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元的价格，发苦的味道，眩晕的后劲，是我对家乡啤酒的记忆。
1978 年的夏天，中央台第一次偷信号转播了世界杯。那时看球，没有中国队、也没有冰凉的啤酒。如今，我们又习惯了一次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但没有冰啤酒的话，可以说是辜负了整个夏天。
曾几何时，绿色玻璃瓶上的城市、5A 景区、名山胜水的名字组成了中国的啤酒版图，几乎每个人的家乡都产过自己的啤酒。
了解各个地方，与其研究各种理论，不如遍尝世间啤酒，这才是真正的地理学。
中国早期的啤酒厂是欧洲人盖起来的，1900 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建起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啤酒前身。之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欧洲人纷纷效仿，使得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也出现了啤酒厂。这些酒厂成了日后各地方啤酒竞相追忆的先祖，至少在自述厂史时是这么认定的。
不过生产啤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所以在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时代，啤酒并不能成为接地气的大众饮料。
1949 年后，啤酒仍限于那些率先西化了的大城市。尤其是在上海这个 1949 年前“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的城市，已有了挪威、英国、法国、日本的多家啤酒厂。虽然，所有的外国啤酒都被国产光明牌取代，口号变成了“喝啤酒，喝光明”。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结束了粮食危机，啤酒需求量大增，产量却跟不上。如果那时在大街上看到大罐车后拖着碗口粗的管子在倾倒液体，人们手拿所有可以盛液体的容器排队人头攒动，那并不是哪个小区断水了的救援车，而是在卖啤酒。
瓶啤罕有，冰箱未普及，让散啤（散装啤酒）成为了几乎唯一的销售模式。一些有啤酒厂的城市也出现了自带容器“打”散啤的奇特景观。排着长龙，拎着家里暖瓶、铝锅甚至塑料脸盆去饭馆打散啤，沈阳人直接用舀子盛鲜啤酒（这样粗狂的操作也让珍贵的泡沫几乎消失殆尽），都成为那个时代喝啤酒的标准场景。而对岸的台湾，当时已有六百多家夜总会了。
在街头斗殴的时候，啤酒瓶应该是不次于红板砖的趁手家伙事儿，回想原来的香港黑帮片，打群架抢地盘之前必碎啤酒瓶以示郑重。硬气功也不吝惜地将啤酒瓶和红板砖向脑袋上招呼。
其实不仅仅是啤酒瓶，啤酒也一直与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斗争有着明显的抢地盘特征。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国未曾削弱的地方主义。
酿酒耗费粮食，而酒精又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因此无论古今中外，酒都是与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一种商品。自古以来，酿酒业自带高税收、高利润，给地方财税带来的贡献非其他产业可以相比。
当然，国内的啤酒巨头也没闲着。
谁能料想到，之前被戏称为“农民啤酒”的燕京啤酒最终能将桂林漓泉啤酒、泉州惠泉啤酒、包头雪鹿啤酒等地方品牌啤酒等尽数收购。青岛啤酒则在收购崂山啤酒、汉斯啤酒、山水啤酒同时，把眼光放到更远的海外市场。
在这样的品牌兼并中，被市场淘汰的品牌是大多数，只有有价值的地方品牌才可能被资本集团收购。幸运的，可以留个名字让消费者喝个情怀，不幸的，只能在被收编之后改旗易帜。
而最不幸的，就是落到了华润雪花的手里。
华润一直奉行的单一品牌策略。这样的策略成就了雪花啤酒作为单一品牌在全球第一的销量，但也消灭了许多有特色的地方品牌。
虽然很多地方品牌消亡了，但除了作为偶尔忆旧时的谈资，中国人对过去的地方啤酒并没有多少怀念和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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