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古代世界：追寻西方文明之源》，作者：[英]理查德·迈尔斯，译者：金国，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鉴于罗马是一座性情如此乖戾暴虐的城市，我们便可以认为帝国最大的受益人群其实是生活在最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尽管罗马的皇帝都各自拥有这样那样的过失和问题，但帝国依旧“无情”地高效运转着，而且是由一支极简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来实现的，帝国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员总共才大约5万名。事实上正是这种对殖民地日常事务“极不插手”的放任政策才让罗马国祚得以长久。在帝国的天南海北，人们拥有同样的愿景，应用着一致的法条，遵守着相似的日常规则。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依靠伟人和凡人、罗马人和异邦人，他们均“入股”了一个文明的特殊品牌，而它则由城市生活的理想典范来定位。每个有效运作的城镇都有一处集议广场、一家剧院、一个贸易市场，以及多座神庙、公厕和公共浴池。

位于今天突尼斯北部的杜加（Dougga）古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拥有一些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罗马遗迹，为我们了解帝国的运作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观察切入点。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这座帝国边缘的市镇拥有不少即便放在罗马城也不会显得突兀的房屋和纪念建筑，而且跟罗马情况不同的是，杜加的市民将这些东西物尽其用，他们自觉地开始努力成为庞大帝国的一部分，而这个国家正是由一座座以罗马自我标榜的大小城镇而组成的。

这座罗马城镇位于已存在的努米底亚人定居点附近（努米底亚是古代柏柏尔人的王国，位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境内），就建在一片岩石遍布的斜面地形上，所以它并没有其他城市那种古典风格的城市网状规划。杜加更像是一个大杂烩，但仍毫无疑问是罗马人的。当罗马定居者于公元前1世纪首度迁入时，他们跟本地人一起生活，两块社群居住区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享受不同的权益。罗马人是公民，而当地人则只是臣民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社群渐渐更加融合起来，并开始互相通婚。在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治下（统治时期从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罗马法律被引入，市镇的行政长官也成了罗马公民。公元205年，生于利比亚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的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将杜加划为自治市，而这在罗马城市当中已属于次高等级了。此举有效地将两个社群区域合二为一。

像杜加这样的外省城镇的生活为其公民提供了一种共享的社群体验，犹如一口金鱼缸，每个人都清楚彼此的事情。关起门来在小天地里自行其是的时候非常少，人们都在外头，在集议广场上讨论当地政治，在剧院观赏戏剧，在20多个神庙的其中一处敬拜神灵，或在公共浴池里洗澡。澡堂是罗马对文明的一大贡献。希腊人当然也有澡堂，但在规模和豪华度上则完全不能与罗马浴室相提并论。公共浴室理所当然是市民健康卫生的核心场所，但同时也是闲聊、谈生意、紧跟城市生活节奏的地方。

如同在罗马城一样，为普通大众兴办娱乐节目向来是一项捞取选票的重要手段，而其中杜加的剧院则是古代世界存续至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遗产之一。剧院建于公元168年，由当地的一位名叫普布利乌斯·马西乌斯·夸达徒（Publius Marcius Quadratus）的要人出资。这座剧院是一次自我夸耀的行为，它竟能容纳3500名观众——这对于仅5000人口的市镇来说实在是用力过猛了。然而公众形象高于一切，这座剧院对于夸达徒及其同仁而言正是在公众面前给自己脸上贴金的理想场所，好让市民同胞们看看自己有多么乐善好施。剧目一般不太会是那种高雅的种类，虽可能偶尔会有普劳图斯（Plautus）或辛尼加（Seneca）的希腊悲剧的改编版本，但总体而言，外省的罗马人似乎还是更青睐那种欢快活泼的喜剧或哑剧表演。

