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作者：[美]西恩·麦克米金，译者：姚志宏，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最终，扭转局势的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战役。1920年6月上旬， 一小股土耳其民族主义军对靠近伊兹密特的博庐山山坡下方的反叛分子实施追赶。与此同时，一支为守卫通往君士坦丁堡亚洲方向的要塞工事的英国营部刚好驻扎在这里。尽管伊兹密特湾上的协约国战舰的炮火击退了土耳其人对英国前哨的进攻，但是当地指挥官在意识到敌方兵力远大于己方之后，便下令炸毁储物库，做好被围困的准备。这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同英国占领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同时，这也是相当严重的一次。由于在君士坦丁堡只有4469名步兵，另外有2272名步兵守卫着伊兹密特和阿菲永（南部）之间的铁路线，如果凯末尔发动猛烈攻势的话，英国将无足够兵力包围首都，而附近也无增援部队（除了657名守卫着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士兵）。当然，如果在伦敦掌权的是另一个不同类型的人的话，这些现实问题可能会使英国人重新考虑强使土耳其人签署一个明显难以接受的和平条约的明智性—尤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占领军队予以支撑。但是同其他协约国以及自己的大多数顾问不同的是，劳合·乔治决心完全遵从《色佛尔条约》—强制性瓜分土耳其的政策。他一得知英军无法完成任务的消息，便在1920年6月14日召唤韦尼泽洛斯来到伦敦，并问他希腊军队是否能够为英国完成这件事。

在这种间接的方式下，希腊开启了对土耳其的第二阶段入侵。为了让法国及英国的内阁批评家赞同自己的政策，劳合·乔治立即同意将希腊的进军范围限制在士麦那的东部及北部，一直到班德尔马（班德尔玛）；同时，希腊人将向位于伊兹密特的米尔恩将军的部队临时调派一支师部。刚开始，整个军事行动还是遵循计划进行的。在韦尼泽洛斯精心挑选的指挥官莱昂尼达斯·帕拉斯基沃普洛斯（Leonidas Paraskevopoulos）的领导下，希腊军队在1920年6月22日从士麦那分三路呈扇形分散至内陆区域，其中的先头部队“列岛师”则急速行军至靠近班德尔马的铁路—7月7日，班德尔马和巴勒克埃西尔失守。希腊人随后向东部转移，并在7月8日拿下了布尔萨。尽管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布尔萨却是奥斯曼（奥斯曼土耳其人）帝国的第一个首都：帝国缔造者奥斯曼即埋葬于此处，而且此地一直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一个重要宗教文化中心。毫不意外，布尔萨的陷落在安卡拉激起了一波哀痛悼念的浪潮，黑色旗帜在窗户上挂起；据说很多大国民议会议员流着泪，悲恸到连话都讲不出。

理论上而言，希腊的攻势到此便结束了。虽然帕拉斯基沃普洛斯还想继续朝前推进，但是韦尼泽洛斯怕辜负劳合·乔治的信任，所以他在1920年7月7日告知位于斯帕的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希腊军队将原地待命直到苏丹签署《色佛尔条约》。然而，希腊人却在暗中继续往前推进。通过巧妙的隐瞒手段，帕拉斯基沃普洛斯从班德尔马和士麦那分别剥去了一支步兵团和一支师部的力量以加固色雷斯的希腊武装。1920年7月26日，希腊人进入阿德里安堡—继布尔萨之后，奥斯曼的第二座首都—由此引发了安卡拉又一轮哀哭。8月下旬，希腊人移进乌沙克，随后又在9月上旬进入盖迪兹和坎德拉（Kandira）。9月5日，希腊军队长驱直入亚洛瓦—马尔马拉海东南海岸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马尔马拉海也正是在此处注入伊兹密特湾（直到现在， 大部分马尔马拉海的轮渡都是去往旧斯坦布尔的）。这些入侵极其严重地违背了韦尼泽洛斯向最高理事会做出的承诺以及劳合·乔治在春季确定下来的条款且未受惩罚。正如协约国内部调查委员会对1920年夏季的这些进攻所做出的评述：

