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据媒体报道，在山西一户人家，竟然出现了十一位姐姐给弟弟凑钱结婚的场景，可谓是“超生游击队”的现实演绎，在网民评论中，多见对超生罚款的热烈讨论而非祝福，但在这条新闻的下方便是对生育激励政策的研究制定，两相对比，足见生育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涉到社会观念的重要议题。

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生育被等同于繁育人口，历经百年战乱的中国第一次可以给自己的国民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活环境，因此在各方面条件作用下，人口基本上是呈指数增长，建国不足二十年，人口已经从4.5亿跃升至7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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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二胎政策开放前的论述中，这段话更多是被作为论述马寅初人口政策的背景材料，在马寅初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在于过多，现存土地的生产力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因此必须加以限制，这也是后来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理论来源。

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年头里，超生、罚款以及黑户成为相伴相生的话题，萦绕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中，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的平静，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愿望；另一方面，庞大的国有经济和事业单位群体，是无力和国家政策相抗的，因此，整体比较平稳。

但是在农村，传统的生育愿望非常强烈，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更正，如果对上世界九十年代有所印记的话，出镜率最高的是两件事：其一，收公粮；其二，计划生育。除此之外，废除公社后的乡镇政府和乡村几乎没有联系，基层的溃败和“村霸”的兴起也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

谁料世事无常，今日的中国已经快速迈入老龄化社会，而“房价”又是最好的避孕药，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都在快速下降，由此而来的社保压力之大和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人们似乎重新认识到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以前所预计的土地生产力和粮食产量都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解决可能，可如果人口开始萎缩，那么带来的不会是“适宜”人口的幸福生活，而是未富先老的悲惨境遇，参看近邻日本和俄罗斯，人口事实上都在减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11个姐姐之事虽然有些荒唐，但也只可能出现在逝去的时代了，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注脚，不会普遍出现在计划生育时期，因为巨额的经济代价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也不会出现在可能的生育激励时期，因为生养的成本显著高于奖励所得。

从建国近70年的生育观变迁入手，应当认识到，人口并非是负担，在教育举措得当的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口是资源，经济活力，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作都有赖于人口数量的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