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作者：[美]安东尼·帕戈登，译者：苏宇，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烧毁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为止，波斯帝国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希腊。它是古代世界领土最广、实力最强的国家。不过按照古代的标准，它可以算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们所说的波斯人最初不过是一个小部落，居住在位于波斯湾和伊朗中央沙漠之间的地区，该地在古代被称为波西斯（现代的法尔），波斯人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波斯人臣服于强盛的米底帝国，向他们称臣纳贡。大约在前550年或前549年，波斯人中的帕萨尔加德部落阿契美尼德家族首领居鲁士起兵反叛米底。他成功击败了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然后将两个民族并入一个王国。在居鲁士叛乱前的几年里，米底已经向东扩张到了安纳托利亚，他们和首都位于萨第斯的吕底亚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座城市在波斯随后的历史上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前585年，两国曾签下和约，同意以哈利斯河为界。但是到了前547年，富甲一方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有一句谚语是“富比克罗伊斯”）渡过哈利斯河，入侵卡帕多西亚。经过几场无关大局的战役之后，冬天到来，克罗伊斯退回萨第斯，希望能够得到埃及人和爱奥尼亚盟友的帮助，明年春天再战。安纳托利亚的冬天非常寒冷，几乎没有任何将领敢尝试在凛冽的寒风和大雪中开战。但是居鲁士却尾随克罗伊斯的军队，一直跟到萨第斯。经过14天的围攻，城市陷落，君主被擒。

控制了吕底亚之后，居鲁士立刻派出两名米底将军玛扎列斯和哈尔帕哥斯前去攻下爱奥尼亚、卡瑞亚、利西亚和弗里吉亚的城邦，他自己则准备进攻巴比伦人、巴克特里亚人、萨卡人（斯泰基人），最后是埃及人。前539年10月，他进入巴比伦，显然受到了当地惶惑不安的民众的欢迎，他们在他行进的道路上撒满了绿色的枝条（两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大帝也会受到同样规格的礼遇），而“城市恢复了和平”。居鲁士成了巴比伦诸王的继承人，从新月沃地到埃及边界的所有民族都对他宣誓效忠。

前538年，他颁布敕令，允许被尼布甲尼撒迁徙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重返故土。他也因此被先知以赛亚称赞为“我耶和华所膏的”。和此后的很多统治者一样，现在他宣称自己是（他所知的）整个世界的主人。“我是世界之王居鲁士，”一份铭文这样写道，“伟大之王、正统之王、巴比伦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天下四方之王”“世界诸宗教之王”。在他之后的波斯统治者将会继承类似的头衔。所有波斯国王都称自己为“伟大之王”或“万王之王”，之前的米底人和更早的亚述人很可能已经采用这一头衔，而它的现代波斯语形式Shahanshah将会被前后相继的几个朝代的伊朗君主使用，直到1979年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为止。

在希腊人看来，这些浮夸的称号恰恰代表了他们对波斯人最为恐惧、也最为鄙视的地方：他们信奉的帝国主义。对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而言，政治活动不出城邦之外，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任何希腊人都不会声称自己是外族合法的统治者。后来成了欧洲扩张主义的核心特征的普世主义，和欧洲文化的许多其他因素一样，起源于亚洲。

不过，和未来每一位将要成为世界统治者的人一样，居鲁士也一直为自己帝国的边缘地带头疼不已。游牧、半游牧的部落一直在侵袭边境地区，这是波斯以及其后大多数帝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该隐和亚伯的后裔们的对抗，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史，它将会导致塞尔柱的巴格达陷落、中国的首都易主，罗马和拜占庭因此毁灭。居鲁士的劲敌是马萨格泰人，那是一个居住在里海东岸、崇拜太阳、用马献祭的民族。前530年夏，居鲁士挥师东进。他遇到了马萨格泰人的女主托米丽司。开始时，居鲁士试图劝她和自己联姻，但是遭到拒绝。随后他打算在将两军隔开的阿拉斯河上建几个渡口和浮桥，他的后继者们为了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曾两次使用相同的办法。

