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作者：[美]伊娃·霍夫曼，译者：胡洲贤，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因为觉得安娜·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Anna Branicka-Wolska）的自传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和她聊了大半个下午。出身于波兰最负盛名的贵族世家之一，她的故事也是波兰和东欧所擅长的：饱受一连串惊涛骇浪的考验、折腾与塑造，宛如一出剧情起伏、无所不包的历史大剧。我是在地主协会的会议上初次见到安娜的，这个协会仿佛一个从朦胧深邃的过往中突然冒出波兰地面的崭新实体，几个月前才刚刚成立，成员包括贵族、大地主和曾经拥有至少几亩土地的小乡绅。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约有七百名会员。在共产主义终结一年后众人才得悉，波兰原来仍存在成熟的贵族阶级，包括王子、伯爵夫人以及位阶较低的要人等等。

当然，说波兰的贵族曾经消失是不正确的，但试图摧毁他们，或至少抹杀他们身份的企图却未曾停歇。波兰始终有一大群贵族阶级，包括一些大家族和若干小贵族，他们在很早之前便拥有选举权，后来逐渐以无政府主义的分歧而闻名。不过波兰贵族不再是其世界的主人的情势由来已久。在割据期间，波兰为邻近帝国所吞食，原本的贵族也沦为受异族统治，而不再是自己属民的统治者，贵族阶级自此陷入贫穷与崩解之境。在此期间，波兰不再存在于世界地图上，但却继续存在于贵族世家和他们的脑海中，存在于保留着波兰传统的宅邸和庄园中，存在于即使背井离乡也体现着某种“波兰性”的人身上。

大战后，贵族的血统几乎成为贫穷和迫害的一纸保证，但同时也成为高贵的象征。再一次，波兰贵族代表了一个被征服的——但对许多人而言——却是真正的波兰，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成为强权或堕落的反派人物。小时候，我偶尔会听到某人是“望族”之后，虽处困顿的情境，却应对得多么勇敢、多么令人钦佩等等。望族的姓氏从未失去其在波兰所具有的阶级意义。我也曾听说有些农人，从不使用“人民文化中心”的新名称，而始终以庄园贵族的姓氏称呼其村庄，诸如拉齐维乌家族或扎莫伊斯基村（Zamojski）等等。我也曾听说农家子弟归乡寻根，遇到拉齐维乌或扎莫伊斯基等家族的人时，会特别对他们表达敬意，默默致礼。

地主协会今天的会议在华沙理工大学（Politechnika Warszawska）举行。该校有幢建于19世纪、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中央五角形院落周遭环绕着几层楼高的拱形回廊。波兰共产党曾于此地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以此地又被称为“统一广场”。不过，我听到有人还是使用“救世主广场”的旧名。

群聚在大会议厅的人，很容易被错认为一群强壮结实的英国绅士或农人。他们活力充沛，一点也不优雅。在一个极端重视外表品位的国度，这样的打扮显得十分朴素。不过在他们中间，还是可以看到宛如在羊皮纸上以纤细笔触雕琢出的精致面孔。他们大半上了年纪，但也有年轻的面孔掺杂其间。致开幕词的是一位年纪很大的男性，他虽然声音颤抖，却因为温文尔雅的语调而十分动听。“我们是从半黑暗中浮现出来的，”他开口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首度可以承认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一般人很容易存着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一群刚自曝身份的波兰贵族的聚会，但一如以往，这位老贵族言词中所蕴含的遭到压迫、奋力求生的片段，令我为之动容。会议开始之前，有位老先生告诉我一个他很在乎、一定要我知道的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贵族曾致力于反抗运动，结果他们也成了波兰所有阶层中蒙受最大损失的一群人。