夸达徒之所以要做出像开办剧院这样如此隆重的姿态，其中的动机就在于他要在家族成员当中高人一筹。他的兄弟卢修斯·马西乌斯·辛普利斯·勒吉里阿努斯（Lucius Marcius Simplex Regillianus）刚刚兴建了壮观的杜加主神殿（Capitol Temple），其位置就毗邻市镇的政治中心——集议广场。建筑内厅的门口处仍然饰有他的名字，这座神庙敬奉罗马保护神朱庇特（Jupiter）、朱诺和弥涅耳瓦（Minerva），三角楣饰上描绘了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被一只鹰带到神灵跟前的场景。这座神庙说明，尽管安定一方能赢得政治资本，但主动迎合远在罗马的圣主也同样是相当重要的。

在杜加有一座神庙叫作卡拉卡拉日耳曼凯旋神庙，斥巨资而建，共耗费10万塞斯特斯。但如今哪怕按照罗马皇帝的标准，卡拉卡拉也算得上是一个恶魔。他是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儿子，在又一则罗马“幸福”家庭的故事中，他于公元211年将弟弟盖塔（Geta）暗杀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权力。但卡拉卡拉对罗马历史的主要贡献是在公元212年向帝国当时精确划定边界之内的所有自由民授予罗马公民地位。

公民权一直是新臣服地区民众高度追逐之物，只有公民才能在罗马人新建城镇的管理层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公民才能享受私法特权并有资格来撰写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遗嘱。假如非公民被确认违法犯罪的话，他们所面临的惩罚要比公民严酷得多。举个例子，公元17年元老院对罗马境内的占星术士采取行动，具有公民资格者被驱逐流放，而非公民则被处死。圣保罗的故事更进一步说明了罗马公民权所附带的有效特权，保罗曾宣称自己是罗马公民并行使“告御状”的权利，从而成功逃过了由当地官府主持的即决审判。

我们知道罗马公民拥有相当大的特权，令人感到不同凡响的是当局在公民权框架内愿意吸收被征服民众的程度。公民权被授予个人、家庭或整个社群以表彰他们对罗马国家的服务。罗马之所以对公民权毫不吝惜，其背后隐藏着典型的深层实用主义考量。卡拉卡拉将公民权最终普及化，而这毫无疑问是受到金钱驱使的。卡拉卡拉需要增加税收来支付军队的开销，每名公民都成了一个产生收入的单位。在此过程中，原本专指罗马城下层社会的术语“plebs”已然成为对全国所有大众皆适用的通用名词，就好像罗马已经将自己克隆到全国各地，而每个省府就是微缩版的罗马城。

这一复制过程最关键的部分是“帝王崇拜”，它赐予了皇帝统治天下的神赋权力，其实自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政体——元首制以来，国家就一直基于此类崇拜。在帝国各处像杜加这样的城市里，皇帝被人们当成神灵一样崇拜着，还有许多神庙供奉他们。这种崇拜活动在东部地区尤为普遍，罗马城本身的政治圈子傲慢自负、桀骜不驯，明智的皇帝对更狂热自恃的神权主张常常有分寸，然而在行省里伸张神权却是让皇帝进入臣民生活并担任角色的一种方式。当百姓敬奉皇帝时，就好像同天子建立了一对一的私人关系，如此一来便“开发”出了一种理念，那就是统治者变成了弱小草民的保护人，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将皇帝本人同那些代表皇帝的当地官僚对立起来。此类崇拜犹如某种全息图影，将皇帝投射到王朝内无数座市镇里。它所创造的一条纽带，其价值无可估量：一头连接着象征性的领袖，说得好听点儿犹如遥远的守望，难听点儿就是毫不沾边；而另一头则是数百万几乎永远不可能一睹龙颜的草民。但当我们论及宗教时，帝国就恰似一块海绵，乐此不疲地吸收外国神灵，如同它侵占外国领土那样狼吞虎咽。罗马人是坚持“大帐篷政策”的多神教信仰者，欢迎所有神灵都加入到他们自己传统的诸神队伍里，只要外来者也准备向“帝王崇拜”增添些许香火即可。

