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同治皇帝无疑是一个悲剧，他短暂的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他不能选择自己的婚姻，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用自暴自弃的方式进行反抗，却又在天花和梅毒的双重打击下痛苦的离开人世。而作为一个皇帝，他却是幸运的，至少比他的祖父道光、父亲咸丰、弟弟光绪和侄儿宣统幸运的多。他没有励精图治，没有节衣缩食，也没有夙夜忧叹，但却取得了祖、父辈和弟、侄辈一心想取得却根本与之无缘的“中兴”气象。
我们说起那段历史，就会提到“同治中兴”——虽然这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同治继位不久，轰轰烈烈的十余载的太平天国已经归于沉寂，而另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前者是要革大清的命，而后者却是要为大清的延续和重新辉煌而努力。在朝中，六叔恭亲王，以及文祥、宝钧在筹划运作，在朝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具体实施，在一片“外须和戎；内要自强”的景象中，同治皇帝所要操心的，也只有的自己的生活、爱情甚或是欲望了。
而作为一个时代，同治又是不平静的。短短十三年，发生了太多大事，伏下了太多隐患，老大帝国在步履蹒跚中艰难前行。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在一片火海中陷落。而几乎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北，另一场影响近代中国的内乱：陕甘回乱爆发。而以此又引发了中、俄、英、浩罕四国在中亚的明争暗斗。在东南开始大战后百废待兴的时候，西北则是狼烟四起，兵戈不断的乱世。在这乱世当中，两位人物得到了自己人生最大的舞台，让他们把自己的才智、雄心和残忍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也让他们达到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中亚枭雄阿古柏和大清中兴名臣左宗棠，这两个原本完全可以终生不发生关系的人物，注定要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相遇，进行一场生死较量。新疆的各族暴乱的原因，与清朝统治新疆的方式是分不开的。
乾隆皇彻底灭亡准噶尔汗国之后，清政府在新疆实行以伯克制为主，札萨克制和郡县制为辅的一区三制。实施之初，颇能安定地方，收拢人心。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向清政府缴纳十分之一税，要比过去将自己收成一半以上缴给准噶尔贵族要轻得多，而且清军在南疆驻兵少，对地方的科派也相对要少。乾隆、嘉庆时期，新疆政局平稳，各族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然而，军府制下的伯克制这种有限度的“改土归流”，其弊端是固有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大臣凌驾于伯克之上，但一般只管军政，民政事务全部放手于伯克。伯克虽不再是世袭土官，但伯克选拔范围完全限于维吾尔族权贵，伯克特别是高级伯克子弟再贪纵暴虐，也可能选中。伯克任期长，有的伯克甚至可在一城一地为所欲为数十年，直至老死，俨然一方土王。1765年的乌什事件就是贫民受伯克“实因扰累所致”，在此事件后，清政府提出一些措施，即“阿奇木之权宜分，格纳坦（苛捐杂税）之私派宜革，回人之差役宜均，赋役之定额宜明”等。但是伯克制中的弊病只能暂时收敛，并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遏制。进入19世纪，伯克们的领主愈来愈强化，“民穷”问题日益严重。
危机在一步步加深，而秉承“恪守祖制”的道光皇帝却并没有任何改革的兴趣和勇气。面对着龚自珍撰写《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所发出的“建省”，“夺伯克之权”的呼吁，面对着领兵平定浩罕入侵的将军长龄提出的南疆各城设置同知、巡检等文职官员，以改变军府大臣不问民政，伯克权势过重状况的建议，道光皇帝都断然否决：如果有这个必要，60年前“定当早经筹及，讵待今日？”而清朝从乾隆开始的历代帝王只把新疆当作战略要地而不屑于在此进行经济开发。例如，在嘉庆朝有疆臣曾提出要在某地开办铅厂，据称年可得税银一万两，于新疆财政有所弥补，但遭到清帝拒绝：“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讨好之念。”
这使得新疆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防备经费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乾隆后期清朝国力下降，鸦片战争后为支持战争赔款，国库告罄，加之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陕甘回乱，导致供给新疆协饷完全断绝，新疆防务也随之陷于绝境。这种以稳定压制发展的政策，给新疆的大乱培育了生命力旺盛的种子。
鸦片战争后，新疆的民变，此起彼伏： 一八四五年，喀什噶尔索胡鲁克庄铁匠阿瓦斯及胡完等人组织维吾尔、柯尔克孜族人民举行暴动。一八五四年，喀什噶尔罕爱里克庄沙木蒙等率众暴动。同年，奇台县令向当地回、汉农民每户加征官粮四斗，“致激民变”。一八五七年，和田暴动，袭坡斯坎等处军台。同年，喀什噶尔阿图什庄人民因铜厂交课苦累，聚众抗差，“求免差摇”。同年，库车办事大臣准许当地伯克将历年积欠商民之巨额银钱由各庄民众摊还，遭到各庄农民的反抗，并进而提出革退伯克、革退阿訇、裁撤“燕齐”户、只当五样官差、退还私占官地等要求，遭到镇压后，迈买铁里等“率众抗拒，开放枪箭”，发动武装暴动。
一八五八年，喀什噶尔新垦地农户抗粮，“聚众滋事”。 一八六○年，叶尔羌（莎车）托果斯铅庄人民奋起“抗违粮赋”。同年，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等“摊派回众银两”，遭到阿布都萨依提等聚众反抗，“几至酿成重案”。一八六二年，和田金矿矿夫暴动。同年，库车木罕买提起事。同年，拜城艾沙衮拜孜等要求减轻赋役，持械闹事。一八六三年，伊犁惠远（霍城南）回民杨三星、飞刀马二率众起义，联合驻防绿营内的回族士兵“抢劫库存军械，杀毙兵丁”。 而这一切，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足够重视，终于，一件小事引起了全疆大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