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羊驼君，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有考据癖的传统服饰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近几个月来，朝鲜半岛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朝鲜宣布掌握核武器，到平昌冬奥会南北联合入场；从韩国艺术团赴朝演出，到“文金会”成功举行，这两个相爱相杀的邻邦不断吸引着我们的眼球。而除了国家大事，朝韩两国一系列活动中还有一处引人注目的亮点——各种盛大场合出现的韩民族传统服饰。

韩服在韩国官方层面的大力推广下，已经成功地作为韩国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被推广到全世界。在中国，从当年引进《大长今》至今，韩服的形象也早以为广大国人所熟知，以至于一些服饰较为考据的明朝背景古装片播出时，会有人质疑服饰抄袭了韩服。

对于这种言论，有一些服饰爱好者对此十分不以为然，他们往往会不屑一顾地吐槽“韩服是从汉服抄袭山寨来的”，稍有见识者还会进一步科普“韩服是抄袭明朝服饰”。

既然存在这种争议，证明韩服和明朝服饰的确有某种相似之处，对两者异同的各种科普也已层出不穷。在此，笔者试图引入另一个参照系进行对比，那就是一个在服饰史上存在感比较低、却对明朝和朝鲜服饰都产生巨大影响的服饰门类：蒙元服饰，即元朝时期蒙古人的服饰。

请看下面三幅人物肖像画，试问他们分别对应元朝、明朝还是朝鲜？

三幅画中，第三幅元文宗图帖睦尔的画像可能最好辨认，但前两幅看起来却也“很蒙古”，他们分别是明宣宗朱瞻基和高丽后期大臣李褒。

为何蒙古服饰会出现在明朝和朝鲜半岛的高丽，三者之间又有怎样的渊源呢？这就要从蒙元在东北亚的兴亡说起。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东征西讨，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战，忽必烈依照中原传统即位称帝，并于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自此元朝正式建立。

在元朝建立的过程中，蒙古铁蹄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金、西夏、南宋、吐蕃、大理等国相继降服，唯有居于朝鲜半岛一隅的高丽，似乎继承了让隋唐帝国伤透脑筋的高句丽那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始终没有被征服。把持高丽朝政的崔氏武人政权一面抵抗一面媾和，再加上蒙古征伐的重点在大陆方向，从1231年至1273年，蒙古与高丽之间爆发了九次战争，才终于使得高丽彻底臣服。

高丽元宗王禃身为世子时，就前往朝觐过忽必烈，后被忽必烈册封为王，倚仗蒙古清除武人势力，忽必烈也将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世子王谌。王谌即位后，是为高丽忠烈王，从此高丽成为元朝的“驸马国”，历代国王基本都迎娶元朝宗室女，身兼元朝征东行省丞相。就在忠烈王即位后不久，万里之遥的崖山，悲壮的崖山海战以南宋最后抵抗势力的全军覆没告终，整个东亚大陆都沦陷于蒙元统治之下。

虽然元朝没有像后世的清朝那样强制推行“剃发易服”，但蒙古风俗作为统治民族的文化，成为东亚各民族竞相效仿的对象，服饰方面尤为典型。

在中国大陆，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而在朝鲜半岛，高丽前中期大致参用唐代制度，高丽元宗臣服于蒙古多少还有些权宜之计的成分，当大臣劝说“效元俗、改形易服”时，元宗以“未忍一朝遽变祖宗之家风”为由拒绝。而元宗之子忠烈王早年就入质元大都，耳濡目染下全盘接受了蒙古风俗，回国时已经“辫发胡服”，即位后更是下令强制剃发易服。

《高丽史·舆服志》称忠烈王“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开剃。蒙古俗，剃顶至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开剃。时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

需要指出的是，忠烈王效法蒙元服饰的命令，基本没有来自元朝压力的因素，而仅仅是高丽统治者向大元帝国表示恭顺的谄媚。无论如何，忠烈王以降，高丽在服饰方面的蒙古化比之中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蒙元在东亚大陆的统治十分不稳定，内争外斗不断，官员的横征暴敛更使民众的愤怒达到极点。终于，大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在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带领下，轰轰烈烈的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了。

当时，元顺帝的皇后是高丽人奇皇后，奇氏家族倚仗其势力在高丽国内骄横跋扈、为非作歹，刚刚即位的高丽恭愍王对此早已不满，且有脱离元朝自立之意。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恭愍王便趁机铲除以奇辙为首的亲元派，废征东行省理问所，攻陷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及合兰府，在国内推行一系列改革，并先后击退了入侵的北路红巾军和元朝军队。

与此同时，比恭愍王年长两岁的布衣英雄朱元璋投身红巾军，在战争中不断成长，最终于1368年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恭愍王受了元朝半辈子窝囊气，一心想恢复“先王之制”，他解辫发、去胡服，于洪武二年上表庆贺明太祖“复中国皇王之统”，并称赞明朝“典章文物之粲然，华夏蛮貊之率俾”，对明朝文化道统表示认同，愿意成为藩属。一个月后，高丽再遣捴部尚书成准得，赴金陵祝贺明太祖生辰，并“请赐本国朝贺仪注”“请祭服制度”，明朝一概应允。