这种灵活性占据了罗马身份认同的核心位置，关于这一点最为突出的例子在雅典被人发现。公元114年至公元116年的某个时期，一位罗马顶层要人的墓冢纪念碑在一座山上落成，从那里能够眺望到帕特农神庙，而此人在退休时已将那座城市视为自己的故乡。墓冢本身是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宏大建筑，它拥有精美的两层楼结构，建在一个平台之上，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可以从城外数公里处望得见。建筑物底层饰满了华丽的雕带，描绘了死者作为罗马执政官的就职典礼，而一段拉丁语铭文题词则记录了他杰出的行政生涯。纪念碑的一侧是由希腊语书写的题词，记述了此人也曾是雅典公民，并担任“荣誉雅典执政官”一职——这是那座城市所能授予的最高头衔。除此之外，墓冢还存有一幅死者祖父安条克四世的画像，他是小亚细亚东部一个小王国科马基尼（Commagne）的末代君主。科马基尼于公元72年被罗马皇帝韦帕芗吞并，而安条克和他的家族则被罗马人以与其地位相称的规格和待遇带到了希腊，而后又迁至罗马。

亡故者费洛帕波斯（Philopappos）能够同时兼任罗马执政官、雅典执政官和希腊化王族成员的多重角色。此外，他还有其他有趣的奇闻逸事。费洛帕波斯的祖父——科马基尼人的国王安条克在画像中身穿一件罗马宽外袍，即一种罗马行政长官的衣服。甚至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费洛帕波斯似乎在执政官队伍里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王冠。如此明目张胆的神权象征，在这一时期只能是罗马皇族才有资格消受的。他的执政官马车装饰有赫拉克勒斯的塑像，而科马基尼的历代君王们都一直将自己同这位英雄联系起来。费洛帕波斯的墓穴展现了即便在他罗马政治事业最顶峰之时仍没有淡忘自己的当地身份和王室祖先。费洛帕波斯的墓冢是一座异常突出的独特纪念物，其建造标准反映了富裕主人所能炫耀的高水准人脉及官职。然而我们不应当将费洛帕波斯的行为视为一个奇特的现象，纵观帝国全境，可以发现有数千例与之相比略显低调的碑文，均在自豪的同时宣扬自己的罗马资格与本地身份。

罗马常常会适应新的文化，并对理念的创立者与当地领袖大加奖赏，以此来打造让帝国长治久安的各种纽带。在整合被征服地区的上层精英方面，罗马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国家承认并容忍当地的身份认同和信仰，还提供了一个能够同时兼备的全方位罗马身份。关于罗马帝国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你越是远离国家中心就越有可能过上幸福生活——既可享受帝国好处，又不必经历痛楚。

也许最恰当的案例可以在叙利亚中部的帕尔米拉（Palmyra）发现。在公元2世纪，帕尔米拉位于罗马帝国的最边缘地带。在英国，人们谈及帝国边缘的时候往往会联想起哈德良那条著名长城，它一路翻越坎布里亚郡（Cumbria）和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那些常年被雨水浸透的山岭，由那些抱怨着手脚冻疮的思乡士兵人工建造。不过在帕尔米拉既没有长城也没有冻疮，此地被称为“沙漠皇后”，在这里有一则在罗马治下截然不同的生活故事。帕尔米拉是东西方贸易路线至关重要的节点，于幼发拉底河上游与地中海海岸之间提供了一个停靠站。对于帕尔米拉人而言，罗马人的到来只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市场机遇被打开，从罗马的工坊和制造厂里可获得产品的供应源，而从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则可拿到香料和丝绸。我们之前已经在故事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人，青铜时代的商贾们用他们的骡车队在亚述和安纳托利亚之间往返旅行，铁器时代腓尼基人用他们坚固结实的船只在地中海里来回穿梭。而如今在帕尔米拉他们又出现了，这些必不可少的中间商们用贸易的针线将古代世界的政治版图缝接在一起。正如亚述人有骡队、腓尼基人有货船一样，帕尔米拉人也具备自己最喜爱的运输工具：骆驼。

