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杯激战正酣，同一片足球场上，曾交织着梦想、责任、流离、阴谋、毒品、分裂与死亡。激情与热血的幕后，网易历史讲述着与众不同的绿茵往事。
往期回顾
作者|赵煜，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这是一段扑朔迷离而又充满传奇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乌克兰基辅足球队与德国占领军足球队进行的一场死亡球赛。1976年的东德书籍《足球的过往与现在》中将这场球赛总结为“法西斯体育野蛮行为的化身”。出于各种原因，该事件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被掩盖住了并逐渐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由此所演绎出来的各种版本。 对该事件中规中矩的描述应该是，1942年德国基辅占领军派出由空军防空部队军人组成的“弗拉克埃尔夫队”与大部分成员来自基辅迪纳摩足球俱乐部的“斯达特队”进行一场用来证明雅利安人优越性的足球比赛，摆在乌克兰人面前的选择只有两条——认输与死亡。死亡的气息无时无刻不萦绕在球场的上空。甚至在比赛进行期间，基辅队的一名做前锋重伤倒地，当一名看台上的观众想要去对伤者提供帮助时，被看台上的一名党卫军将军用手枪当场射杀。尽管斯达特队最终赢得了比赛，然而其中的4名队员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甚至有的版本言之凿凿的宣称，比赛刚一结束，所有的基辅队员就被德国人装进了卡车带到了娘子谷（“Babyn Jar”）被集体处决，当时他们还穿着红色的球衣。
尽管这只是关于这场死亡球赛所衍生出的众多版本中的一两个，但是死亡球赛的故事仍在被后人不断发掘与续写，尽管在战争结束后有很多由此事件演绎出的小说与电影，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拍摄于1981年，由约翰·休斯顿导演，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贝利等主演的剧情片《胜利大逃亡》，但是历史的真相有且只有一个，至少不会像战后苏联相关出版物与电影中描述的那样。可以确定的是，裁判判给基辅队点球并不是因为他是同情基辅人的境遇，而且裁判并不是隐藏身份的德国共产党员，还有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在比赛结束后将基辅球员保护了起来，球赛结束后并没有对球队成员立即进行处决等等。
尽管如此，死亡球赛至今仍具有反纳粹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意义。故事的主角要从基辅迪纳摩队讲起，该队于1927年由警察，秘密警察和内务部共同建立，曾在1936年闯入苏维埃联盟杯决赛，但最终以0比1的比分不敌莫斯科迪纳摩队。
1941年6月22日，当维也纳快速队在柏林奥林匹亚体育场以4比3的比分战胜沙尔克04队夺得德国足球联赛冠军时，基辅迪纳摩的队员们正聚在新建立的基辅共和国体育场内准备迎战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然而这场比赛永远不会如期进行了，德国在该日对苏联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震惊世界的苏德战争爆发了，当天就有德军的炸弹落在了基辅的郊区。8月23日，德军兵临基辅城下，几乎包围了整个苏联红军的西南方面军，基辅城内的民众纷纷拿起武器走上前线。1941年9月19日，德军全面占领基辅，9月26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以德军的胜利落幕，苏军被俘人数超过66万。
基辅会战结束后，德国占领军对该市施行军管。所有大学和学校都被关闭；15到60岁的人必须从事强制劳动；成千上万的基辅居民被送到德国充当劳工；乌克兰伪警察负责在城内搜捕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
基辅迪纳摩队随之被解散，此时它的队员中，有的人因参军被俘而被关押在德国战俘营，有的人在逃亡的路上失踪和死亡。一些留在基辅的人仍心存希望，认为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不会比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下糟糕，但是这确实一个致命的谬误。基辅迪纳摩队的理事列夫·切尔诺贝利斯基与队员拉扎尔·科根同51000余名犹太同胞一同死于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的娘子谷大屠杀。
来自面包厂的球员
当德国人占领城市后，基辅迪纳摩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一个叫约瑟夫·科尔迪克的捷克人又将它以另外一种形式死而复生。科尔迪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他在德国占领军的安排下成为了拥有300名员工，该城市最为现代化的面包厂——基辅第一面包厂的管理者。作为一名基辅迪纳摩队的球迷，科尔迪克利用职务之便不断网罗这座城市中残存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他们主要来自基辅迪纳摩队和基辅火车头队，生活潦倒，无依无靠，比如前基辅迪纳摩门将尼古拉·特鲁谢维奇当时就是市场上靠售卖打火机为生。
