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谎言放开歌喉，历史随之颤抖。风言风语、假消息、伪科学、大骗局，没有它们的点缀，故事不会如此曲折离奇，它们背离了真相，它们成就了过往。

作者|考古系大师姐，网易历史专栏作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2000年，是日本考古界最动荡不安的一年——《每日新闻》的记者揭露了日本旧石器考古的世纪大骗局。这个骗局让日本前中期旧石器时代体系研究彻底崩塌，也成为新世纪世界考古学界的最大丑闻。

日本的旧石器研究起步较晚，1949年才在关东地区群马县岩宿遗址的火山灰层中发现了第一批旧石器。此时，距最早研究旧石器文化的法国所发现的索姆河畔粗糙燧石器已过去了一百多年；距离中国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的牙齿化石也过去了28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旧石器的发现，是能让全世界重新审视日本人起源的契机。在1949年之后的数年中，日本陆续发现一些旧石器时期遗址，但都没有超过距今3万年。

事情在1972年出现转机。一个叫藤村新一的考古爱好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考古发掘志愿活动，他非常热爱旧石器文化，积极参加各种发掘活动，逐渐得到了考古学界的信任。1981年，他在宫城县岩出山町座散乱木遗址发现的旧石器，将日本的旧石器文化推至距今“4万年前”。随着藤村新一参与的发掘越来越多，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年代也不断的往前推进：10万年，35万年，甚至70万年前。考古学界欢欣雀跃，日本媒体轮番报道，日本的教科书也因其发现而改写。此时的藤村，俨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然而，就在藤村的旧石器发掘如日中天之时，也有日本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1984年，藤村发现了“约17万年前”的石器，并依据这批石器“确定”了日本前期旧石器文化的存在。 这个石器地点在藤村的老家——宫城县古川市的马场坛A遗址。两年后，东京都教育厅的小田静夫与C.T凯利联合发表文章《宫城县的旧石器及其“前期旧石器”时代研究批判》，对这批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提出了怀疑。小田静夫认为：此次出土的石器都埋藏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与以往发现的石器埋藏方式差别很大，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石器不像树木和人骨，可以依靠科技手段直接测年。当时日本考古学家们判断石器年代的方法主要是“古地磁断代法”——依靠地球磁场的变化确定地层的年代，从而确定埋藏在某个地层的石器的时代。小田静夫和C.T凯利在文中指出：石器有可能是因为自然原因，例如水流或者泥石流，使石器的埋藏地层发生了变化，不再属于自己的原生地层。所以这批石器或许并没有这么久远，只是被自然原因转移到了这个地层。从小田的观点来看，他很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些出土的石器在形状和打击方式上显然与以往发现的旧石器有所区别。

但是，两位学者的怀疑很快就被日本考古学界和日本媒体的狂欢所淹没。日本新闻媒体对重要考古发掘的报道相当重视，一旦有特殊的考古发现，NHK以及各主流媒体甚至会24小时滚动报道。媒体急躁和博眼球的报道，对于考古圈和关注的群众来说肯定不是好事。我国之前刷爆媒体圈的“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事件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为墓葬所在地相关利益机构的急于求成，过早地公布了对墓葬的判断，加上媒体的大肆渲染以及一些所谓“文化媒体人”的炒作，在网络平台上引起轩然大波，从“曹操墓”的真伪辩论演变成为攻击考古学家个人和挑战考古学研究的公信度。事实上，这个墓葬历史上经过多次盗扰，情况很复杂，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就能确定它的性质。能明确的信息点是：西高穴大墓是曹魏时期的一座帝王级墓葬；从出土遗物来看，曹操是墓主人的可能性最大。

藤村就这样被捧上神坛，只要藤村参加发掘的遗址，几乎都能发现旧石器，因此他被誉为“上帝之手”（可能这个词在马拉多纳时代很流行）。对于旧石器考古来说，挖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一无所获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只要经藤村一指点，立刻就有石器出土，也确实称得上奇迹。终于，日本学者竹崗俊樹文1998年发表文章，认为藤村所发掘出土的石器形制比较奇怪，对石器本身提出了质疑。这距离小田静夫和C.T凯利的公开怀疑已经过去了12年。紧接着在2000年初，角张淳一和竹花和晴两位学者也对石器的形制表示怀疑。