如同所有生意人一样，帕尔米拉人最需要的是和平和安宁，以及可靠的货物供应源和稳定的市场，由此好让他们追逐那迅速致富的终极目标。然而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帕尔米拉人的东边紧挨着帕提亚王国，数世纪以来那些人一直令罗马如芒在背。上一位与帕提亚人发生纠葛的皇帝是图拉真，他率领军团进入帕提亚，并进一步远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城市。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他是第一位涉险至遥远东土的“西方”征服者。然而，尽管亚历山大的胜利曾激起图拉真深入开拓的兴趣，但他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他意识到领土太过广大，距离罗马城太远，无法有效管理，于是便调转部队西归了。”那一年是公元117年，假如你想给罗马帝国的顶峰确定一个日期的话，图拉真发表这番相当厌世的评论之时也许可以算是国家的鼎盛之时了。

在图拉真继任者哈德良的治下（公元117年至公元138年在位），罗马恢复了与东部邻国的和平政策，确立了边界，划定了版图，帕尔米拉成为一座“自由市”，自此好时光才真正开始。在公元2世纪的某个时期以及之后的150年里，帕尔米拉人成就了与罗马人和谐相处的完美方案。首先，帕尔米拉人是各色商品的重要来源，为罗马提供所需的香料与丝绸。其次，他们与罗马人没有利益冲突。帕尔米拉只对利润感兴趣，而罗马呢，就如同所有帝国一样奋力探寻着国运天命。只要切记别在这莽撞的巨人前面挡路，你就可以平安无事。最后一点，亦是最重要的一点，帕尔米拉人距离罗马足够遥远，对方任由他们自行其是，而今日你可以从这精心修建的家族陵墓里看出这种“被遗弃”的好处。这座引人注目的陵墓是帕尔米拉的达官贵族为自家而造的，有地上部分，亦有地下部分。这一纪念建筑不仅代表了自身的财富和地位，同时还显示了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独特优势。

尽管罗马化的益处多多，但帝国当然也有其阴暗面。纵观整段国家的历史，偶尔曾有数次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尽管数量确实也出奇地少。义举通常都是由于苛捐杂税而激起的，或者是当地官员的傲慢行径所致。公元60年或公元61年爆发的布狄卡（Boudicca）起义是最著名的一次地方性动乱。对于那些不承认罗马统治的人来说，惩罚常常是十分严酷的，而对合作者的奖励却也相当慷慨。公元66年犹太人起事，宣称犹地亚（Judaea）成为独立国家。这次起义主要由于沉重的税收和紧张的宗教关系而引起，特别是为皇帝尼禄兴办的献祭活动居然要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寺庙里进行。对起义者而言，起先的事态进展顺利，新的国家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而罗马人重获统治权的企图也相当无力，被轻易地抵制了回去。此时此刻的罗马正陷于自身的混乱中，之前尼禄被迫自杀，而且国家在公元69年还经历了一段内战时期，即“四帝之年”（暴力和动荡的一段发作期，最终以韦帕芗称霸而宣告结束）。所有这一切在公元70年随着韦帕芗之子提图斯（Titus）抵达犹地亚而改变了。提图斯急切地想要赢得一场重大胜利以巩固他父亲的统治，于是强力镇压这场反叛。城市刚一陷落，许多地方就即刻化为瓦砾，寺庙本身也被彻底摧毁，那些抵抗者干脆都死在刀剑之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或被卖作奴隶。