这些来自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队的乌克兰球员都对他们在面包厂找到的工作和庇护感到非常满足。但是目前仅能够做到让这些人活下来，没有人想过还能够重开比赛，直到乔治·什韦措夫的出现。什韦措夫，一名狂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反犹分子，在投靠德国人后更是成为了纳粹的爪牙，他建议重新举办足球联赛，以把运动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中，来创造一个繁荣兴旺的幻觉。他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占领当局的赏识和批准。
借此机会，他组建了以反布尔什维克为主旨的基辅鲁赫足球俱乐部（FC Rukh），能否加入这家俱乐部并不取决于球员的球技有多好，而是他对苏维埃的憎恨有多深。
基辅鲁克队的老板什韦措夫自然深知面包厂里的那些前基辅迪纳摩队球员的水平，他也曾反复尝试劝说他们加入自己的球队。不过这是徒劳无益的尝试，因为基辅迪纳摩队的特征是无条件的凝聚力，这一点在最后的死亡球赛中也得到了证明。甚至在苏联时代，当他们的明星前锋康斯坦丁·切戈茨基因涉嫌间谍活动而被内务部关押了15个月，也没有一名球员对切戈茨基落井下石。球员们清楚，什韦措夫这支由执法人员和工厂工人组成的球队实乃是一个专业的纳粹组织，双方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他们谢绝了什韦措夫的邀请。
这群来自面包厂的球员最终还是组成了自己的团队参加了占领军当局举办的基辅足球联赛。在此之前他们对是否参加占这场联赛就是叛国行为而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因为只要参加德国人所举办的联赛，就表明与德国人进行了合作，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队员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此时此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而且球员们一致认为，能够借此机会展现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并且提高当地居民的信心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在这种动力下，全队上下最终达成共识参加联赛，甚至连尼古拉·马希尼亚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也同意参加。很快这群来自面包厂的男人们就给自己的球队起名为斯达特（FC Start）。至于他们为什么穿着红色球衣，苏联官史中将它描述成选择红色是表示为了共产主义而与敌人战斗，进而表示对纳粹的侮辱。不过历史的真相并没有这么美好，德国人并没有把事情想的这么复杂，红色只不过是占领军为斯达特队安排的球衣颜色。
斯达特队首次亮相就在由共和国体育场更名来的德意志体育场以7比2大胜基辅鲁赫队。基辅鲁赫队的老板什韦措夫对此大为光火并给斯达特队穿了小鞋，他对德国占领者说：“这群来自战俘营来的乌合之众不配与自己球队中的民族主义队员共享这样的比赛场地！”至此以后，斯达特队只能在较小的泽尼特体育场进行比赛，尽管队员们不仅要继续担负在面包厂三班倒的工作，同时营养不良和设备短缺时刻都在困扰着这支球队的运营。尽管如此，泽尼特体育场仍然成为了斯达特队胜利之路的起点：6比2击败匈牙利驻军队；11比0击败罗马尼亚驻军队；6比0击败德军炮兵队；5比1和3比2两次击败匈牙利MSG队。
斯达特队战无不胜的传奇很快就传遍了基辅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基辅迪纳摩队的球迷都重新聚集到了一起。1942年8月6日，斯达特队与本次联赛的夺冠热门，德国空军弗拉克埃尔夫队进行了第一次交锋，弗拉克埃尔夫的德语是“Flakelf”,其中“Flak”是德语高射炮的缩写，而“Elf”为“11”的意思。这支球队由驻扎在基辅的德国空军高炮部队军人组成。比赛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斯达特队以5比1血洗了弗拉克埃尔夫队，这让整个基辅都陷入了对足球的狂热，此时此刻，球场上这11位球员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就是反抗侵略者，获取独立自由的象征。斯达特队与德国人的第二轮比赛将在三天后，即1942年8月9日举行。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都被贴上了预告本次比赛海报。事实上，德国人对这场比赛格外重视，但是仅限于是比赛，至于德国人是否无法接受在两次比赛中都败给乌克兰人这样的结果，是否将输掉比赛视为是关乎政治层面的重大事件，这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的，至少不会像苏联版本中描述的那么夸张。
