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作者：[美]万志英，译者：廖涵缤，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山魈（也写作“山臊”或“山缲”）只是对山野精怪的一种称谓，它们在鬼神传说中也被称作“山都”或“木客”。根据郭璞的说法，山都是中国南部至越南北部的山地之民对枭阳的俗称。在大分裂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山都身材矮小、身形如人、通体生毛，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其独特的啸声与笑声及快速睁眼闭眼的习性。祖冲之（429~500年）对山都的描述十分典型，在他的笔下，山都具有变化身形的能力：

南康（赣江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中国中南的江西省的主要地区）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坚……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椮之类也。

据成书于5世纪的《南康记》记载，木客、山缲或诸如此类的生物在外形与语言方面与人类相似，但他们有着鸟爪状的手脚，在高树之上筑巢。56居于树上的木客和山都与冶鸟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冶鸟形似小儿，筑巢于南方偏远山林的高树枝上，可以化作人形；当其栖息地遭到侵犯时，冶鸟会对老虎下令以攻击侵入者。这类生灵具有很强的守卫领地的本能，它们会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栖居的林地，以使其免遭伐木之人和其他入侵者的侵犯。

但在地方传说中，木客还是与迁居南方的中原人做木材生意的诚信商人（木客一词也有木材商人之意）。关于木客与来自中原的迁居者间无声交易的描述往往会提到木客的诚实不贪，它们让人联想到一种跨文化的贸易，语言障碍使人们在这种贸易中不得不以无言的（且常常也是隐蔽的）方式讨价还价。地理学家、历史学家顾野王（519~581年）关于木客的记载反映，普通中原人将木客视为具有半人属性的南地土著：

虔州（江西南部）上洛山多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殡葬。

顾野王以赞赏的口吻评论了木客公平交易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类似于人类的情感依附关系，拥有这些特质的木客已经与全然的动物产生了差别。尽管如此，顾野王还是清楚地区分了智力低下的木客和自己所属的人族。在被贬谪至岭南腹地的诗人刘禹锡（772~842年）的描绘中，被唐朝之人称为莫猺的当地土著与木客具有亲缘关系，两者有一些相同的特质，且都具有某些神秘力量：

莫猺自生长，名字无符籍。

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

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

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

与刘禹锡生活在同一时期但更为年长的韩愈（768~824年）也遭到了贬谪。他同样写道，岭南一带的“吏民似猿猴”，此处的猿猴指一种多见于南方山林且身形瘦长的长尾之猴。

山魈还被看作心怀恶意且可以给人施加伤害的生物。在《神异经》（约200年）的描述下，山臊和山缲是一类人种，只有一尺余高，居住在西方的深山之中。山臊总是赤身裸体，以虾蟹为食，据说还会向人类求借火种以炙烤食物。据韦昭记载，山缲是越人也就是南方滨海地区的土著民为夔取的名字。同样，祖冲之称山魈是江浙丘陵地区对某种伤人独足怪物的土称。江浙南部一个郡县的方志提到了一种喜欢食蟹食盐（盐是从伐木之人手中偷盗而得）的山居独足妖怪，凡是遇见这种妖物的人都会遭遇灾祸。

被称为山都或山魈的生物所具有的特征，包括矮小的身材、披身的毛发、似人的面孔、笑声一般的叫声、在林间的快速穿梭、对虾蟹的喜好，都令人联想到灵长类动物，尤其是该地区土生土长的猿猴。这种妖魔形象很有可能源自人类在山中遭遇食人怪物（既有人类又有猿类）的可怕经历。到唐朝，各种地方神话和鬼神传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与被称为山魈的凶恶山中精怪有关的普遍叙事。段成式将葛洪的晖以及《神异经》的山缲、冶鸟等生物全部归在了山魈这个单一类型之下，而“mountain goblins”或许是对山魈一词的最佳英文译法。

9世纪的一则传说展现了山魈的另一种典型形象，即可以化作多种人类形态——既可以是引人怜悯的手抱婴儿的乞食者，又可以是具有诱惑性的浓妆华服的美人——的古树树精。这类山魈是喜好把物件弄得砰砰作响的精怪，常常开各种捉弄人的小玩笑（例如坐在屋檐上抛掷砖瓦）。尽管他们对人类通常没有敌意，但一旦受到冒犯，就会通过暴力的方式做出致命反击。中原人与山魈的来往还以色诱的形式发生。同不断游荡的鬼魂一样，山魈很可能为获得慰藉寻求人类的陪伴。在一则12世纪的故事中，福建南部一位以收捡薪柴为业的村民有一天将一位独足的新娘带回了家。然而第二天，这个奇怪的女人无法从床上起身，且家人在进入其寝房后只发现白骨一具。然后他们打开她的箱箧，发现里面只有瓦石和用来祭祀死者的纸钱。村民一家于是推测这个女人实际上是一只山魈。尽管山魈与人类间的性接触在唐代及之前的民间传说中都未曾出现，但与这类独脚山魈发生性关系的危险在宋代成了山魈故事的一大核心内容。诱惑和贪婪的主题在早期的五通神信仰中也十分常见，五通神最早就是山魈的一种。