罗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当你跨越了这条线，它的回应将会是灭顶之灾般的残暴无情。我们之前在杜加已经见识过的那位皇帝卡拉卡拉，他就是在这方面令人生畏的一个例子。当卡拉卡拉造访亚历山大港时，当地人犯了一个错误，在一部讽刺作品中嘲弄了他。作为回应，卡拉卡拉在公元215年屠杀了城内数千名男青年[据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称，死者超过2万人]。对帝国而言，确保自己牢牢掌控北非地区可谓重中之重，因为北非是罗马必不可少的粮食来源。公元1世纪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每年向罗马出口30万吨小麦和大麦。土地和农业对于罗马精英的自我形象来说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他们喜欢把自己想象成犹如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那类乡间贵族武士的直系后代。辛辛纳图斯曾离开自己的耕地去拯救国家，而后又返回到故乡的田埂之间。精英们渴望那种臆想的田园的纯朴，奥古斯都“御用”的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Georgics）里将这种简单的美好时光描绘得淋漓尽致。西塞罗衷心地赞美农业是“节俭、勤劳和公平的导师”，而小普林尼则以满腔的喜爱之情详尽描述他自己的乡间小屋。他的房子就嵌于富饶的托斯卡纳（Tuscan）农田之间，在那里他也许能脱下那件元老院宽外袍，不受庙堂功名所累，实现返璞归真。

然而乡间的田园诗只是某种幻想之物，随着共和国演变为帝国，意大利的中小农场都被大庄园吞并掉了。这种庞大产业由奴隶来提供劳动服务，是极富阶层以牺牲小农户为代价而组建起来的。在各大行省里，这些大庄园的规模令人咂舌。皇帝尼禄时期对土地财产进行强征，仅六名议员就拥有非洲行省的半数土地，这些农庄的规模俨然一个个小王国。罗马人跟其他来到埃及的人们一样，不消多久便领略了尼罗河那不可思议的天赐福祉。对罗马人而言，尼罗河意味着高于一切的粮食保障。奥古斯都刚一吞并埃及，就立刻采取实际行动来确保此地高产的小麦大麦被转运到他那新帝国的首都。

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共和时期的罗马就已经为穷人引入了免费月度救济政策。奥古斯都颁布法令，“口粮平民人数”或称“口粮人口”将上升至20万人，这相当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此举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提升。埃及和尼罗河奇迹就是从此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的。亚历山大港是将埃及与罗马主市场连接起来的最繁忙港口之一，埃及作为罗马的产粮区，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行省。罗马统治下的生活可以从埃及的安提诺波利斯（Antinopolis）一窥端倪。约2000年前它是一座繁荣的罗马城市，考古学家们在安提诺波利斯的废墟里展开挖掘，于数以吨计的破陶片当中完成了一次非比寻常的大发现。干燥的沙漠条件奇迹般地保存下了数万份莎草纸碎片，它们包含相当丰富的希腊语文本及五六种其他语言的文本，材料之充分足以让学者们详细地重构帝国全盛期罗马中等水平公民的生活状况。莎草纸的信息之丰富恰恰在于其内容之平凡，大部分都是现代世界的古代等价物，恰似当今生活中充斥的繁杂文件，比如账单、缴税回执、私人信件、请柬、证书、企划案、合同、任务清单——看起来要么是太过重要而不可扔，要么是微不足道而懒得理。多亏了安提诺波利斯的居民花费功夫定期做清理工作，将他们的莎草纸一篮一篮地扔到城镇边缘，才让今日的我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他们日常城市运作的信息，而且对其知晓的程度甚至要胜过罗马本身。

举个例子，来自邻近城市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的莎草纸当中包含了一份请愿书，事关繁忙街道上人们驱赶毛驴速度过快的问题。另外还有一小片由两位朋友所写的纸条，它是阿皮安（Apion）和埃皮马斯（Epimas）写给同学埃发罗蒂托斯（Epaphroditos）的，纸条上包含了一条极不寻常的提议：“假如你同意让我们鸡奸，那我们以后就不再揍你了。”这里面甚至还有一小幅图画来帮助理解，好让可怜的埃发罗蒂托斯明白他们到底想要对他做什么。此外，纸片堆里还有一封信，是一位名叫第欧根尼（Diogenes）的地主写给一位雇工的：“我已经写信给你1000次了，叫你把派西亚（Pahia）那里的葡萄藤砍下来。可是我今天又收到了你问我怎么办的来信。我的答复是：砍掉，砍掉，砍掉，砍掉，砍掉！我已说了一遍又一遍了。”

