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作者：[英]吴芳思，译者：柯卉，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不管怎么说，那些没有卷入非法鸦片贸易、苦力贸易以及与之相随的暴力行径的早期侨民，有理由担心其在条约口岸的人身安全。在19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已经开始丧失对中国大块区域的控制，一系列反叛行动挑战着政府的权威。1644年，来自中国东北的满族建立了清朝，这个异族所建的王朝让汉族人怨恨；当它衰弱之时，意味着心怀不满者有了一个特殊的目标。上海和厦门，受到这些起义行动的影响尤甚。

威胁口岸安全的第一次叛乱是小刀会起义，小刀会是三合会或天地会的分支，宗旨是反清复明，组织活动范围广阔。三合会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秘密会门中的一个。有的秘密门会具宗教色彩；其他的类似19世纪中叶的三合会，与特定社会组织和特定区域的联系紧密。三合会蓬勃发展，流行于沿海贸易地区的水手和船夫中间，其成员通过秘密仪式和暗号结成兄弟。

从1849年开始，小刀会活跃在厦门一带，令口岸内数量极少的外国居民十分恐慌。1851年，厦门道台下令逮捕一个名为陈庆真的中国人，怀疑此人是小刀会在当地的头目。陈庆真曾在新加坡居住，他在那里取得了英国公民身份。他还为查顿工作过，是又职业又可信任的买办。据说他谨小慎微，寡言少语，他的主要兴趣是营建他的改良版英语图书馆，实际上他把图书馆视为自己的手足，“一个个性与众不同的人”卷入了小刀会的行动。

陈庆真是英国公民，所以他成了英国领事沙利文设法加以营救的对象。首先他派出副领事前去斡旋，得到的回答只是：陈庆真是中国人，不是英国人。沙利文于是亲自前去拜会道台，经过4个小时的会谈，他被告知，陈庆真将会被送回。很不幸，送回来的只是一个穿戴整齐的死人，倚靠在一部轿椅上。难以置信如此骇人的场面，一名英国医生检验了尸体，很快发现陈庆真乃是被殴打致死。

对陈庆真实施的死刑判决，震惊了规模很小的侨民社群，这暗示着小刀会起义的严重性：如果帝国政府采取镇压手段的话，很可能会导致血腥残杀。1853年5月，当小刀会的行动推进到厦门的时候，侨民社群的担心成为现实。

在条约口岸开放之初，英国政府不只是派出了领事官员，而且还在每个口岸驻扎了一支海军部队。但是，这两个机构彼此之间完全独立，领事接受英国外交部的指令，而海军高级军官服从英国海军部的命令。因为来自对应上级机构的指令要历经数月才能到达，所以实际运作中，一旦遭遇突发的骚乱事件，领事和驻口岸的海军将领都必须拿出自己的决断；两个机构的利益被认为完全一致，但具体实践时，却并不总是能够采取一致行动。

就在副领事巴克豪斯得知，有3000名武装叛乱分子正在向厦门推进，距离厦门大约只有一天的行程时，停泊在厦门，用以保护侨民安全的英国炮舰“响尾蛇号”当时正在海上缉捕海盗。巴克豪斯于是自行决定，要求原本巧妙地停泊在港口之外的德滴、查顿和颠地的鸦片“接收”船驶入港口。与此同时，巴克豪斯还将他的领事档案以及现金带到颠地的“阿美士德爵士号”上。

厦门在5月18日被叛军占领，清政府的军队被击溃，在“响尾蛇号”铁甲舰结束海盗缉捕任务返回之后，鸦片船仍退回它们原先的锚地。巴克豪斯的决定事出有因，因为等不及获得外交部的准许，虽然领事馆的财物平安无恙，但巴克豪斯仍然被他的上司香港总督文翰斥责，因为他的草率行事，有可能给中国方面提供口实，以指责英国领事机构唆使并支持鸦片贸易。毫无疑问，巴克豪斯一定是给出了某种暗示，鸦片船才会主动前来。

当清政府的军队试图通过海路进攻夺回厦门之际，英国官方遵守了他们的中立立场。厦门道台请求英方提供帮助，但是所有英国政府的船只都移到鼓浪屿的东边，给双方“留出作战空间”，只有“响尾蛇号”铁甲舰停泊在外国商行前方水面，独自承担护卫外国人财产的职责。对政府中立态度不以为意的侨民，则迅速从战争中获利，他们将储备的火药和武器卖给对阵双方。同时，有报告称颠地的“阿美士德爵士号”炮轰了一艘清军的战船。当此事核实以后，英国大使给予了正式谴责，颠地毫无疑问也从这样的混战中获利。