早期神话只把晖或夔描述成山野中的食人妖魔，但大分裂时期及之后的鬼怪传说则把山都和山魈明确定位在了武夷山和南岭（这两大山脉都始于长江流域并终于南越之地）一带，这片土地是古越族的故乡。在武夷山脉南端的赣州（位于今江西省南部）及其附近的汀州（位于今福建省西部），居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山魈的存在。唐朝的一位词源学者简单地定义道：“山魈出汀州，独足鬼。”另一位9世纪的著书者在描述中原人定居汀州的情形时提到，移居汀州的民众在开山劈林的过程中碰上了以三种形象现身的山都：人都、猪都和鸟都（鸟都长有人首且能说人语）。山都神出鬼没，很难完全消灭。后来人们请来了一位可以令它们定身，从而防止它们变化身形的术士，在此之后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流行于13世纪早期的赣州传说把木客和山都描绘为在幽深树林中裸着身体四处跑动、相互发出长啸之声的生灵；风雨之后他们会在山间歌舞，因此整座山中都能听到敲鼓吹气的声音。但同时，与很久之前的顾野王笔下的木客一样，这些生灵通常会通过互市的方式与人类保持联系。

迁徙到汀州定居的中原人为山魈修建了祠庙并在庙中供上了祭品。这种淫神信仰足以令8世纪中期在汀州做官的一位官员感到震怒，于是他为教化治下的子民写下了《无鬼论》一文。在山魈信仰中，七姑子属于最为臭名昭著的那一类，以其为祭祀对象的祠庙遍布汀州和赣州全境。当地居民将七姑子视为一种恶灵，但他们仍然为其奉上祭品，以此保护自己不会受其伤害。宋朝末年的多产文人周密对提及鬼神之力的言论总体来说是抱有强烈的怀疑的，但他写了一篇文章证明自己曾目击过七姑子神秘力量的展现。1255年，周密的父亲被任命为汀州治下的一名地方长官，他打算拆除辖下贡士院内的一座七姑庙。但他在目睹了七姑创造神迹的能力后，转而下令重新修葺了这间祠庙。同样，五通作为山魈的一个类别也在汀州广受崇拜。

唐宋时期的山魈传说尽管借鉴了这类山中精怪的早期形象，但也赋予了他们新的角色，即对中原人怀有敌意的野蛮势力，对中原人在未经驯化的南方荒野中的不断推进，他们表示抗拒。下面的记闻出自戴孚（活跃于738~794年）的《广异记》。它只粗略地对山魈的危险做了提醒，着重强调了土生土长的林中之主与来自北方的新移民间具有共生性的脆弱互市关系：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做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742~755年），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馀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在戴孚的叙述中，山魈十分凶猛，与老虎和林中的其他危险生物有亲缘关系，但同时表现了在人类中很普遍的虚荣贪婪的弱点。尽管戴孚嘲讽了山魈的贪财，但同其他许多观察者一样，他也赞扬了山魈在与人类打交道时的诚信公平。戴孚的故事呈现了人类与山魈间不稳定的共生关系，这毫无疑问地说明，在中原人与南地深山中的土著居民之间存在摩擦和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山魈传说同样复述了与中原人南迁运动同时发生且不断升级的文明与野蛮间的斗争。山魈被描绘为手脚敏捷、喜好玩笑的妖灵以及山野中的食人妖魔，他们顽固地抵抗着中原文明势不可当的南下进程（但反抗并不奏效）。人们对山中精怪古老传说的记忆，在面对这种可怕形象时被重新唤起。就像中原人在北方边疆的宿敌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山魈在与中原迁徙者打交道时在两种角色间不断转换：他们既可是凶狠的猎食者，又可是亲切友好的贸易伙伴。但在中原人眼中，南方山地土著民的怪异与野蛮程度不亚于山魈，他们与文明世界中的族群（例如中原人自己）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相反，中原人对于南方山林中土生土长的人与兽的看法已经融为一体，体现为山魈这一复合的形象。该形象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既有恐惧，又有厌憎，偶尔还有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