这种种回响，让我格外认真地聆听安娜·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的述说。我们在欧罗普斯基酒店气氛慵懒的咖啡厅碰面，神采奕奕的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大步走入。她是那种会被误认为健康、壮硕的农村中老年女性的人，只是她有着柔和、温暖的声音，如晴天般湛蓝的大眼睛闪烁着乐观、坦诚的光泽。她的祖先来自东北边境地区，我见过布拉尼茨卡家族位于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的美丽的文艺复兴时期宫殿，也就是他们的根基所在。18世纪时，那里曾接待过一群波兰和法国演员以及一个芭蕾舞团。不过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本人是在华沙外围维拉努夫（Wilanów）的一座兴建于17世纪末期、有着三翼厢房的巴洛克风格宫殿中长大的。那宫殿原为皇室离宫，战后改建成了极受欢迎的博物馆和观光景点。“那个地点很好，”安娜回忆幼年时光，“所以每个人都会来，政治官员、国际外交官和艺术家等等。”

这一切都被大战改变了。安娜描绘当时维拉努夫反抗运动的神奇场景，宫殿的一个个大房间被改装成靶场，为从事地下战争的年轻人提供训练。战争开始时安娜才十四岁，而十六岁时她就已经和两个姐姐一起运送武器，担任邮递员以及协助藏匿人犯了。宫殿还曾作为逃匿战犯和农村党人的庇护所。华沙大轰炸开始后，还有成群的年轻人逃到这个安全地点过夜，至今安娜仍记得那些快乐的夜晚，每个房间都铺放着成排的睡垫。

在华沙起义期间，亦即战争迈向高潮及走向结束的阶段，布拉尼茨卡家族最大的劫难也开始了。首先，他们被德国人逮捕拘禁；在德国人之后，俄国人紧接而来，就在俄国大军开入华沙三天后，布拉尼茨卡和其他三个家族再度被逮捕。

他们十六人组成的小组注定在未来三年内相依为命。“当奴隶。”安娜这么形容。一夜之间，他们成为阶级敌人，因为他们对抗纳粹的力量刚好证明他们会成为潜在威胁。这个小组先是被转送到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Lubyanka）*。他们以为自己一定会遭到处决，结果只在那里拘禁了两个星期。有时记忆常会凸显出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所以安娜还记得那段时间里陪伴她的一只狮子狗，那也许是唯一能存活于卢比扬卡监狱的动物了。那只狗颇获一名苏联士兵的欢心，但他一直以为它是只宠物猴。后来，他们小组被带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集中营。他们十六个人挤在三个房间，于严格看守下共同生活了两年。第一年不许外出；后来规定放松，他们可以到一个小花园里走走，也可以帮其他受刑人砍柴；两年后因不明原因，他们被转到一个关着各个国家的人的更加严格的劳改营（安娜尤其记得有一大群日本将领也被关在那里）；然后，苏联任性的巨轮再度转动，他们于1948年获释，也被获准返回波兰。

我问安娜被拘禁的那几年是否是很绝望的一段时期，她明确回答不是。虽然他们很怕生病，时有口角，但整体而言，他们都展现出最大的韧性。“这个阶级的人的志向，是向世人展现我们不但能在最好的环境下生存，也能在最坏的情况下存活。”她绽放出愉悦的笑容，“我们很得意自己的烹饪和缝纫技巧得到提高，大人还会给孩子们上课。我父亲能讲全套波兰古典文学，让孩子们的教育不致出现断裂。”

“而我，”她面带愉快的微笑继续说，“我写信给我心爱的人。”那些信从未寄出去，因为她所爱的人是一名反抗军领袖，在变化无常的战争中他的行踪如谜。安娜写信的部分原因，也是想为她非凡的经历留下记录，以便战争结束后和她心爱的人一起分享。

她的期望落空了。“我以为他会等我，”安娜给了简单的解释，“但是当我回来时，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人在伦敦。这是我的一大悲剧，而且就发生在我应该最快乐的时候。”

