慧相比，任何珍宝，无论怎样价值连城，都是外在的，而智慧，却像血液一样注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精神日益强大。
据金陵刻经处工作人员统计，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和积累，刻经处一共收藏了十二万多块经版，这些黑黝深沉的木板承载的可是自唐代以来就已经散失的佛教典籍——都是绝无仅有的佛经版本，它们使近代中国佛教又见新生光芒。
杨仁山不仅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了佛教界，连身后他都要突破中国人从不将遗体葬于家中的传统，愿意默默地见证刻经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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