在这场战事的尾声，胜利的清军残酷处决了数以百计的当地居民，鼓浪屿的侨民毫发无损。因为清帝国的海关停摆8个月之久，外国商人不仅军火生意兴隆，还得以免于缴纳关税。

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之际，上海外国侨民怀着同样的利己主义，准备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手中获利。从1848年开始，上海四周到处都是起义队伍招募的新兵：对政府心怀不满者，失地的农民，大约1.3万名被遣散的漕帮水手（漕帮的职责是将官粮运输进京）。在开埠早期，上海的外国人冒险出城确实有风险。1848年3月，3名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以及慕维廉牧师①无视当地领事命令，冒险出城，声称生死自负。他们出城之后遭遇一群乱民，在分发传教手册的时候引发争执，他们从棍棒武装的漕帮水手们手中侥幸活命②。清政府很少采取措施维持城市周围的秩序。小刀会行动之际，会众们头裹红色长巾，在1853年9月7日攻入上海城中，这一天是孔子的生日，小刀会会众并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

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首先想到的是英国对华贸易。面对中国海关的崩溃，作为领事，他苦苦思索：

如果听任船只离开，关税未加核实，没有拿到船只完税的凭证，因为有条约规定，英国的利益会得到保护，而中国方面将会因为违约作出赔偿。反过来，如果我扣留这些船只，直到海关重建……冒着牺牲英国财产和贸易的风险，维护无法履约的政府的利益。

两天后的9月9日，英美两国公布了一份联合声明，鉴于中国海关无法运作的情况，领事们将代收海关应收关税的本票。唯一的不同是，英国领事听命于英国外交部，而美国领事能够自主决定。条约得以继续履行，“中、英两个主权国家所缔结的庄严条约，绝不会因为帝国沿海一个孤港（厦门）被占领而废除。条约责任对签约双方仍然有效”。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的陈述更为言简意赅：“条约没有死。”

外国商人们没有像领事们那样关注中方履行条约与否。小刀会首波行动之一就是洗劫并烧毁了中国海关。上海的商人们盼望着能够免交海关税，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宣布上海为自由港，像的里雅斯特②那样。对一些人来说，上海已经是自由港了。9月8日，小刀会起义后一天，鸦片商行——宝顺洋行的比尔（此人捐了一块教堂用地，还拥有上海最美的花园，园中的广玉兰以及日本柳杉是他的骄傲。他还担任葡萄牙领事、荷兰副领事以及普鲁士副领事）作为普鲁士副领事，在收到可以使他免于一切指控的本票之后，听任没有完缴关税的“普鲁士阿尔德号”驶离上海。

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与时任上海道台吴健彰是同乡。刘很了解吴，某个时期甚至可能是他的账房先生。在刘丽川的经历中，包括在不同的外国洋行担任翻译，在广州倒卖白糖，也许还走私鸦片，据说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医生（不太可能是真的），免费给上海的穷苦人看病。7另一位受拥戴的小刀会领导人是陈阿林，来自福建，曾经是仁记洋行（Dent, Livingstone & Co.）辛纳先生的马夫。反对此次起义的一份材料形容刘丽川是“形如枯槁的鸦片吸食者”。刘丽川“告知当时恰好在上海的美国公使，起义的目的是反对清廷，外国人不必担心”。

最初的时候，上海的外国侨民并没有感觉遇到威胁，他们对待起义队伍颇为友善，通过提供食物和军火，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他们不愿谴责叛乱者，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对清政府的不满。对许多侨民而言，清政府是他们获取私利的障碍。外国人能够轻松出入于叛军之中，这使得他们得以解救道台吴健彰。叛军攻城之后，吴受困于城中，他把官衙留给了叛党，任由劫掠，自己躲了起来，向比尔和其他人求救。他伪装出城，戴了眼镜，撑了把破伞，被人用篮筐从城墙上放了下去（一说是用一根结实的棉布吊带）①，帮助他的是考尔德科特先生和霍尔医生。他随后被带到旗昌洋行，驻华公使马沙利也在那里。

他的同乡、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似乎建议过马沙利，让吴健彰来担任小刀会的道台，但吴害怕遭到朝廷清算，最后才勉强答应就职。因为丢了上海，以及与旗昌洋行的关系导致清政府谴责旗昌洋行将武器售卖给叛军，吴健彰后来被判处流放，不过在缴纳一大笔钱之后，他重新获得自由，并在1858年复出，担任上海一个品阶略低的职位。

