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宾客散尽后，父亲提醒儿子：“晚上睡觉把新衣服脱了，布票贵得很……”这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故事”。中国人向来比较含蓄：提醒懵懂娃儿的话不便直说，于是只好拿“爱惜新衣服”和“布票很贵”来说事。由此可见，在那些年月，布票，与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息息相关！
当然了，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或者说，没有经历过人民公社时代的人，是不知道布票有多金贵的。
那个时候，你要制作一件新衣服（好像很少有成套的衣服买卖），得带上布票和钱，到供销社去买一匹布，再拿到缝纫店找裁缝帮你制作。
那个时候，缝纫机算是比较时尚的玩意。年轻人结婚，比较富庶的人家结婚彩礼或嫁妆的“三转一响四件套”中的一“转”，便是缝纫机了（其他三样分别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许多人家的巧媳妇巧姑娘，都是自己买布匹来，用缝纫机“打”衣服。缝纫机“打”的衣服，针脚均匀，看上去美观，不像手工缝制的，粗一针细一针的，缺乏美感。
云南省布票
由于布匹是凭票供应，布票便是按人头限量发放的。不分大人小孩，每年每人一丈五尺七寸。因此，在老家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歇后语：三个人口的布票——四丈多（“是这样多”的谐音，即“完了”的意思，有些无奈的意味）。
一丈五尺七寸布匹，对于小孩子来说，倒是绰绰有余。但对于成年人，多少是有些紧张的，几乎没有什么宽余。
不过，那个时候的人们在穿着上还不是那么讲究，受古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之谆谆教诲，加之物资匮乏，许多人都过着简朴的日子。
而对于那些有接亲嫁女之类喜事要办的人家，布票就有些紧张了。由于跨过年布票就要过期，一些布票用不完的人家倒是希望借给那些需要急用的人，等下一年，别人再还回来。如果实在不能拆借，只得去买“黑市”布票。一些人家经济不宽余，虽然有了布票，但没有买布匹的钱——布票是首要条件，钱是次要条件，必须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有穿衣服的资格。因此，一些不具备“次要条件”的人家，买不起布匹，只得忍痛将布票拿到“黑市”上，三文不值二文卖给了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小贩，小贩又高价卖给需要买布匹但又苦于没有布票的人家。
那个时候的布票是禁止买卖的。买卖布票，一旦被戴着红袖箍的市场管理人员抓住，轻则挨批斗，重则被判刑。
那时，我家一家九口人，兄弟妹子们都很小，布票显然是用不完的。因此，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父亲总要把快要过期的布票拿到县城去卖掉。
当然了，布票越在早期越值钱，越到年底越贱价。特别是县城里那些小贩，他们都摸透了农村人的心理，这布票你不处理掉，翻过年头就是废纸一张，价钱压得再低，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父亲每次去卖布票，每次都得和小贩们进行一场艰难的讨价还价，还得时时提防着那些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红袖箍”。
父亲虽是共产党员，一段时间还曾经弄到公社党委委员的地步（仅仅挂个空名，没有任何“含金量”）。可是，为了生计，他又不得不做一些在当时看起来有些违背党性原则的事情。
有一年，父亲和大队长、大队会计发生矛盾，大队会计找茬子把我家九口人的布票扣留起来。村里另一户邻居家因未按时上交公余粮，布票也被扣下。一年的布票被扣下，也就意味着，这一年，一家人都别想穿新衣服了。
父亲找大队会计要了几次，大队会计均不松口。一直拖到过年也没有发放。
翻过了年，父亲对布票也就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布票被扣的那位邻居仍然多次邀约父亲去大队会计家索要布票。父亲说，他和大队会计闹翻了，不好再去。
那一年好像有点奇怪，翻过年头了，前一年的布票仍然可以使用。
邻居建议说，要不就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和邻居一道去要布票。
是啊，和大队会计有“仇”的是我父亲，我和他又没有“仇”！
我想，我去要布票，比父亲去更适合些。
老家有句方言是这样说的：宁欺老来穷，莫欺鼻涕虫。大队会计可以欺负我父亲，但未必敢欺负我！
于是，我便和邻居去了大队会计家。
走了五六里路才赶到。可是不巧，大队会计不在家里。我们只得在他家里等，一直等到天黑他才回来。本想拿到布票就往家里赶，可是大队会计不让走，煮了腊肉，要留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吃过晚饭，大队会计又留我们在他家住一宿。
第二天一早，大队会计也没说什么——好像我父亲和他压根就没有任何芥蒂似的——很爽快就把布票给了我们。回到家里，父亲说，没想到我第一次“出师”，竟然这么顺利。
不过，那个时候，布票的辉煌时期即将过去——布票将不再是紧俏之物了。这，大概也是大队会计很爽快就把布票给了我们的原因吧！
1984年，老家人突然迎来一阵春风，过去很紧俏的棉花、棉布，一下子就不需要布票了。不但不需要布票，而且还不要现金。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新词汇，叫做“棉布赊销”。许多人家不用布票不出钱，就可以从供销社领到大批的棉花和棉布——就跟土改的时候许多人家莫名其妙就得到了大片良田好土一样——人们的生活状况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改观。
当时的棉花、棉布赊销还拓展到很多领域。比如，乡里搞民兵训练，以“棉布赊销”的形式给民兵发放误工补贴。其实，说是“赊销”，那笔钱后来一直不见偿还，相当于白白地给农民们发了一批棉花和棉布。
1985年，老家修公路，我父亲承包了一公里多公路路基的土石方开挖工程，每天带着村里的一帮邻居艰苦劳作。那年，国家以“粮棉折款”支持老家公路建设，公路建设指挥部也便以棉花、棉布和大米来支付部分工程款。于是，许多人家又领到大批的棉布、棉花和大米。村子里，但凡有劳力、能够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家，也便有了些丰衣足食的景象。
我，也便是在那年得以重返校园读书的。
伴随了人们多年的布票，曾经炙手可热的布票，慢慢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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