怀疑者的结果出乎意料：C.T凯利被迫离开了日本；竹崗俊樹则被整个东北地区的旧石器圈排挤，禁止他参加发掘和观看发掘，也禁止他观摩发掘出土的石器。藤村曾经放言：“要挖出100万年前的石器献给自己的恩师——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芹泽长介”。这位教授是日本旧石器考古的泰斗人物，他提出了“层位优先于型式”的观点，认为旧石器要以埋藏地层的年代作为断代的依据。当然，这个观点在正常的发掘工作中是适用的。

考古地层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Schliemann）按照土壤的颜色、质地和包含物不同区分“地层”，科学发掘了土耳其和小亚细亚半岛的希萨立克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梁启超之子）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判断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早晚关系。不过，考古学研究除了地层学这一条腿，还要依靠考古类型学，把发掘出土的器物按照形态特征进行分类整理，寻找器物形态演变的规律。

那么，号称严谨的日本考古学界为什么只重视石器出土的地层而忽视了类型学的方法呢？

日本的学术圈，由一个个小金字塔组成，金字塔的顶端是权威教授，下部是他的学生。金字塔之间的争论和质疑是家常便饭，但金字塔内学生对老师的质疑是异常谨慎和罕见的。轻易提出对老师和先辈的观点的质疑，会让年轻学者遭到整个师门甚至学术圈的排挤，称之为“没有人品”。被质疑的文物收藏机构或个人也会让质疑者的学术生涯举步维艰。例如日本著名的藤井有邻博物馆，收藏有一尊唐代佛造像，像座上有贞观十三年（639年）的题记，造像人正是唐太宗的宠臣马周。然而呵呵，笔者一直对此表示怀疑，研究唐代造像的人都能看出来，此造像的特征与初唐造像有较大差异，于是在2014年亲自到京都的藤井有邻馆去观摩，发现题记的字体非唐楷，而且刀口很新，应该是在清末民初盗卖到日本之前被股东贩子伪刻的。要知道，多一铺与重臣马周相关的题记，可以多卖好几倍的价格。

通过笔者的访问，才知道其实有不少日本学者早已怀疑题记是古董贩子伪造，但他们采取的态度是“三不”：不谈，不用，不管。毕竟，该馆创始人藤井善助曾是众议院议员，藤井家族在政治界、金融界、文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藤井有邻馆所收藏文物中，有很多价值非凡的文物，例如在2018春晚上惊艳亿万国人的《丝路山水地图》在归国之前就是藤井有邻馆的藏品，黄庭坚的《砥柱铭》、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都曾被该馆收藏。若是学者们公开质疑馆藏文物，很可能会被终生禁止进入和研究该馆的其他文物，甚至被文化界封杀，代价太大。

藤村的神话在2000年终于结束了。9月5日，一名《每日新闻》的记者在北海道总进不动坂的遗址发掘中中，用暗藏的摄影机拍下了藤村偷偷埋藏东西并用脚踩实的画面。10月22日，藤村在上高森遗址再次偷埋石器的过程，被这位记者完完整整的拍了下来。然而此时，日本已经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加入了藤村的“旧石器考古大发现”。随着《每日新闻》的报道，各个藤村的旧石器遗址所在地的政府和考古部门在这20年内投入的人力、财力全部化为泡沫。据藤村本人2001年交代，他所捏造的假遗址有42处。然而，考古学家们不得不对他20多年中所涉足的186处遗址进行逐一排查，工程巨大。《每日新闻》瞬间变身为揭露造假的英雄，但也许没有人记得，当年把藤村捧上神坛他们也功不可没。

藤村曾经是日本东北电力子会社的一名普通员工，高中毕业之后就在该公司工作。同时，他利用休息的时间收集石器，参加考古发掘志愿活动。1992年，已经成名的藤村与一批旧石器爱好者组建了民间科研机构“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藤村也成为副理事长。事发之后，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迅速将藤村除名，藤村或许很羞愧，在2003年砍下了自己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同年11月末进入了福岛县精神病院。藤村的入院理由未曾公布，但日本媒体怀疑藤村患有“解离性同一性障碍症”，俗称双重人格。双重人格的藤村新一行骗日本考古界20余年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必然。他的故事折射出了日本学术圈的弊病，到后来似乎有点啼笑皆非了。事实上，藤村的造假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技术手段，甚至有点拙劣。他只是把自己收藏或者打制的石器埋入遗址的地层中，再带领大家挖出来，有点像不懂事的学生捉弄老师。