1942年8月9日的比赛前，泽尼特体育场的门票就已经被售罄，有2000余名观众购买了5卢布的天价门票。比赛当天，德国国防军、党卫军、警察部队和警犬蜂拥而至，场面异常紧张，看台到处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唱乌克兰的民歌。比赛开始前，当穿着党卫军军服的裁判来到斯达特队的休息室对首发球员宣布，在开球之前必须行纳粹礼以示对德国人的敬意。在党卫军裁判离开后，队员们对这项要求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斯达特队中唯一的基辅鲁赫队代表列夫·贡达列夫表示：“我们最好输掉比赛。”但是队员们还是做出了其他的决定，他们要恪守团队的精神。当首发队员列队于中场时，他们坚持没有喊出“胜利万岁！（Sieg Heil!）”这句纳粹口号，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手放在胸前喊出了乌克兰的体育口号“文明和荣誉！（Fizcult Hura!）”。斯达特的首发队员发现对面的弗拉克埃尔夫队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不过这些新面孔只不过是德国队的后补队员。后来对此传言说德国人为击败乌克兰人而将国家队的国脚编入该队被证明是谣传。
野蛮进攻
弗拉克埃尔夫队的球员动作非常野蛮，基辅方守门员特鲁塞维奇在被德方踢到头部后短时间失去意识倒地不起。还有几名乌克兰球员因为没有佩戴护腿板而受伤。尽管如此，这些前基辅迪纳摩和基辅火车头队的球员依然抗住了对方的身体冲撞，在上半场结束时以3比1的比分遥遥领先于德国人。与此同时，德国球队的不文明行为还导致两支球队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斗殴。在中场休息期间，鲁赫队的老板，纳粹党的朋友什韦措夫来到了斯达特队的休息室，试图进行干预，他说：“队员们应当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然后输掉这场比赛。”随后进来的一名党卫军军官也威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乌克兰人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德国人与其爪牙的威胁不但没有动摇队员们求胜的决心，反而加深了队员们对胜利的渴望。他们觉得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献身的，毫无疑问，眼前的这场足球比生死攸关的问题更重要。
最精彩而扑朔迷离的情节就是这段中场休息期间更衣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在苏联时代，参与死亡球赛的斯塔特队幸存成员里有人始终坚持说德国人要求斯塔特队主动输球，并且对斯塔特队队员发出了死亡威胁。但是在苏联解体后很多人改口说根本没有人来威胁斯塔特队输球。甚至很多史学家表示，有证据表明德国人踢了一场公平的比赛，并没有伤害施塔特队的球员，至少没有存这样的念头。而是乌克兰球队在比赛中越来越有攻击性。不过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参与这场比赛的斯塔特队球员都是伟大的，不是所有人都敢在国破家亡时面对统治者宣扬自己民族的荣耀。
下半场进行期间，党卫军与国防军部队在城区中高度戒严。当比赛结束的哨音响起时，基辅斯塔特队以5比3的比分彻底击败了德军弗拉克埃尔夫队。紧接着德国人立刻对体育场进行清场，朝天放枪驱散欢庆的乌克兰人。在场的基辅球员非常恐惧，但是德军部队很快就回营了，双方彼此都不想看到任何骚动。起初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件事看似就这么过去了，基辅球员们回到了面包厂，他们在8月16日仍如期与鲁赫队进行了复赛，并以8比0的比分再次获胜。
接下来的事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乌克兰的史学家认为，鲁赫队的老板什韦措夫成为了后续事情的推动者。 为了发泄输球的不快，什韦措夫向盖世太保告密说，斯达特队的球员在赢球后私下嘲笑德国占领者，这里面的很多人是听命于苏联内务部的布尔什维克，基辅迪纳摩队原本就是内务部的球队，所以前迪纳摩队的队员统统都是内务部的成员。盖世太保认为，1942年5月27号，盖世太保负责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就是希死于盟军的类人猿刺杀行动，如果内务部间谍秘密潜入基辅从事破坏活动，那后果将会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这些嫌疑犯必须进行逮捕。不过在90年代也有一些新的逮捕原因被提出，比如斯达特队的队员参与盗窃面粉和面包；在面粉里撒碎玻璃从事破坏活动；占领军高层开始对当地居民进行高压统治而抓的典型；占领军对苏联游击队破坏活动的报复。并不是所有参与此事件的基辅人都被盖世太保逮捕，盖世太保只逮捕了前基辅迪纳摩的队员。而前基辅迪纳摩成员中的乔治·提莫费耶夫与列夫·冈达列夫二人并没有遭到逮捕，前者上场参与了那次死亡球赛，后者作为候补队员没有上场，而且二人的名字都被列在了赛前的宣传海报上，但由于他们都是伪乌克兰警察而躲过一劫，苏联战后的相关出版物中没有列出二人的姓名。
那些印有球员姓名的海报成为了对这些队员按图索骥的工具。8月18日与19日两天之内，大部分斯达特队的球员被带到基辅盖世太保总部，很快就有两人命丧于此，他们是列克山大·特卡琴科与尼古拉·科罗季奇。其中伪乌克兰警察特卡琴科并不是那场死亡球赛的首发队员，盖世太保也没有想过逮捕他，但是不巧的是他因为与德国人的一场斗殴而被请了进来。倒霉的特卡琴科在试图逃离盖世太保总部时被党卫军枪杀，整个过程正巧被他的母亲目击，当时她正过来给自己的儿子送饭。