在这些琐事当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文字：王国在你体内，亦在体外。当你逐渐认识自己，便会通透醒悟，明白自己正是人间神灵之子。但假如你认不清自己，那你将羁于贫困，而且你即是贫困本身。这些话源自那篇不足为信的《多马福音》（Gospel of St Thomas），人们从这堆单据和垃圾信件里发现了福音书的三段摘录。它们表明了除却每天关心的毛驴和葡萄藤之外，此地还有人努力思考那些令人不安的深刻问题，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不朽灵魂的归宿。罗马帝国虽然物质富有，但根本无力回答这些提问。

俄克喜林库斯的莎草纸让我们聆听到了罗马治下埃及公民的声音，而与此同时他们的面庞也可以从其他地方一睹为快。埃及木乃伊的画像举世闻名，它们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些怪诞可怕的自然主义风格肖像被绘制于一块块木板之上，而后与木乃伊的“衣服”融为一体，让瞻仰者得以看看埋在里面的亡故者。它们是古代世界留存至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画像大多描绘船主和士兵、商人和祭司，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正是人们意料中那群得益于罗马统治的阶层人士。画像上的发型时髦别致，饰品精美绝伦，这些均宣告了自己是帝国的有钱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无疑是罗马人，但死后绝对属于埃及人，会跟千百年来的祖先一样被制作成木乃伊。由这些面具我们得到了另一处例证，说明罗马人天生懂得如何铸造生机勃勃的“杂交”混合物，一种剥离了所有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

然而从这些生动的面庞上我们若仅仅读出成功故事的话，那也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善于将物质上的成功赐予那些维持社会平稳运行的当地精英们。然而，正如俄克喜林库斯的莎草纸所示，你的职业、财产和衣着对生命而言并不代表了全部，生命还涵盖了更多别的东西。此外，在罗马内部像塔西佗这样的人士也为世人敲响了警钟，正由我们所见的这些表明，异议的表达渠道在罗马统治之下是极其有限的。又有谁知道在这些表面安详的死亡面具之下会隐藏着怎样的不满、失望和未实现的愿望呢？所有精美的肖像画都蕴含着某种模棱两可的模糊性，些许的细节便会令你不禁要问他们真正在思考什么或感受什么。这些人将死亡面具留给后人沉思，而我们对他们确实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对某一个人却是真切知晓的，他是一位居于当时世界核心圈内的人士，原本可以过上一种受人尊崇的生活，做一名罗马帝国的埃及人，躯体可以被制成木乃伊，而肖像则能够入画。这个人的名字叫作安东尼，他拒绝了成为罗马帝国双重身份公民的机会。事实上安东尼完完全全地遁世退出了，他响应宗教的召唤，朝向沙漠而去。此时这门新的宗教正日益壮大，那便是基督教。

公元4世纪早期，安东尼一头扎进荒野里寻求神圣的真理。他选择在埃及沙漠科尔佐姆山（Kolzom Mountains）上的一处洞穴里安身落脚，在那里他开垦了一座小花园并编织草席。修道士聚拢到他周围，形成了首批基督教修道院之一。他们自给自足，种植力所能及的农作物，并同贝都因（Bedouin）游牧民交换物品。圣安东尼是“修道运动之父”（Father of All Monks），还成了被世代基督徒传颂的英雄，而这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港的亚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所著的《圣安东尼传》（The Life of St Anthony）。人们对安东尼的敬仰之情已延续了超过1500年，这使得我们很难深切了解真正的安东尼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位年轻人作为贵族地主的成员，却将这种特权生活弃之身后，换来的却只是沙漠中的一个洞穴。然而我们确实知道，有些人渴望精神上的熏陶超过物质上的富足，对他们而言基督教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修道院的苦行生活让这些年轻男女摆脱了国家公私团体及家庭义务的束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套全新的生活模式，一种讲究慈善、节制、清贫和苦修的日子。

