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丝路小史（海丝卷）》，作者：郭晔旻，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由于大饥荒和移民潮，如今爱尔兰本国的人口不过400多万，反倒是在新大陆的后裔人丁兴旺。时至今日，在美国3亿人口中，爱尔兰裔美国人就有5500万，仅次于德裔美国人。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筚路蓝缕，一步步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先后出了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克林顿4位总统，逃荒的老祖宗们恐怕想不到争气的后代还有让昔日骑在头上的唐宁街主人卑躬屈膝的这一天。甚至奥巴马出访欧洲时也不忘凑趣赴爱尔兰展开“寻根之旅”，因为他的曾曾曾外祖父就是在“马铃薯瘟疫”期间去了美国。

随着爱尔兰人的到来，让他们爱恨交加的马铃薯也登上了新大陆的土地，同样赢得了当地人的青睐，至今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如新罕布尔州，还是把土豆称为“爱尔兰薯”（Irish potato）。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马铃薯自动削皮机的发明，马铃薯片从小规模制作变成销售量最大的零食。一个美国南方的旅行推销员赫尔曼·莱（Herman Lay）帮助推广了这种食品。他带着皮箱在美国南部的杂货店叫卖此机器，之后他更创立了公司，令他的名字“乐事”（Lay’s）几乎成为马铃薯片的同义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遍布世界的麦当劳连锁店，马铃薯片开始流行起来。在大众眼里，麦当劳的“薯片”已经与硅谷的“芯片”、好莱坞的“大片”一起，成了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标志；而在抱怨人们情愿放弃美味可口但制作复杂的法国大餐去吃麦当劳，然后利用空余时间去逛街的法国人眼中，薯片更是俨然贴上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标签。

但这并不是马铃薯与政治第一次“结缘”。老一辈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毛主席诗词中的那句“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念奴娇·鸟儿问答》）。讽刺的是，那位在联合国大会上都能够脱下皮鞋猛敲桌子的赫鲁晓夫，于1964年4月1日在匈牙利一个工厂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把“福利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起码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怎么能够几颗土豆再加几块牛肉就打发了呢！于是，中国的文章严厉抨击了这种“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

只是，如今看来，这仿佛就是一个愚人节玩笑，土豆简直是“躺着中枪”。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人就可以经常吃到‘古拉西’了”。所谓“古拉西”（goulash，来自马扎尔语的“香草”gulya）是一道匈牙利名菜，即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及其他调料在小陶罐子里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对应到中国菜里可能也是西湖醋鱼之类的美味。谁知翻译到中国报纸上，因为“古拉西”没有合适的译法，先是写成“洋山芋烧牛肉”，然后改成了“土豆烧牛肉”，堂堂国菜沦为地摊小吃不说，还变成“中苏论战”的话题之一，在历史长河中翻起了小小浪花。

这就是马铃薯，印第安人对全人类的馈赠。因为养活了更多的人而改变了整个世界，也由于养不活人而改变了世界；作为食物传遍了世界，又在政治宣传中为全世界所知……如同美国知名环境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

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