尽管清政府派出帝国军队扑灭叛乱，但是叛军借助外国投机商提供的物资，延长了此次叛乱的持续时间。1853年11月，清军获取情报，知悉某洋行的一批枪支即将交付叛军，于是突击搜查了租界。当清军查扣枪支的时候，他们控诉称遭遇“外国人装扮的叛党”袭击。实际情况是，“斯巴达号”铁甲舰上的水手们，为了保护那些军火贩子，开枪打死了3名清军士兵，打伤14人。

小刀会占据上海的数月期间，在紧邻法租界和靠近英租界的区域，清军与小刀会会众经常爆发小规模战斗，这些都被耶茨医生记录下来。医生的住宅离城墙不远。双方的伤员被送往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医生的医院，医院的位置离作战区域不远。也会有针对侨民零星的攻击：麦都思医生和他的传教士同道曾经遭到威胁；亨利·里夫先生在他家后门不远的地方遭到枪击；祥泰洋行（Birley, Worthington & Co.）的亚瑟·史密斯先生与一位女士在“新公园”附近散步时遭到袭击，女士设法逃脱，而史密斯受伤严重，他被人用刀砍杀，“一度命悬一线”。

在上海城被攻占之前，上海的外国侨民已为叛乱之事惊恐万分，他们联合一致，组建了上海万国商团用以自卫。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领事以及海军军官们在1853年4月12日主持召开会议，任命孟加拉第二联队上尉特郎森掌管上海万国商团，目的是维持“一支武装的中立力量”。在士气高昂的训练之后，商团准备好迎接首次大的挑战。不像之前料想的那样，他们并不是与叛军作战，而是和清军作战。当时清军将上海城团团围住，要发起攻击。传统来说，清军士兵的纪律并不严明，他们四处掳掠，被认为是对上海外国侨民的一种威胁。因此，1854年4月4日清军士兵在上海城郊遭遇了400名英美志愿兵和水手的攻击。此次“泥城之战”持续了两个小时，两名水手殒命（英国、美国各一名），两名志愿兵受重伤，13人受伤较轻。清军在英租界以北的营房被付之一炬，大约30名清军士兵被杀。（据当地居民韦特莫尔先生的叙述，战争发生地并不泥泞，相反干燥多灰尘，虽然有小河横贯该地区，部队士兵无疑会把双脚弄得泥泞。有些人认为，这场战事最初被称为“泥脚之战”，后来之所以变了名字，是因为一个相当严重的印刷错误）。

在“泥地之战”或“泥脚之战”中，参战的外国侨民和水手对抗的是清政府军队。很难说有没有牵扯到小刀会（这取决于对有些人伤口的认定，是否为他们的武器所伤），但是侨民社区因此觉醒，全权公使（他们的支持有时会迟一些）也渐渐得出结论：从长远来看，此次叛乱不利于贸易通商，不仅仅是因为叛乱本身激发了普遍的法律失序。1855年2月中旬，清军包围上海城并切断给养，小刀会起义在一个月内遭到镇压。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最重要结果就是大清海关税务司于1854年设立。自1658年以来，上海外滩设有中国海关，其位置紧邻“宝顺洋行”，中国海关有着“中国寺庙样式，奇异的屋顶以及参差的马头墙，在一大排欧式建筑中异常醒目”。然而，在中国海关支付关税常常需要不断讨价还价，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对待、不合理勒索以及底层办事员的巧取豪夺，都是外国商人们长期诟病的问题。

在遭遇小刀会起义破坏之后，上海的各国领事们采取了代收关税的权宜之计。同样是这些领事，提议以外国方法和原则指导中国海关工作，因为以当时的角度来看，只有雇用海关的外国人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1854年6月29日，各国领事出席在城外租界举行的会议，首批3位外籍海关税务监督宣誓“作为海关税务监督……忠于职守”。他们是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日后成为驻北京公使，以及剑桥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美国人贾流意（Lewis Carr）以及一个出乎意外的法国人史亚实。在起义期间幸免于难的上海道台吴健彰，暂时官复原职，作为江海关监督出席会议，代表清政府“最终授予”海关税务职权。根据后来上海侨民库寿龄的记述：“诚信且高效的行政机构得以建立，贸易不再被暗箱操纵，准确的数据得以提供，诚实的商人受到保护。中国政府获得可观的收入，极大改善了财政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