当他建桥时，托米丽司送来口信，后来不断有人用类似的说辞批评过度扩张的帝国。“米底之王，”她说，“我建议你放弃你的计划，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最终是否会给你带来好处。做你自己人的国王吧，也请容忍我统治我自己的人。”和她预料的一样，居鲁士对她的建议置之不理，率军前来。在希罗多德看来，随后的战役“比其他所有国家间的战争都要血腥”。战斗结束后，波斯军队几乎被全歼，居鲁士也战死沙场。据说托米丽司割下他的头，把它扔到一个盛满了他自己的鲜血的盘子里。她说：“你靠别人的血活了这么久，现在喝个饱吧。”

继承居鲁士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五年后他入侵埃及，成为第二十七王朝的法老。希腊作者把他的统治说得一无是处，希罗多德称他暗杀了自己的兄弟司美尔迪斯后，“暴虐异常”，后来更是明显精神失常了。在希罗多德看来，除非一个外邦统治者疯了，否则他绝不会“嘲笑圣所和传统习俗”。与绝大多数希腊人和波斯人一样，希罗多德坚信所有的宗教和习俗都应该得到尊重。冈比西斯发疯的征兆之一（也可能是导致他发疯的原因），是他想要杀死一头被埃及人视为阿匹斯神化身的神圣的牛犊（不过他并没有成功，反而捅伤了自己的大腿）。前522年，他不小心再次刺到原来的伤口，然后因坏疽而死。两个玛哥斯僧占据了波斯的王位，他们出身于一个具有米底血统的专门担任祭司的部落，实际上“术士（magician）”这个词就源自他们的名字（Magi），而且他们在琐罗亚斯德教向阿契美尼德帝国全境传播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的三个后人，也就是“东方三博士”，将会前往耶路撒冷，拜见刚出生的耶稣基督）。不过玛哥斯僧的统治时间很短。次年，七个有名的波斯人刺杀了这两名祭司，随后杀掉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玛哥斯僧，“如果不是因为夜幕降临而使屠杀终止，那么这个部落将会灭绝”。

五天后，兴奋之情褪去，七名同伙聚到一起，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做。现在，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将会成为波斯国王？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非常有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三人辩论，争论的主题是“哪一种政体最好”。这场辩论一般被称为“政体辩论”，和古代所有类似的政治辩论一样，他们讨论的三种政体分别是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这一次，希罗多德的著作又成了我们唯一的资料来源。他说：“一些希腊人坚决不相信它[指辩论]是真实的，不过它确确实实发生了。”希罗多德还进一步说，参与辩论的欧塔涅斯提出的建议完全不符合希腊人对波斯君主、波斯社会和波斯文化的总体印象，而希腊人对长久以来的敌人——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自己——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看法。

希罗多德的希腊同胞的怀疑十有八九是正确的。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政体的传统，是希腊政治生活的特征，他们将其传给了罗马人，罗马人把它作为遗产赠送给了文艺复兴和随后的现代欧洲。在希腊人看来，波斯并不是一个可能讨论应该以什么方式统治民众的地方（这意味着他们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在那里，任何形式的讨论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在埃斯库罗斯笔下形象鲜明的两姐妹中，象征着亚洲的那个一直“乖乖听从（专制政府的）缰辔的约束”。

没错，没有任何独立的史料可以证明，波斯人有类似希腊人那样的讨论政治的传统，他们对君主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更不可能产生什么异议。大流士是辩论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最终的胜利者，他的说辞听起来像是他的自传，而且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继承权的争议（这可能不太令人意外）。“很久以来，我们都是国王，”他说道，“很久以来，我们的家族就是王族。我的家族中曾出过八位国王，我是第九个，两系九王。”希罗多德描写的桥段很可能是虚构的，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反复强调它的真实性。不过，它最重要的部分不是讲古代波斯人的政治生活的地方，而是它道出希腊人对他们自己和波斯人的看法的部分。