对于科罗季奇来说，这一步这毫无疑问是走到人生的终点了。由于科罗季奇曾在1932年期间短期担任过苏联内务部的军官，而根据希特勒下达过的“政治委员处决命令” ，即对所抓获的苏军政治委员不需要进行任何审判需就地处决，但是科罗季奇的死因并不是枪决，而是死于受刑过程中突发心脏病。至于科罗季奇的身份被盖世太保掌握是否是因为他的队友帕维尔·科马罗夫的出卖所导致，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科马罗夫就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后来得益于德国的帮助逃脱了审判并移民到了加拿大。
关押与谋杀
三周后，九名斯达特队的前基辅迪纳摩队队员被盖世太保押解到了基辅附近的席雷茨死亡营（Todeslager Siretz）参加强制劳动，主要从事修路，水电与修鞋工作。在1943年苏联游击队袭击了基辅附近的一座坦克维修厂后，死亡营指挥官保罗·拉多斯基下令对死亡营中三分之一的犯人进行处决以示报复。有迹象表明，党卫军刻意谋杀了那些在乌克兰人中特别受欢迎的前基辅迪纳摩球员，因为三名最优秀的球星同时被处决实在是小概率事件。1943年2月24日球队中锋伊万·库兹缅科被殴打和处决。球队里最年轻的队员，最受球迷欢迎的后卫阿列克谢·克利门是下一个牺牲者。苏联最优秀的门将，队长特鲁谢维奇在被射杀前奋力跃起并高呼“苏维埃永不亡！”。
有六名前基辅迪纳摩队的球员挺过了这场战争。马卡尔·冈夏仁科和教练米哈伊·思维多夫斯基在上述的死亡营屠杀事件后就通过友人的帮助在基辅城内藏了起来。冈夏仁科在60年代成为斯达特队的灵魂人物，其对于死亡球赛的回忆十分符合苏联政府的宣传需求，但是他给出的故事细节经常自相矛盾。冈夏仁科在1991年曾对记者表示，没有人要求斯塔特队的球员放弃比赛，他也不相信球员是因为赢得了比赛而被故意杀害。冈夏仁科在1996年对一家乌克兰报纸说，那其实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之后他就去世了。
费奥多尔·秋切夫与哈伊尔·普迪斯廷在1943年9月德军撤离基辅后就从死亡营里逃了出来。秋切夫没有等到到斯达特队再次获得荣耀的那一天，他死于1959年。普迪斯廷于1966年拒绝了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他表示不能参与到一个谎言之中。
帕维尔·科马罗夫，前基辅迪纳摩队的主力队员，任意球与点球大师，与德军一同撤到了德国西部，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成功逃到了加拿大。他的名字从来都没有在苏联的官史中被提及。
提莫费耶夫由于曾在伪乌克兰警察中工作，战后被判在古拉格劳教五年。
冈达列夫，死亡球赛事件里的候补队员，战后被指控为是盖世太保密探而被判处死刑，随后被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他被禁止回到家乡，后来成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体育馆馆长。
在1943年末-1944年年初，苏联解放基辅后，报刊文章开始报道该事件，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比赛的细节，首次将比赛写成死亡球赛。但是在战争结束后，该话题又成为了禁忌，因为苏联当局顾虑到球员可能是与纳粹德国合作参加了1942年的一系列比赛，一度犹豫是否要宣传这个传奇。当时苏联的作法是假装其他的比赛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味强调和美化死亡球赛。直到1959年此事才在出版物中被重新带回公众的视线中，之后苏联和匈牙利又放映了相关的电影，但是一些虚构的内容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这场比赛纯粹成为了乌克兰荣誉的象征和苏联政府宣传的有效工具。1965年，苏联政府授予球队幸存者伟大的卫国战争勋章，并于1971年在迪纳摩体育场前为四名受害者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苏联时代的基辅，新婚夫妇会在婚礼后前往红军士兵纪念碑，游击队员纪念碑和迪纳摩体育场前的这座迪纳摩纪念碑前敬献鲜花。
虽然死亡球赛的故事真相已经很难百分百的公之于众了，而且历史的真相并不一定就比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故事美好。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没有材料能证明哪些事情发生过，无论这是传说还是童话，他们依然相信。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对这件事的传奇化反而更能提醒人们，即使纳粹举办了一次公平的体育运动，也难以掩盖自己的罪行，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依然是今后人们要时刻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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