希腊人在推进途中烧毁了成百上千座村庄和城镇，并且袭击了当地居民，刚开始占领艾丁省时所施行的大屠杀虽然没有再度系统性发生，但是其暴虐残酷使得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逃至土耳其战线后方。

就在暴虐的希腊军队充当着劳合·乔治的攻城锤角色时，由协约国所操控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派遣代表在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色佛尔条约》。

在所有的戏码换来对手的最终妥协后，协约国的强制性条约的正式签订却已显得索然无味。安卡拉顿时又一次陷入如丧考妣的悲恸之中，君士坦丁堡这一次也未能得以幸免：店铺关停，黑旗悬挂在建筑物上，道路交通停顿。大国民议会适时向苏丹政府里的那些支持签订条约的人发出了强烈谴责（“ 叛国罪”），但是在8月的时候他们还无动于衷。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奥斯曼议会—此时位于协约国力所不能及的安卡拉—还没有通过这个条约，所以这个条约其实还未获得

批准，或者说，至少还难以解决问题。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者明显不承认条约的效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心思迁就条约对它进行讨论。除了希腊人在9月上旬进驻亚洛瓦以外，大部分战线都暂时陷入了停顿，一直到卡拉贝克尔开始朝卡尔斯进军。

同样，希腊国内的民众对土耳其战争的厌倦情绪也开始增长，韦尼泽洛斯也被迫在9月份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感觉到自己历史性的机遇时刻有可能就此烟消云散，韦尼泽洛斯遂下定决心在冬季来临之前—或者，最理想的是，在11月的希腊选举开始前—进一步推进至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5日，受到围攻的希腊首相向劳合·乔治发送了一份长文电报，建议“以决定性摧毁[安卡拉]和本都周边的民族主义武装为目标”发动两栖进攻，并建立一个沿着黑海沿岸，同协约国所创建的（至少以书面形式确定在《色佛尔条约》中的）大亚美尼亚邻近的新的希腊超级国家。为了掩护自己的侧翼，韦尼泽洛斯请求英军从伊兹密特进发，以巩固萨卡里亚河盆地。同时，英国人还被要求向希腊人提供武器，羊毛制服以及每月300万英镑的补助金。为了进一步诱导英国人履行承诺，韦尼泽洛斯含蓄威胁称如果这些条款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们将撤出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下旬，韦尼泽洛斯令部队朝前做出有限的推进，希腊军队遂开往布尔萨以东的山坡，并攻占了伊内格尔、卡拉米塞尔和拉里萨（耶尼谢希尔）。

这一次，韦尼泽洛斯走得太远。由于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劳合·乔治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对于进一步刺激凯末尔抱着慎重态度，所以即便是作为主要希腊主义者的劳合·乔治也没有鲁莽地支持希腊人在如此紧张的时间表上从爱琴海朝黑海挺进的举动。虽然劳合·乔治还在思考如何处理韦尼泽洛斯的爆炸性提议，厄运却已降临雅典。9月30日，年轻的“韦尼泽洛斯主义”国王亚历山大—在1917年支持协约国的政变中替代了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在塔托伊宫御花园中散步。在追赶跑入灌木丛中的宠物狗的时候，国王被一只猴子咬中小腿。刚开始他的伤势还不严重，但是很快，亚历山大高烧不退，并在1920年10月25日死于败血症—此时，韦尼泽洛斯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发动了新的攻势。顾及哀悼期，希腊选举推迟至11月14日。由于复位的事突然冒了出来，声援康斯坦丁一世的反对浪潮遂将这场选举变成了某种针对韦尼泽洛斯及其所有外交政策的全民公投。让所有人（不过不是全世界）吃惊的是，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在选举中遭到挫败，他们在议会369个席位中只赢得了118个席位。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绝相当彻底，他随后在必然会面临的不信任投票之前辞去了职务， 而另一场关于让康斯坦丁一世复位的全民投票则迅速被安排在12月上旬举行。