基督教的隐修制度在公元4世纪逐渐变得井井有条，颁布了书面的规定条例，勘定了诸如《圣安东尼传》这样的历史典故并用以广传福音。宗教日趋繁盛，尤其在埃及的沙漠地区，世人将其誉为僧侣之城。修道士们的社群愈发自给自足，然而它是一条损耗帝国最重要资源的渠道——男男女女不仅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皆为税收的基础。像圣安东尼那样在修道院过一辈子简直是罗马生活方式的对立面。修道士们不为国效力，他们忠于上帝且只忠于上帝。这门信奉孤立主义的弱小宗教属于那些性情温和、低调自谦的苦行修道士，我们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够撼动帝国的根基，要知道罗马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团和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尾声部分将要见到的，“撼动罗马”正是基督徒们意欲而为之事。

尽管帝国的规模庞大笨重，而且大量的行政和财政职能均持续外包，但有些特立独行的皇帝仍然能够在广袤的国土上深深地留下自己的印记。戴克里先（Diocletian）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时至公元3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的中心正风雨飘摇，危机接踵而至。自公元239年至公元285年共有49人染指皇位，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此等动荡局面是帝国两大机构——元老院和军队——之间权力平衡大转换的结果。帝国的边缘地区已遭受空前压力，既来自蛮族部落，又源于更老牌的宿敌。在东方边界上，复活的波斯帝国在罗马的领土上大肆蹂躏，形成了一片广阔地带。他们在公元253年完胜了由皇帝瓦勒良（Valerian）指挥的罗马军队，达到了扩张的顶峰。瓦勒良兵败被俘，在大多数日子里从事屈辱的劳役，被波斯国王沙普尔（Shapur）当作一个脚凳，什么时候想骑马了就用一下。

与此同时，莱茵河与多瑙河边境也遇到了麻烦。在公元3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支哥特部落联盟突破了罗马防线，肆意蹂躏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许多地区，甚至连雅典也被其中一支蛮族部落强占并洗劫一空。而其他部落则突入意大利，最远时曾深入到米兰。另外还有一伙法兰克人在横扫希腊之后夺取了船只并远航至西西里和非洲，开启了一场劫掠的狂欢。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军队的重要性在公元3世纪时逐渐变得极其突出，皇帝不但日益依赖军队，而且还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跟将士们一道出征作战。鉴于帝国正在遭受攻击，皇帝不得不募集大量资金来用作军饷，另外还要筹措钱财用于特定的场合给予部队应得的一次性奖励。此举所制造的紧张情势从钱币的劣质程度就能明显察觉得到，在公元3世纪有一部分银币竟然只含5%的白银。贬值的做法只给予了短期的缓解作用，却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士兵们开始要求用实物来支付犒饷，业已脆弱的资源由此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任何一个不愿支付或无力支付酬劳的皇帝干脆会被杀掉。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临终床榻上如是忠告自己的几位儿子：“尔等应相互友爱，只需富足兵将，其余人等皆不必多虑。”其中一个儿子卡拉卡拉将父亲的第二条建议牢记在心，尽管他并没有听进那第一条。卡拉卡拉在谋杀了自己的手足之后，向整装集结的将士们发表如是演说：“朕与众将士同心，唯尔等方可聊慰吾生。朕有夙愿，欲富足军士，国库即为尔等所用。”

