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3日，中国与第37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墨西哥达成协议，结束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从1995年开始，中国正式申请加入WTO，开始与WTO的37个成员国逐一开始拉锯式的双边谈判，不过，一直绕不开美国这个话题。
当时，中美之间经历了25轮谈判，最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赴谈判桌，力排众议，拿下整个谈判。
中国入世，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大家在喜悦之于总是在强调一个概念：“狼来了，我们该如何应对挑战？”
在2001年由秋入冬的季节里，国门大开，我们会被温柔对待吗？这一点是在大多数国民心中有疑惑的。
疑惑归疑惑，17年一路走来，如果回答入世一刻，17来，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开放。
2007年,中国承诺的100个服务业分部门全都开放，并且超出承诺开放了120个。
2010年，中国的货物贸易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到了9.8%， 2015年，中国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降到4.4%。
2013年开始，中国外商投资限制性措施缩减了65%，禁止类条目只有28条。
不过，恩怨情仇总是剪不断理还乱，现在，入世谈判的最大对手美国又针对中国挥起了贸易保护的大棒，回应这些刺耳之声，我们还是坚定给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而这种开放，首先针对的就是对外资市场准入继续放宽，而“服务业”更是着重放宽的领域。
“对于服务贸易，我们现在是逆差，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会付出一些代价，但可以促进提高我们产业的竞争力。”
今年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中，李克强总理就彭博社记者所提出的关于“吸引外资和促进外贸”方面的问题时给出了明确表态。
这是句意味深长的表态。
为什么会要付出一些代价？会付出哪些代价？这些代价又会如何提高我们产业的竞争力？
在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建立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经济理性”的。所谓“经济理性”的意思是，人们只做那些有利可图的事，换而言之，一旦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退出，除非他们决心改变原有的工作或行为方式，打破“路径依赖”，且对所做出的改变有着积极乐观的预期。
为什么会要付出一些代价？
答：放宽市场准入→外商涌入→加剧市场竞争，瓜分市场份额→ 冲击本土企业的业务或其产品的销量
当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外市场准入，将吸引大量的外资企业涌入我国国内市场，毕竟谁也不想与这个有着3 亿中产消费群体的市场失之交臂。因此，外资企业的加入势必将加剧我国国内市场竞争的形势，并瓜分原有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服务业贸易逆差的事实，意味着，我国对于服务业的进口要大于出口，说明本土服务业较国外的同行业并不具有很强的相对竞争优势。因而，外资企业的大量流入很有可能会冲击到本土服务行业，从而增加了我国国内企业陷入销量减少，利润总额下降，甚至是入不敷出等困境的风险。
会付出哪些代价？
答：本土企业受到冲击→业务下降，销量减少→利润总额降低→迫使企业精简结构，以此降低成本、维系正常运营。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国企改制持续加码的背景之下，外来服务业的涌入无疑将对，不论是还在适应期的初创公司，还是刚改制不久的国企来说，都会是一场不小的考验。对于一直处于较大贸易逆差的本土服务业来说，其本身并不具备较强的相对优势和竞争实力。这就意味着，当外来服务行业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原有的市场格局和形势将会被重新洗牌，且“被再分配”之后的市场份额，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被外资企业所大量占据。因此，在这样的预期之下，外资服务业的涌入将会对本土企业构成威胁和冲击，继而导致后者在业务量，净利润总额等方面的下滑，迫使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精简企业结构，优化人员和部门的资源配置，甚至是退出市场等方式来应对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以此维系自身的经济效益。
这些代价又将会如何提高我们产业的竞争力？
答：本土企业受到外来冲击→“倒逼”企业进行自身的内部改革→主动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提高产业自身的竞争力。
当本土企业受到外来冲击时，除了之前所讲的，他们会通过精简结构(裁员)或退出市场等方式进行被动应对之外，这些企业，特别是那些有着以包容和开放为组织文化的企业，将会视“外商涌入”为自身改革的一个契机，从而“倒逼”企业自身加强自我革新，并作出优化资源配置，消除繁文缛节，引入新兴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改变，从而寻求在中长期市场竞争中的局面翻牌。若这类“主动式”的改革逻辑能够内嵌于行业集体行为中，这无疑将会对整个服务业，不论是各类初创公司、民企，还是改制改革中的国企，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外资服务业可能瞄准的区域会在哪里?哪些地区又会较早受到影响？可能这些城市将是外资的“皮试场”,各位，请做好准备。
知名房产咨询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曾在2015 年发布的《中国城市60 强》(“China 60”)报告中，不仅对中国主要城市的办公室、实体店、物流、高端酒店等“硬件”库存与相对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也同时对例如空气质量、教育体系、投资贸易、开放程度等“软件”实力进行了系统的评估，从而首次提出“1.5 线城市”的概念。
所谓“1.5 线”的意思是，在选定的评判标准中，这线城市较“超一线”的上海和北京，以及“一线”的广州和深圳，稍显不足，但与传统的“二、三线”城市相比却又绰绰有余。这些“1.5 线”城市，包括成都、重庆、杭州、南京、沈阳、苏州、天津、武汉和西安等，某种程度上为对中国市场“跃跃欲试”的外商企业提供了块心仪的试验田。
因而，笔者将这些城市称为“皮试城市”。换而言之，一些对中国市场颇有兴趣的外资企业，可能之前对中国各个方面并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的服务产品能否迎合中国市场的需求，所以如果一开始就贸然冲入“超一线”和“一线”市场的话，万一出师不利，那失败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因此，他们中的一些很有可能会走较为保险的路线。就像我们去医院打青霉素，一般先得做个皮试，待确认不过敏后，再注射药剂。
同样，对于新进的外商来说，先从“1.5 线”城市开始展开工作和试验，等对中国实际国情和市场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并确定自身服务与产品在国内市场中的定位之后，再向全国各地进行业务方面的拓展。
按照以上外商的“皮试”逻辑，再加上杭州在近些年因为举办“G20 峰会”以及之后的“亚运会”所积累的国际声誉，杭州及其周边城市很大程度上将会成为外资企业所争相夺取的一大市场高地。因此，对于在杭或在浙发展的浙商企业来说，在更新行业认知，增强创新意识，包容开放性人才等方面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本文观点源自浙江大学/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洪炜栋，感谢对本文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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