不过那些信在许多年后获得出版。毕竟是记述一连串恐怖事件的丰富历史，充满鲜明的细节、敏锐的观察以及狱友间的感情，甚至还饱含一种幸福感。安娜写道，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刻，快乐也没有完全遗弃她。不过当时的她可谓身心俱疲。回到波兰，除了失去她心爱的人，还有更多的灾难在等着她。他们十六人才穿过波兰边境不久便再度被捕，这次是被新成立的政府所逮捕。他们大多在几天后获得释放，但包括安娜父亲在内的几个人却被拘禁得比较久，这对她父亲的爱国心和他所捍卫的一切可算是狠狠的一记重击。安娜记得她父亲曾说：“我可以在德国监狱生存，可以忍受苏联的劳改营；但是我不能忍受在波兰被囚禁。”她父亲没有被拘禁太久，但之后不久他便过世了。安娜将父亲的去世归咎于那次囚禁事件。

政府有一些专门针对他们的手段，其中之一是禁止历劫归来的贵族住在老家附近。安娜和她的母亲迁往克拉科夫，尝试展开新生活。那是一段艰困岁月：她们没有钱，而且身份特殊，人们甚至害怕被看到和她们有任何接触。有些贵族被迫更改他们广为人知的姓名。“这样做的人不多，”安娜急急声明，“但我们总得设法适应。”

有段日子，她们母女被迫节衣缩食到赤贫状态，在别人的长沙发上睡觉，在最便宜的自助食堂吃饭，而且经常没有钱买电车票。我听安娜叙述时，深深感觉在一个他们曾拥有那么多的国度被贬抑至此，长期处于这种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悲怜状态，也许比关在监狱内承受明显极度的不公不义，还来得难以忍受吧？但是当我提出这个疑惑时，安娜只是温和地笑说人们把艰难和贫困看得太严重了。“总之，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从来没有被贬抑被排斥的人，对我而言，似乎有些不完整、不成熟。你不觉得吗？”

最后，安娜取得了社会学学位，在被十四个工作机会拒绝后——这可是一个不承认有失业问题的国度啊——终于有个文学研究机构录用了她。她还清楚地记得该机构的主管在面试时对她说：“从十六岁起，我就在跟你们这种人战斗。”但不知道是为了何种理由，那位主管仍旧决定冒险雇用她。

最后，她也结了婚，嫁给了一个没有贵族身份的人——尽管万事历尽，但这种身份的隔阂仍然事关紧要—— 一位遗传学教授。“就这样，”安娜说，“我们已经结婚三十八年了。他很爱我，我也喜欢他、尊敬他。我们的爱情属于比较温和的感情。世上有很多种爱情，你不觉得吗？”

“而且我想传递这样的信息，”她使用了说教的语词，但语气中却毫无说教的意味，“人绝对不要绝望。冥冥之中，我总算找回自己的生命了。我觉得我很能掌握生命的诀窍。”她的确从未停止参与这个世界。借用她的用词，就像大多数“这种背景”的人，她积极参与团结工会的事务。“喔，我不知道拆过多少你们送来的医药包裹！”她说，意指从美国送来的包裹。她组织了西伯利亚人协会，帮助那些曾在古拉格最恐怖的集中营服过刑的人。她做这项工作带有使命的意味。“我了解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事，”她说，“我对他们最为同情。”

“我觉得目前的我正处于生命的中间，”她以明媚的声音总结，“我觉得被需要。我对人类的事有相当了解，试图从每件事中萃取出精华，就像榨橙汁一样。这是我的生命信仰。重要的是，鞋匠应该制作美丽的鞋子，作家应该好好写文章，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要为其他人着想，这很重要，也是我的工作。你知道，曾经我会觉得我太老、太胖，我的心脏不好……但是现在因为忙于其他人的事，这些就都不再干扰我了。毕竟我是被这样教育成长的，凡事尽力而为。”

这是充满感情的结语，却不见丝毫多愁善感；因为这林林总总已经清楚地在行动中、在生活中获得明证。尽管我民主的偏见让我对贵族的概念有所迟疑，但我仍不禁克服了自己所持的保留态度。我喜欢这位女士，喜欢她真诚的浪漫情怀以及从容不迫的态度，喜欢她所持的古老的理想主义，对世界最恶之处的理解，对自己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普世的人道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她体内蕴含着太多阶段的历史，太多感性和经验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