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5%的上层家庭根本不参加高考游戏，也看不上国内的本科教育，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每年学费高达数十万的国际学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欧美发达国家继续接受教育。

而对教育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认为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学，他们的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

这就是社会当下，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生活中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等于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等口号却在调侃教育，这个曾是底层人向上流动期盼以此改变命运的独木桥。然而现在许多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不知不觉的改变了这种改变命运的方式——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变了。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的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一个人考上了大学，一个家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成本趋高，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也没有受过高层次的教育，“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

“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而中国的不同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一位俩孩子都在外地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以前村里人说我目光短浅，现在却反过来找我，让我儿子帮他们孩子找工作。念大学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涨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文化纵横》2016年8月）

这些现象都带给人们极大的困惑：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底层的上升通道关闭了吗？教育与社会流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现在人为什么讨厌所谓的“二代”？

现在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八场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公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四大教育差距”方面。

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时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具有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为孩子选择较好的教育。

此外，家长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投入也因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找家教、选择辅导班和进行各种才艺培训。

这些，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

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

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有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

“拼爹”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获得大学文凭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大学文凭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功能。

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

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底层人们向上流动受阻，对教育绝望。

而中产阶级，却开始了地位焦虑和对教育的疯狂。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为人生赢家。

与此同时，社会矛盾极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和一触碰就燃起熊熊舆论之火的敏感词。

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当一个社会是开放公正的，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其知识与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会较大；反之，当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封闭固化，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先赋因素，依靠对上代优势的“继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

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地向每个阶层的人开放，教育中是否不带有任何阶级偏向。因为只有公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

此外，还要考虑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性。这就是说，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只是，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努力是是目前最大的希望。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文凭虽然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孩子除了拼高考，还有什么路可走？

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隐秘再生产的途径

上层阶级的父母用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子女提供了最优质且稀缺的教育资源，这些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和同样社会地位的孩子社交，形成上层精英封闭的人际网络。

底层社会放弃高等教育这个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将世代都是蓝领个人。

而中产阶级家庭多数孩子在普通大学毕业后将成为低收入的低级白领，要么是城市贫困群体，要么继续啃老。

上升之路艰难和不公平现象频出，确实是目前的悲哀。

“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底层沦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曾经社会弥漫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乐观，可惜现今，固有的社会制度、固有的社会模式，已经很难有机会进入上升通道，所以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学生，即使上了大学，难有上升空间，难入主流社会。

底层青年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是最差的学校、一般的学校、就是依靠勤奋，上重点中学，也是少数。由于家庭贫穷，买不起书、买不起电脑、不能旅游、不能进艺术班学习，所以消息闭塞，孤陋寡闻，遇到自主招生，要考的素质、考的综合能力、考见多识广，他们就只有败下阵来，所以上重点大学是少数。

即使上了重点大学，他们的身心也会受到摧残，因为他们是你班上最穷的。长期的压抑，会产生自闭、抑郁，会自卑，久而久之，人际交往能力，会产生障碍。

毕业了，要自己找工作，家里没有依靠，父母还望着他们来改变家庭命运！

固有的社会制度、社会模式、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给底层有上升通道，相反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固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赢者通吃的逻辑则让底层与“富二代”“官二代”们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

上行无望，另一种社会想象就是越来越突出，那就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向下流动，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了。年轻人尤其是80后一代已经开始出现了“下流”的特征。

“下流社会”这个词原来自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认为，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曾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世界已然出现“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两极分化。而当今中国正在堕入他所说的“下流社会”。

如今，再也不是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生活没有了奔头了，得过且过，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

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窄，相反下沉的拉力愈来愈大。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

一方面，中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从人口的结构可以判断出未来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人口结构。上有老、下有小的故事，已经从计划生育政策的80后群体看到，他们在各行各业打拼，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位幼儿，这样的家庭结构，你说他们会有多高的消费意愿?如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贷款，他们对全盘人生又拥有多少热情?这场梦刚刚开始，梦的第一层还是父母健康、孩子可爱的美梦，而在盗梦空间结束时却总是以噩梦收场。

一方面，“涨”似乎可以成为近几年的热门词汇，在房价涨、电价涨、菜价涨的年代里，只有工资不涨。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

“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底层沦陷”的大剧已经在中国拉开序幕。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往下、从外往里看，景色迷人，莺歌燕舞，如日中天，“风景这边独好”；从下往上、从里至外看，破坏与堕落百出，危机与混乱并存，“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新一代人选择不再坚守信念时，当底层青年上升没有空间时，下流社会真得挡不住吗？

这是合理的现象吗？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