罗马军队开始拥立自己的将官为皇帝，这就意味着经常会出现多名王位主张者。由军队黄袍加身的天子与以往的皇帝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些新上台的行伍皇帝大都出身卑微，常常来自诸如巴尔干这样条件艰苦的边境地带。如今军事技术是最具决定性作用的领导特征，作为皇帝最为首要的是必须有能力鼓舞士兵并领导军队走向胜利，而戴克里先则正是这些坚韧不屈的巴尔干军人中的一员。戴克里先出生于伊利里亚的一户农民家庭，通过自己的天赋和毅力在军队中步步高升。虽然他的王位之路与此前的其他几位行伍皇帝并无二致，但戴克里先很快就表现出其野心绝不仅限于掌控权力，他的目标要远大得多。戴克里先要彻彻底底地对帝国进行全面改革。作为一个未受过教育并且职业生涯一直都在边疆的军人，戴克里先对元首制的传统或罗马这座城市并无情感上的依恋。相互敌对的王位主张者你征我伐，祸害了罗马世界好几十年，戴克里先渴望避免此类手足相残的冲突，于是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方案。他将帝国划分成四个部分，归属他本人和其他三位潜在竞争者，后世称其为“四帝共治”（tetrarchy）。虽然戴克里先在其中保持了资历最深的合伙人地位，但每位统治者都设有一座府治、一套机关部门以及一支军队。

“四帝共治”首府的选择也反映了一个变革世界的需要。罗马作为行政心脏已过千年，而后被一些更具战略意义的城市所取代。根据皇帝们的需要，特利尔（Trier）、斯普利特（Split）、安提俄克、米兰和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在不同的时期都曾充当过首府的角色，直到最终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建造了君士坦丁堡，由此确保了他自己的帝国遗产。

戴克里先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来接管此前由行省精英所履行的管理职责。这套新的机关明确迎合了皇家主人的行伍背景，以军队框架来组织，设有专门的级别与制服。国家还开展了一次新的人口普查，以便让财政部门确切知晓帝国全境内每个人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戴克里先同时还摒弃了“皇帝只不过是第一公民”这一过时的幻想。帝王就是万民的主宰，一个令人敬畏的遥远形象，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世人皆有目共睹。如今所有的臣民不管出身多么高贵，当来到皇帝跟前时都必须拜伏下来，若是得宠的话则可以亲吻皇帝紫袍的边缘。这一时期的帝王肖像与旧有的公民皇帝形象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四帝”的雕像被奇怪地剥夺了他们的个性，展现出来的是几位表情严肃、特征平平的人，其全部的灵动感只体现在那双永远警觉凝视的双眼以及官职标志上，即一顶王冠和一身紫袍。出于共同领导的目的，他们的个性受到了压制。最著名的“四帝”雕像，现如今属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 Cathedral）的一部分，它表现了四位面目严厉的人物，由同一块石头雕琢出来，无法区分彼此。

“四帝们”为自己修造的宫廷建筑也鼓吹了这一形象。戴克里先在斯普利特的宫殿是为他退休之后的生活而建造的，它一半是奢华享乐的别墅，而另一半则属于部队的营房，四周尽是高墙和可怕的瞭望塔，这种令人难以接近的印象同奥古斯都在帕拉蒂尼山的简易住所相比简直有如天壤之别。这座庞大的建筑体不仅包括戴克里先华美壮丽的私人豪宅，而且还开设了许多间宾客谒见厅和一处建有穹顶的宴会厅。建筑体容纳了士兵、仆人和官僚，同时还设有神庙、大量的弹药库以及帝王陵墓。总之，这片皇宫建筑群能够豢养1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一座小城镇的人口。这俨然是一座用来炫耀和震慑的建筑体，而不只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安全感。

戴克里先雄心勃勃的实验在许多方面都以失败而告终，“四帝共治”需要一个占有统治地位的人物来团结凝聚。一旦戴克里先离世，继任者们很快就开始相互残杀，谁都不愿跟他人共享这身皇帝的紫袍。然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戴克里先的改革确实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他所创立的这一套头重脚轻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居然能够一路存活到15世纪晚期拜占庭帝国的末日。从个人的角度来评价，戴克里先成就的某些丰功伟业在前任的行伍皇帝当中极少有人能够办到。经过一段悠长而富足的退休生活之后，戴克里先于公元311年在自己的床榻上离开了人世。同一年，安东尼前往亚历山大港，为基督信仰而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