事情被揭露之后，藤村的世界从天堂跌落了地狱，他被家族嫌弃，妻子也与他离婚。2003年，他被以“伪计业务妨碍罪”被提起公诉，但是仙台地方检察厅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不予起诉的的结果大家也似乎也是没有异议的。莫说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鲜有因为学术造假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201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小保方晴子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声称发现了“STAP”。简单地说，这项发现预示着人类将来进行器官移植就像汽车换零件一样简单。小保方晴子被认为是诺贝尔奖最有力的竞争者，每天出现在各个电视台的节目中，长时间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然而，剧情果然是狗血的。不到一个月，这项轰动世界的发现被人曝光实验图像造假。日本理研调查委员会给出的调查结果，认定小保方晴子存在“捏造及篡改”共两项学术不端行为。在各方的质疑声中，这位年轻的博士无法再拿出能证明“STAP”的数据，却始终顽强坚持“STAP”真的存在。早稻田大学果断取消了她的博士学位，她也离开了研究所，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弥天的谎言之后，除了失去微小的学术圈的信任，她不需要再负任何责任。

小保方晴子离开了研究所，她的导师笹井芳树却在研究楼里上吊自杀了。这位老师是日本干细胞界的大腕之一，年龄也不过52岁。笹井芳树在遗书中表明，自己没有亲自确认实验图像和数据，让自己的学生发表了论文，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留给小保方晴子的遗书中写到：“请一定要重现STAP细胞”。日本学者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这是众所周知的，笹井芳树带着他对学生的信任与希望，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学生对大众的欺骗。

同样是2014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前助理生物医学教授韩东杓，因伪造研究数据、提交不实报告以获得政府资助等罪被起诉，最终获刑57个月，罚款720万美元，出狱后还要接受3年的管制。2009年，德国科隆检察机关公布了近100名涉嫌学术造假的教授名单，指控他们为不合格学生获得博士学位提供方便，最后，众多教授被判处3年半有期徒刑；美国马萨诸塞州贝斯泰特医学中心麻醉学专家斯科特·鲁本，因伪造论文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曾经发表的21篇学术论文被相关期刊全部撤销，10年内被禁止从事教研活动。还有，2006年韩国“克隆之父”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首尔大学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侵吞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罪，判处黄禹锡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3年执行。

从上述案例来看，学术造假本身是不在法律管辖范围之内的，只有通过学术不端行为侵吞经费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1999年到2010年这11年中，我国国家自热科学基金委员会立案调查学术不端案件204件，处理的结果有撤销经费、给予处分等，最严重的结果是通报批评或者开除公职。

而对藤村、小保方晴子这类不图钱财、只是利用学术造假获得名誉和地位的人来说，法律是束手无策的。也就是说，学术造假目前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甚至在发生学术造假事件时，很多机构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内部偷偷处理。显然，这样的处理只是更加纵容了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圈是一个很小的圈子，然而对于兢兢业业学习和研究的人来说，这就是整个世界。他们花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研究上，追求学术圈的认可。在这个圈子里受教育和成长的人，往往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一旦出现污点，就会立刻被圈子抛弃，所以笹井芳树自杀了。但是对于藤村来说，他并未受到过专业教育，也就无法从专业教育中体会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感和荣誉感，以及对学术二字的敬畏。藤村只是一个藤村，相比之下，数量不菲的“国宝帮”等不良民科到处散布文物考古伪知识，不仅让辟谣的跑断腿，也让广大群众无所适从，是不是更该整治呢？

藤村在事发两年后再婚了，现任妻子也是一名精神病人。藤村也辞掉了福岛县福利机构给精神病患者安排的工作，回家照顾病情更严重的妻子。故事的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真理击败了谎言，金字塔的顶峰换了一批人，然而日本学术圈一切照旧。

参考文献：

1.徐建新.透视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事件[J].世界历史

2.谢飞.评20世纪日本旧石器考古学研究[J].春秋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