在煽动反对玛哥斯僧的叛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塔涅斯第一个发言。他主张波斯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君主制，选择民主制，“它有最美好的名字：isonomia，即‘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尽管此时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爆发，不过希罗多德的读者们非常清楚欧塔涅斯的意思，他认为采纳希腊人的政体会让波斯受益，该政体使希腊人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我认为，”欧塔涅斯这样开头，“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掌握绝对权力，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君主制既不受人欢迎，也没什么好处。”

欧塔涅斯提出的理由显然是希腊人认同的。除了自己，君主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君主制如何能和一个健全的道德体系并行不悖？”他问道，“它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行事，而不需要他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控制。”君主归根结底也只是人，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会嫉妒和自大。但是和其他人不同，君主总会因为周边的阿谀奉迎而相信自己是世间最伟大的人，这种虚妄的想法势必导致他们“行为狂悖，残忍异常”，冈比西斯和玛哥斯僧的例子就是明证，欧塔涅斯如此提醒自己的听众。君意无常，他们希望被臣下尊重，但同时又鄙视那些“佞臣”。他们嫉妒品行高洁和才华出众的臣民，常伴左右的大多是无耻无能之辈。他们随时都想听到各种歌功颂德的谎言。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破坏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和法律，强迫女人取悦自己，未经审判就将人处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要求由人民来统治。“首先它有最美好的名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长官由抽签决定（这是雅典人的做法），“所有问题都要被提出来公开辩论”。因此，欧塔涅斯得出结论，“（让我们）抛弃君主制，将权力交给人民，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这正是雅典民主制的主导原则：公开、负责、法治。在为数不少讨论政治的本质的希腊著作中，有很多对民主制的批判，真正明确表示支持的倒很少。因此，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民主辩护词中的一篇，竟出自一个波斯人之口。

在所有波斯人里，只有欧塔涅斯认为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掌握权力。也只有他主张（虽然波斯人对他的话无动于衷），政治也和正义以及希腊人所说的“良好的生活”息息相关，政治终究不能和道德分离。这二者（也就是正义和追求过符合道德标准的生活）是希腊人根本的美德，而如同希罗多德所说，波斯人将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并且质疑它们。最终，正是因为这些德行，而非军队的数量、武器或单纯的勇气，希腊才没有沦为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另一个行省。

继欧塔涅斯之后登场的是美伽比佐斯，他主张的是传统的中庸之道：不是由一个人，也不是由大多数人，而是由少数几个人来统治。他同意欧塔涅斯的看法，君主制当然要废除。不过把权力交给大众也不妥当，因为“所谓的民众只不过是群乌合之众，你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加无知、不负责任和崇尚暴力的群体了”。他们缺乏思考能力，“盲目地闯入政治领域，好像河水泛滥”。“我们摆脱了恣意妄为的嗜血君主，却又要陷入同样反复无常的暴民的残酷统治”，这是绝不能容忍的。更好的方法是选出几个“最优秀的人”（即希腊语中的aristoi，后来的“贵族[aristocracy]”一词就来源于此），将处理国政的重任交付给他们，这是唯一符合“最好的人会带来最好的政治”这一理念的制度。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大流士，他主张实行君主制。显然，他是当天的获胜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到了古代希腊世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内战。大流士争辩道，无论民主制还是寡头制，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个人冲突之中。假以时日，这些冲突势必“导致内战，之后就是流血；而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重新实行君主制，这充分证明君主制是最好的制度”。君主制是必然的选择，所有民族迟早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君主制也是波斯传统的统治形式（该主张同样被认为是大流士能够获胜的原因），“我们应该避免改变那些已经使我们获益良多的古道，这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好处”。