《高丽史·舆服志》记载，本次明朝赐予了高丽国王和臣下的祭服、国王朝服以及王妃冠服。其中官员的服饰等级，比同品级的中国官员降低两等，而高丽国王虽为明朝郡王级别，但明朝特赐了亲王级别的冠服，可见明朝对高丽的向化之心极为赞赏和重视。于是，高丽“事元以来，开剃辫发、袭胡服，殆将百年。及大明太祖高皇帝赐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自是衣冠文物焕然复新，彬彬乎古矣。”

此后，高丽国内亲元势力困兽犹斗，恭愍王于1374年被侍卫洪伦所弑后，高丽在辛禑王领导下彻底倒向北元，全盘恢复蒙古衣冠。1388年，被派往辽东进攻明朝的高丽大将李成桂于威化岛回军，最终黄袍加身，取代高丽自立，明太祖赐国号“朝鲜”。

高丽王朝崇信佛教，《高丽大藏经》举世闻名，而李氏朝鲜则以儒家学说、尤其是朱熹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儒学思想的指导下，除了建国初期由于明丽关系遗留问题导致的一些不愉快，朝鲜王朝一直对明朝恪勤事大之礼、深被字小之恩，以“事大”为基本国策，衣冠服饰更是彻底以明朝为标准进行学习。

由于李成桂毕竟得国不正，因此明太祖并未赐予冠服，朝鲜太宗李芳远通过政变登上大位后，建文帝为了拉拢朝鲜，称“朕之于王，显宠装饰，无异吾骨肉，所以示亲爱也。王其笃慎忠孝，保乃宠命，世为东藩，以补华夏，称朕意焉”，于是特赐九章冕服，高丽时代“以郡王级别享受亲王服章”的优待政策得以延续。

而在燕王朱棣“奉天靖难”篡位以后，李芳远代表朝鲜首先表示承认其正统地位，于永乐元年（1403年）请赐冠服。朱棣与李芳远早年就曾相见，两人可谓意气相投、经历相仿。从此两国关系更是大大提升，史载明成祖“嘉其能慕中国礼，赐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及经籍彩币表里”

李芳远去世后，世子李祹即位，这便是著名的世宗大王。李祹本身作为“学霸”，饱读中国儒家典籍 ，对中华文化十分向往，在位期间多次向明朝请赐冠服，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宣德五年（1430年）；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正统九年（1444年）；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分别应世宗大王之请，赐予朝鲜世子朝服衣冠（包括明朝二品级别六梁冠、一品级别玉带玉环）；赐世宗大王乌纱远游冠、玄圭、绛纱袍、玉佩、赤舄、常时视事冠服等。

终明一世，明朝历代皇帝都赐予朝鲜国王及世子、王妃、大臣冠服，直至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丙午，遣使册封朝鲜仁祖李倧，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大明，最后一次向朝鲜颁赐诏命冕服。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朝存在时，朝鲜王朝统治阶级的服饰，尤其是高等级的服饰，基本是对明朝服饰的高仿，很多直接就是明朝制作完成以后再赐予的，与明朝的“自用款”别无二致，正如朝鲜名臣徐居正之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元朝还是明朝，对朝鲜半岛服饰的影响基本局限于上层服饰，朝鲜的平民服饰主体上是自成一体的，如男女皆穿的短上衣“赤古里”、女子穿着的大摆长裙“赤亇”和宽裆的肥腿裤“把持”等朝鲜半岛特有的平民服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变化不大，一脉相承。

不过，蒙古服饰的影响，依然在中朝两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钹笠帽、直檐大帽、六合一统帽（瓜皮帽）、卷檐帽等冠帽，曳撒、贴里等服饰，都源自蒙元服饰，它们在明朝和朝鲜都依旧存续，而瓜皮帽、帽顶制度等在中国甚至延续到了清朝。

丙子胡乱后，朝鲜与明朝断绝宗藩关系，臣服于清，清朝允许朝鲜保留衣冠，不剃发易服。甲申之后，清朝也曾一度赐服于朝鲜，朝鲜并没有采用，而是继续沿用明朝服制，但毕竟失去了明朝赐服作为参考，朝鲜自身工艺水平又不够高，因此朝鲜服饰开始了国俗化进程，与明朝服饰差别越来越大。到了朝鲜王朝末期及大韩帝国时期，朝鲜服饰虽然还有一些明朝的影子，但本质上已经有巨大差异了。

从蒙元到明朝，从高丽到朝鲜，中国大陆的服饰风格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过境迁，中国传统服饰销声匿迹多年后正经历着艰难地复兴，而韩服时尚则随着韩流席卷大陆，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服饰文化能够重现昔日辉煌，再度成为时尚的中心。

参考资料：

《衣冠与认同: 明初朝鲜半岛袭用 “大明衣冠”历程初探》 张佳

《高丽使者郑梦周与明朝士人的交游》 余国江

《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 罗玮

《“衣冠文物 悉同中国”——略论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服饰文化的影响》 竺小恩

《李氏朝鲜服饰文化分析》 阎洪瑛

《朝鲜赐服：明朝用服装再造一个“小中华” 》 蒋玉秋、赵丰

《明代朝鲜冕服研究——以〈国朝五礼仪〉为中心》 乐浪公

《凤簇珍珠帽，龙盘锦绣袍》 乐浪公

《由翟冠到大首——朝鲜王妃首服形制产生的猜测》 正胤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