初看上去，猴子咬伤事件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预示着希腊会向土耳其做出让步。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身处伦敦和巴黎时，一直不受欢迎。早在1920年12月4日—就在安排为康斯坦丁复位进行全民公投的前一天—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就发表公告对这位国王“ 在战争期间的不忠态度和行为”进行了谴责，并称为其复位投票的行为将会被看作“ 对其敌意的一种认可”；同时，如果国王成功复位的话， 协约国将会收回向希腊做出的承诺，包括进一步的经济援助。不管怎样：康斯坦丁在1920年12月5日星期日举行的全面公投中获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60% 左右），并在两个星期后胜利返回雅典。由于协约国援助资金的中断以及行政部门和军队中的韦尼泽洛斯主义者的清洗行动很可能会在短期之中到来，希腊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占领也将时日无多。

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如期发生。为了体现大希腊主张比其他任何支持或反对韦尼泽洛斯的党派主张都要走得更远，新组建的迪米特里奥斯·拉利斯（Dimitrios Rallis）政府在1920年12月29日发表了一份挑衅意味十足的声明，它使协约国想起希腊士兵“ 为列国的共同利益奋战在小亚细亚前线”，同时，还宣布希腊在“ 恢复了自由及国王复位之后将会以比以往更大的激情”完成这一任务。随后，被放逐克里特岛的康斯坦丁主义者阿纳斯塔西奥斯·帕坡拉斯（Anastasios Papoulas）将军接替帕拉斯基沃普洛斯的职务，成为新任总司令。

为了消化雅典的政治革命并搞清楚这将给《色佛尔条约》带来什么，劳合·乔治在1921年2月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首次勉强同意由贝基尔·萨米率领的凯末尔主义代表团的到访。似乎为了证明新政权的民族主义者的诚意，帕坡拉斯甚至在这场会议召开之前就命希腊军队立即从布尔萨开往埃斯基谢希尔。1921年1月6日，进军途中的希腊人在伊诺努火车站附近遇到了一支在壕沟中进行防御的民族主义者武装部队。经过数日的激烈交锋，伊斯麦特将军开始率领土军撤退，不过他们随后又惊讶地得知希腊人也在向后撤退。尽管以“一战”的标准来说这场战役胜负不明，规模较小—土耳其死亡95人，受伤183人—但是正如它后面被称呼的那样，这场第一次伊诺努战役有着惊人的战略影响力。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抵抗军力优于自己的希腊侵略者的话，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已经向法国和意大利做出了足够的展示。法国军队早已在奇里乞亚对阵土耳其人的时候尝过被击败的苦涩滋味。1920年5月同凯末尔签订的停战协议使古罗将军在那个夏季不用担心自己的北部侧翼，并粉碎了费萨尔的阿拉伯军，轻易拿下大马士革，迫使费萨尔接受就任伊拉克国王的“安慰奖”。相比之下，据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1921年2月于伦敦评述道，托罗斯北部的法国军队

已在那个战区同土耳其人周旋了超过一年时间，因此他个人对这支被希腊首相[即韦尼泽洛斯]鄙视为所谓乌合之众的部队充满了明显的敬意。法军的经历足以证明要驱散土军并非易事。这些军队使法军受到重创。他们对重兵把守的艾因塔布[安泰普]的围困持续了一个月。简言之，法国人发现土耳其军队斗志昂扬， 他们个个作战勇猛，死守着每一寸土地。

1921年3月9日，白里安同贝基尔·萨米签署了一份彻底的停战协定，承诺法军将撤出托罗斯山脉以上的所有奇里乞亚地带，仅仅保留在亚历山大勒塔（伊斯肯德仑）地区—即今天的哈塔伊—的军队，以换取解除原打算保护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武装的经济让步（以及巴格达铁路土耳其部分的全面通行权）和供应物资。3 天之后，意大利人签署协议，承诺撤回安纳托利亚的所有部队，并支持土耳其对士麦那和黑海沿岸的所有权—即反对希腊对这些地区的声明—以换取经济让步以及尊重意大利对罗兹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所有权的承诺。1921 年3 月16 日，凯末尔在莫斯科的代表阿里·福阿德帕夏同苏维埃俄国签署协定，暂时维持土耳其东部边境线不变。在这份协议附录中，苏维埃外交部部长奇切林承诺向土耳其汇出1000 万金卢布以供其“ 经济发展”之用；此外，他还承诺加快向黑海地区交付武器的速度—包括步枪、机关枪和野战炮。就在康斯坦丁国王统治下的希腊新政府同他们在1917 年加入的协约国慢慢疏离之时，凯末尔政府遂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实际上（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承认。

