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张伯苓在南开中学学生田心源日记本上题写“允公允能”校训。图片来源：南开大学报）
摘要：“私是五大魔之首。‘自私’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
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唯公故能化私、化散”，“唯能故能去愚、去弱”
胡适曾称赞，“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胡适《教育家张伯苓》）。张伯苓首创公能教育，确立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大成”（龚克《学习和继承张伯苓先生的爱国精神》）。
南开校训源于中国两部古籍。“允文允武，昭假列祖”，语出《诗经·鲁颂·泮水》，张伯苓引申为“允公允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语出《礼记·大学》，南开1919年校歌中有“月异日新”，张伯苓引申为“日新月异”。两句组合成南开校训。
1934年10月17日，南开大、中、女、小四部举行建校三十周年庆祝会。张伯苓宣布，南开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并多次对校训作出权威的阐述。
“能”的意思，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公”的意思，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张伯苓《在昆明校友分会欢迎会上的讲话》，1939年3月25日）他在一次全校学生集会上明确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能。”（梁吉生《漫话南开校训》）
1942年4月，张伯苓向重庆南开中学学生解释操场石阶草坪上“日新月异”的涵义，“这四个字是说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南开精神……”。
在《今后南开的使命》中，他曾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根源在于“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后来发现，“中国至深之病”，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揩油的人太多”，人各为己，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人民虽众，只是一盘散沙”。
在《对于南开校友的展望──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中，他比较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东邻的日本，无论工业、武备，没有一样不现代化，真令人佩服！”“我们中国的民气，消沉、颓唐，这真是朽老民族的特征。”“希望我们南开的校友一齐燃烧起来，做事‘不自私’、‘肯为公’、‘持之以诚’、‘继之以勇’，个人成功，社会蒙庥！”
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他称南开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深刻分析“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即：愚、弱、贫、散、私。他认为“私是五大魔之首”，“‘自私’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因为“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而“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创办南开的“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在《〈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中，他说，“教育目标，在‘救国救民’；教育方针，在‘允公允能’。‘公’以化私、化贪、化小；‘能’以去贫、去弱、去愚。希望人人皆是德、智、体、群四育平均发展之国民，人人皆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牺牲小我，服务社会之德。”
在《留日南开同学欢迎会演说》中，他勉励南开学生，“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渝”；“将来作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二字，为人须志其大，何患于冻馁。”
公能教育不是“空中楼阁”，在南开有坚实的“五根支柱”，即张伯苓倡导培养学生成才的五项教育训练：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阐释这五项基础训练“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
柳无忌是柳亚子之子，1932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来南开执教。他曾撰文回忆：“抵沪上父母亲家中时，南开的聘书已在等待着。那里已有好几位得到耶鲁博士学位的教授，如与我同时毕业的杨石先与张纯明，较前的还有何廉与方显庭。我参加他们的阵营，作为一支生力军，试为南开开拓一座新的园地。”
张伯苓给柳无忌的第一印象，“是他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简朴的校长办公室内。”张校长的魁梧、简朴、魄力与毅力虽然值得赞扬，还不是他最服的。“最使我敬佩的，是他那远大的眼光、正确的判断力，与为百年树人所做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当时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柳无忌《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张伯苓》）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10】。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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