最终，所有参与密谋的人都投票支持君主制。欧塔涅斯的回应是放弃王位的竞争。“我无意统治，”他说，“也不想被统治。”他只要求保证自己和子孙后代不要被迫服从任何君主的统治。其他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希罗多德说：“自此之后，欧塔涅斯家族是波斯唯一自由的家族。”

在波斯历史上的这一刻，他们本来有可能走上与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人相同的道路，当时克利斯提尼将多数人的统治引入希腊。希罗多德的作品本来有可能是一部记述民主制如何战胜君主制的历史著作，他给了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却拒绝了。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很多。欧塔涅斯对民主制的称赞不太引人瞩目，他的论据主要是君主制的缺点。他没有给出一个吸引人的多数人统治的愿景，没有说明自由和自决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但是在一个缺乏政治思考和政治辩论传统的社会里，他又怎么可能描述出这样的未来呢？

不过，欧塔涅斯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演说效果不佳，而是因为这个民族（以及所有亚洲民族）的本质和形象，希罗多德为自己的希腊读者刻画的波斯人对任何个人或私人的活动都疑心重重，这符合绝大多数希腊人心中的印象。例如，波斯人据说是一支虔诚的民族，但是进献牺牲的人却“不允许为个人或私人祈福，他们只能为国王或自己所属群体的整体利益祈祷”。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他多次在叙述的同时夹杂了一些轶事和旁白，以此来说明，虽然波斯人看似勇猛、凶残，但实际上却贪婪、奴性重、讲尊卑、思维狭隘，缺乏个体能动性，与其说他们是一个民族，倒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个牧群。

例如，斯巴达人给居鲁士大帝送去口信，警告他不要危害任何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否则必将后悔，居鲁士的回答是：“斯巴达人是些什么人，人数多少，他们怎么敢对我发号施令。”在得到答案后，他回答道：“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怕过那些在城市中心设有特别集会场所的人，那是他们胡乱发誓和相互欺骗的地方。如果我要有所行动，那他们应该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爱奥尼亚了。”类似的场景在希波战争中一再上演，居鲁士的继承者们将会多次犯下同样的错误，他们将兵力的多寡和军事技能混为一谈，视争论为弱点，他们和居鲁士一样，都想当然地认为争论必定会带来不和，有时甚至会发展成残酷的内战，而这将会阻止他们团结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

在普拉提亚战役前不久（此时希波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当波斯的军队在将军马铎尼斯的指挥下，想要救出仍然留在希腊的波斯残军时，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站在波斯一边的忒拜人邀请波斯高级将领参加宴会。宴席上，一位波斯将领告诉他的希腊朋友（希罗多德称他为忒耳珊得耳），他完全清楚和自己一起参加宴会的波斯人以及驻扎在河对岸的波斯军队不久以后都会被消灭。当这个波斯人被问到他为何不想办法做些应对之策时，他回答道：“我的朋友，神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继续听命于我们的统帅。”希罗多德称这段对话是忒耳珊得耳亲口告诉他的，他对此印象深刻。这体现了波斯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时的被动心态，也表现出了在必须要告诉国王或将领令人不快的真相和需要采取行动时，波斯人怯于直面权威。我们会看到，这将是波斯人和在他们之后的所有亚洲人的长期形象。

在“政体辩论”中，君主制获胜的原因并不是人们渴望或需要正义，也不是它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所具有的内在优点。它之所以获胜，正如大流士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波斯帝国是由一位君主所建，因此君主制是波斯人的“古道”。它获胜的原因是，尽管波斯人可能会很高兴地接受“异族的方式”，但这只限于米底或埃及的服式，甚或是“从希腊人那里学到的断袖之癖”，如果要放弃自己的传统，他们则会愤愤不平。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而在希罗多德看来，正是这种种族中心主义使他们异常脆弱，无法接受外界任何形式的批评，看不到自己的传统和习俗中的缺点，也无法改变或适应环境，这将成为他们最终毁灭的原因。