英国仍旧在抵抗，但是在伦敦，政策变化却正在酝酿之中。尽管劳合·乔治自身仍支持希腊对安纳托利亚的占领，但是他不再掌控内阁对他的支持，也无法通过软磨硬泡争取特殊资金了。这位首相甚至被迫依靠希腊接受修改《色佛尔条约》来限制它对士麦那省的所有权—尽管为了得到这个让步，他曾在1921 年3 月7 日悄悄地同意解除最高理事会的禁令，默许了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的行动—而他的这一决定也在之后触怒了他的顾问。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在总结内阁的态度时评价道：“ 整件事令人恶心。在我看来，劳合·乔治的朋友—希腊人最终会完全覆灭。”首相的理由在于，虽然他向帕坡拉斯开启了某种绿灯，但是伦敦会议的结果其实是对希腊军队的一种舍弃。从官方上来讲，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高级专员此时在希土战争中保持着中立，他们也不再会允许希腊陆军或海军进入到首都，或从海峡运输战争物资。希腊人只能靠自己了。

1921年3月23日，帕坡拉斯恢复了进攻。南部战线的进展非常迅速。3月27日，阿菲永沦陷。然而，在沿着伊诺努的主要战线上，土耳其人却再次守住了阵地，并在3月31日的猛烈反击中将希腊人逼退，而土军的司令官也因此在今天被称为伊斯麦特·伊诺努。在伊斯麦特的胜利的鼓舞下，南线司令官雷费特在4月7日夺回了阿菲永。战场又一次出现了暂停，这使协约国军事专员想到侵略者可能会往后退兵以巩固成果。事实上，帕坡拉斯正在进行焦土战略撤退，他烧毁了成百上千座位于其供给线两侧的土耳其村庄以保证自己侧翼的安全。与此同时，大量外国观察家，最为有名的则是阿诺尔德·汤因比随后便给在《曼彻斯特卫报》发送的一系列电讯中将这一事件披露给了世界。帕坡拉斯发狂似的召集着后备军，到他准备发动最后进攻的时候，他所拥有的希腊占领军队已经超过了20 万人。曾在1897 年的克里特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指挥希腊军队同土耳其作战的康斯坦丁国王在1921 年6 月12 日到达了士麦那，为希腊人的光荣事业主持了宣福仪式。“ 你们在这里，”国王向他的士兵们保证，“ 是为了希腊的理想而战。就在这个产生了伟大理想的地方，我们国家无与伦比的文明永远受到全世界的艳羡。”在经过两个月的刺探及初步小规模战斗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第四次将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将在此刻真正爆发。

1921 年7 月10 日，希腊军队向阿菲永和屈塔希亚之间的土耳其中心地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此时，两军的兵力都处于巅峰状态，希腊大约有12.6 人，土耳其大约有12.2 万人（不过希腊人的装备更为优越，他们有410 们野战炮，对手只有160 门；他们有4000 架机关枪， 对手只有700 架；他们有20 架军用机，而对手只有4 架）。在这里， 这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平地上，面对着盛夏烈日的灼烤，从侧翼进行包抄将显得极为有利—但是这里没有可供士兵和马匹饮用的水资源，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当希腊人一突破土耳其在屈塔希亚的防线，帕坡拉斯就令一支先锋队向北部和东部移动，接近埃斯基谢希尔，同时，他的右翼部队切断阿菲永上方的铁路线。为了避免遭到包围，土耳其人被迫弃守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永，撤退到波拉特勒火车站附近的萨卡里亚河的远处河岸，这里位于安卡拉以西75 千米（50 英里）处。土耳其在战场上的损失已经达到4 万人，而且很多人已经逃跑。大国民议会内部，出现了撤离安卡拉，退守开塞利或锡瓦斯的言论。

对于土耳其人以及凯末尔本人来说，此刻性命攸关。虽然议会议长不再是现役军官，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地督促着军队向安卡拉方向撤退—由于将如此辽阔的领土丢弃给了敌人，他早已处在了政治枪口之下。既然连首都也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议员遂主张让凯末尔本人领导军队。1921年8月5日，凯末尔接受挑战，承担完全责任，成为总司令，为期3个月。尽管他的领导权能在理论上遭到大国民议会的撤销，但是在实际上，他却握有一定程度的军事独裁权—当然，这是以他同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为条件的。为了提高士气，凯末尔颁布公告，郑重宣布道，侵略者“的尸体将躺满我们伟大祖国的神殿内”。

私下里，凯末尔对于自己能够抵挡萨卡里亚河以西的希腊人其实并不自信。帕坡拉斯的军队兼具数量优势和火力优势。就严格的军事意义来说，凯末尔认为他的军队能作为一只战斗力量存活下来远比萨卡里亚河或安卡拉重要得多；但是他也知道大国民议会和安卡拉的百姓都要求他能够保卫首都。即便如此，寄往开塞利的档案中的常规命令仍规定到若希腊人突破成功，政府将会全面撤退。8月12日，凯末尔在视察部队的时候跌下了马，并摔断一根肋骨，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疼痛，使其难以入睡，对他的心情影响十分大。为了给自己的军队补充物资，尽管知道会遭到刚刚从“一战”的掠夺中勉强恢复过来的辛苦的农民的深恶痛恨，凯末尔还是颁布了新一轮请购单，从粮食、燃料到马匹和驮兽，相当烦琐。同他的士兵一样，凯末尔并不缺乏抵抗希腊侵略者的爱国动力，但是在经过十年的持续性战争后，他们已经失去了冲劲儿和激情，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希腊方面同样也进行了重新考虑。他们退至士麦那的补给线已被拉长，并且充满了危险性—土匪及土耳其非常规军经常骑着马向他们够得着的任何地方发动侵袭。虽然希腊人为了根除战线后方的“土匪”实施了异常残酷的焦土战略，但是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兵力严重落后于敌方，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从士麦那桥头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越往东部走，穆斯林人口越多。正如康斯坦丁的王位继承人及希腊阵营内的谨慎派安德鲁王子在谈到击败凯末尔存在的问题时说道：“我们追上他还要走多远？我们能跟着他穿过广阔无垠的小亚细亚，一直到库尔德斯坦和波斯边境？”在1921年7月28日屈塔希亚召开的关键性计划会议上，帕坡拉斯的参谋顾问们几乎对穿过荒无人烟的盐土荒漠，朝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带更深处的贫瘠平原冒进表示了一致反对。况且，即使民族主义首都遭到占领，面对着如此众多怀有敌意的人口，敌人就能高枕无忧吗？既然协约国已经中止了援助，雅典又能坚持多久呢？最终，支持继续作战的唯一真正论据充满了政治性：毁灭土耳其民族主义，并缔造一个更大的希腊帝国—这也是帕坡拉斯所采纳的观点。因此，继续朝萨卡里亚河进军的命令被得以下达，另外，如果土耳其抵抗失利的话，他们将进一步从波拉特勒向安卡拉进发。但是，这些看起来充满了进攻性的命令同样还包括撤退方面的考量：如果“ 条件不利的话”，希腊人准备炸毁铁路，撤回埃斯基谢希尔。就这样，希腊军队便被推进了凯末尔的陷阱：在穿越过盐土荒漠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似乎提前对他们的到达发出了警告。