希腊人选择了isonomia，后世将会把它和民主制画等号。希腊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做此选择（不过希罗多德并没有对此做出深入探讨）。尊重法治、当权威错误时愿意对其提出挑战，以及对自己的城市、家庭、神祇和信仰保持忠诚，虽然这些品质根植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而且人人都可以理解，但是只有希腊人能够接受它们。忒耳珊得耳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波斯人拒绝欧塔涅斯的原因：他们别无选择。对波斯人而言，支持民主制会使他们变成另外一个民族，会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希腊人。希罗多德记录下来的辩论（无论它或其他类似的辩论是否真的发生过），是东方民族历史上第一次面对来自内部的“西方化”建议，它最终遭到拒绝。这是第一次，不过不会是最后一次。

辩论结束，欧塔涅斯离开，剩下的问题是，哪一位密谋者将会成为新的波斯国王。接下来决定王位归属的方法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方法之一。人们只能假设，不管希罗多德依据的资料为何，他希望让那些在阅读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后可能感到疲倦的雅典读者，能够对这里记载的波斯人显然非常荒唐的做法付之一笑。尽管这些人可以严肃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们却轻易地受骗上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六名密谋者商量好，天亮后，他们全都骑马到城郊，在那里谁的马最先嘶鸣，那个人就将继承王位。大流士耍了个聪明的诡计赢得了这场比赛，单从这一点来看，他无疑是六个人中最狡猾的。他的马夫欧伊巴雷司从马厩里牵出一匹母马，把它拴在城外。然后，他牵着大流士的公马在被拴着的母马旁边反复转圈，直到它开始烦躁不安，发出鼻响，最后他允许公马和母马交配。次日早晨，六个人骑马出城。大流士的马刚刚接近前一天晚上拴着那头母马的地方就开始向那里奔去，并发出嘶鸣。“与此同时，万里无云的晴空突起闪电、雷声隆隆，仿佛是上天的预兆。大流士确定是国王了，其他五名贵族翻身下马，拜倒在他的脚下。”

大流士一世，即“大流士大帝”，利用诡计取得权力。这倒非常符合他的个性，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人形容大流士是“一个商人……只到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地方去”，而他是被一匹马选为国王的。

但是不管大流士是不是一个商人，他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帝国缔造者和伟大的立法者。他最先采用了一种为纪念他而被称为“大流克”的金银币通货（他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将自己的头像刻在货币上的统治者）。他在全帝国范围内引进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承蒙阿胡拉?马兹达的眷顾，”他写道，“这些地区遵守我的法律。凡我给他们的命令，他们都照行不误。”这段铭文暗示，可能正是他将琐罗亚斯德教确立为波斯精英阶层的主要宗教。毫无疑问的是，他宣称自己重建了在之前的战争中被毁掉的琐罗亚斯德圣所。今天，琐罗亚斯德教在很大程度上和印度的帕西人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宗教。它当然没有希腊异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本身所带有的作恶的可能性。但是它的教义带着很强的二元对立色彩，认为世界受到两大主神——光明的主宰阿胡拉?马兹达和黑暗的主宰安格拉?曼纽——的支配，二者处于永不停息的争斗之中。尽管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阿契美尼德王朝发起过类似于后来一神教之间的那种意识形态战争，不过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中，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这么做。

大流士也建立起了一个能够与他的帝国的规模和权势相符的首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故都在苏萨。不过苏萨曾经是埃兰人的城市，被其他民族占领过很长时间。大流士在平定了因为自己的继位而不可避免的叛乱后，开始着手兴建新都，这座城市要能够配得上他自己和他的王朝所取得的成就。新都的地址选在“慈悲山”脚下的米底河畔的平原上，被命名为帕萨。希腊人最初称其为“Persai”，也就是“波斯人”的意思。稍后，它被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即“波斯人的城市”（埃斯库罗斯将其错译为Perseptolis，意思是“城市毁灭者”），此后这就成了它的名字。大流士继位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势力逐渐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