尽管除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外并不为人所知，但是这场发生在1921 年8 月23 日到9 月12 日之间的萨卡里亚河战役却具有历史性意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 一战”最后一场真正的战役。在沿着60 英里（约100 千米）宽的战线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分别陈列了10 万及9 万兵力。在规模上，萨卡里亚战役难以同索姆河或者凡尔登，甚至是加里波利战役向比较。以“ 一战”标准来看，这场战役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多，两边大概都有4000 人死亡，1.8 万到1.9 万人负伤。但是，这场战役的利害关系却使两边势均力敌的宿敌为争同一块领土而大打出手。诚然，即使是最为沙文主义的泛希腊主义者也并未声称萨卡里亚河盆地是希腊主要民族的居住地，但是这些侵略者却实实在在向沿着爱琴海和黑海沿岸的大片安纳托利亚地带提出了领土主张—这片希腊人正以流血牺牲为代价所争取的土地。这些利益受到所有人的重视， 据目击者称，双边军部都弥漫着令人紧张心烦的气氛。

没到最后一刻，双方仍旧胜负难分。希腊人在整个夏天一直赢取着胜利，他们不断从土耳其人处夺取领土—而且他们继续在萨卡里亚河保持着攻势。尽管防御者守着东部河岸上的更高阵地，从凸出的不同的峭壁和小山顶上朝下方的敌军倾射枪弹，希腊人仍然在土耳其炸毁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桥梁之前，于1921年8月23日晚成功渡过了河流。随后，希腊人一个接一个占领了河流东边的重要据点。1921年9月2日，希腊人向此区的最高峰恰尔峰（?alda??）发动了突袭。站在这片“黑墨色土地的高耸山冈上”，侵略者第一次从远处隐约望见了安卡拉的灯火。次日，希腊先锋队在阿赫尔库尔（Ah?rkuyu）切断了主要的安卡拉—波拉特勒公路，将凯末尔的军队截成两段。在首都的人民此刻已能听到枪火的轰鸣声，一种恐慌开始迅速蔓延，祈祷者几乎挤满了所有清真寺以进行祷告，羊只也被宰掉用以驱邪。在收到战场上传来的最新消息后，雅典的康斯坦丁主义议会多数议员领袖迪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Dimitrios Gounaris）向英国大使讲道：“可以考虑土耳其的死期了。”

这个判断有些为时过早。在学到了“一战”教给他的东西之后，凯末尔制定出一个虽然欠缺勇气，但不乏明智的“纵深防御”政策：他通过挖掘多重壕沟线使他的士兵在作战的时候能够进行战略撤退。尽管希腊人突破前两道防线，夺取了大部分制高点，甚至还将土耳其军队一截为二，但是他们全力以赴的进攻已使帕坡拉斯的前线士兵筋疲力尽，而凯末尔却还在缓慢地从安卡拉和东部据点召集新鲜的预备部队。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任务相对简单：土耳其人只需要在希腊人耗尽全力之前，熬过战役初始阶段就行了。帕坡拉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一到9月2—3日，他的神经便开始趋于崩溃：尽管他在这两天里赢取了不少阵地，但是希腊总司令却向雅典拍去电报询问他是否可以和凯末尔讲和。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1921年9月8日—这场战役的第十七天，凯末尔终于下令发动猛烈反击，对希腊一方的士气形成了毁灭性打击。1921年9月11日，帕坡拉斯宣布撤退，并对一名来自《伦敦时报》的记者承认了失败（“战役结束了”）。次日，恰尔峰被土耳其人重新夺回，不久之后，其他所有在最近丢失的制高点也重新回到了土耳其人手中。见证了土军猛攻恰尔峰过程的哈莉黛·埃迪布在之后回忆这番场景时讲到：“ 一个土耳其人朝着落日孤身伫立， 他的水壶在蓝金色的苍穹下闪闪发亮。”

由于帕坡拉斯在之前对铁路的破坏以及希腊军队的火力掩护，凯末尔无法进行大规模追赶。而希腊占领军也因此得以存活下来。然而， 萨卡里亚战役是希腊侵略战以及“ 大希腊”主张正处于高潮阶段的一次明显胜利。在这场战役中证明了自身的安卡拉凯末尔主义政府就此得以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