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们来自泰西之地，不是救世主，亦非食人魔，在东方追寻飘渺的使命，却不经意间改变了中国历史。
往期回顾
作者|徐春伟，宁波市地方志学会会员，历史地理及语言学爱好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为什么北京大学叫做Peking University，而不是Beijing University？为什么清华大学是Tsinghua University，也不是Qinghua University呢？因为这是邮政式拼音。在1958年的现代汉语拼音成为国际标准之前，世界上第一个中文拼音标准是威妥玛拼音及其变体邮政式拼音。威妥玛拼音（Wade–Giles system），习惯称作威妥玛或威式拼音、威氏拼音、韦氏拼音、威翟式拼音，是一套符合英语母语人士的、用于拼写中文读音的拼音系统。威妥玛拼音由英国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设计，此系统由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1867年）》建立，在翟理斯的《华英字典（1892年）》完成。
身怀天赋的侵华先锋
1842年6月，作为鸦片战争的参与者，英国远征军第98军团中尉威妥玛也一起来到了古老的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天赋这种东西的存在，到达香港后，威妥玛成为军队中唯一懂汉语（粤语）的人；而且他的文字水平进步相当神速，成了港英当局的中文翻译。
由于并不喜欢军队生活，威妥玛于1847年退伍，做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自此以后，他一生的成就，都与汉语学习息息相关。咸丰三年（1853年），英国人乘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强占江海关。威妥玛时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利用自己的汉语能力，为英国捞取了不少好处。次年，苏松太道吴健彰被迫与英、法、美驻沪领事签订协定，允许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人，掌管江海关，首开侵略者直接管理中国海关之恶例。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威妥玛被委任为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
1855年，威妥玛辞去海关职务，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专心从事汉学工作。开埠后来华的传教士和领事官，因在开埠港口的缘故，基本上学习的是当地的方言，并设计方言拼音。威妥玛则与他们大不相同，他虽然生活在香港和上海，但由于工作原因，他长期和来自北京的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交往密切，使用北京官话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当时的威妥玛错误认为北京方言是优势方言，只要掌握北京方言，
就能掌握朝廷和政府部门通行的官话。于是，早在1847年的广东，威妥玛结识了一个祖籍浙江兰溪的北京人应龙田( Ying Lung—t’ian) ，并请他作为自己的北京话教师。
1856年和1857年，威妥玛先后对一批英国译员进行了中文水平测试，结果简直不堪入目。他发现没有科学且合适的教材是主要的原因。为了更好服务于英国殖民者，他决定改革学习模式，亲自上阵，编写北京官话作为教材。第一部教学书便是1859年的《寻津录（the Hsin Ching Lu）》。
《寻津录》封面正中间写着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足见此书的目的。封面除“寻津录”三个显目的大汉字外，底下还有“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两行小字。此语出自战国时期李斯《谏逐客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威妥玛引用此话的告诫学习者，学习汉语要日积月累，积少成多。
《寻津录》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天类；第二部分《圣谕广训》第一章；第三部分北京话语音练习（EXERCISES IN THE TONE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PEKING DIALECT）。在这里，读者可能会发现北京话为什么被拼写成“PEKING DIALECT”呢？因为当时除了北京官话外，还有个势力比较强大的南京官话，由于相对接近韵书，它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北京官话，成为读书音的标准。如南京官话的声母分尖团，北京官话口语音不分，但北京话读书音也需要分尖团。南京官话还存在入声，于是口语没入声的北京话读书音也不得不存在入声。这样，西洋人受南派官话影响将北京拼做了“Peking”。
《寻津录》书后所附有一张《北京话音节表》， 来源于1855年应龙田以樊腾凤《五方元音》词汇为基础的词汇表。这份音节表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威妥玛拼音”的雏形。作为北京人，应龙田将《五方元音》中不存在北京官话口语的字音从表中剔除，根据北京话的实际读音完全取消了入声调学习。由于应龙田这个做法，在后来的《语言自迩集》出版时，威妥玛师徒遭到了当时的西洋汉语权威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强烈地抗议。
一统拼法的京音教材
1867年，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Yü yen tzu êrh chi）》初版四卷本在伦敦出版。书名典故来自于儒家经典名著《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学习要循序渐进，继续自己在《寻津录》中的指导思想。本书英文副标题“A Progressive Course——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道明了此书的编著目的：一套循序渐进的课程——供学习通行于京师和直隶衙门官话的学生使用。
存粹以北京话口语音为标准的字典，在当时是被认为反传统的，相当部分的官话教材还是以传统韵书的音系拼写。美国汉学家艾约瑟就认为用来读书的官话音就应该参照传统官话韵书的音系拼写而成。他的《官话课本》（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1885）字音就是参照《五方元音》的音系拼写。不管如何，由于《语言自迩集》以北京口语音为标准，成为西洋学生学习的样本，客观上提高了北京口语音的地位。《语言自迩集》还使日本的中国语教科书告别南京官话，开始转向北京官话教学。
初版《语言自迩集》在序言中强调：“它本书的基本功能是帮助领事馆的学员打好基础，用最少的时间学会这个国家的官话口语，并且还要学会这种官话的书面语。” 威妥玛对教学对象和教学目的做到了精准地位，他念念不忘带领出一批精通北京官话的翻译和外交官，为英帝国利益牟利。
《语言自迩集》正文部分为：第一部分《发音》、第二部分《部首》、第三部分《散语》、第四部分《问答》、第五部分《续散语》、第六部分《谈论篇》、第七部分《练习燕山平仄编》和声调练习、第八部分言语例略以及附编。威妥玛虽然在读音方面无视读书音，但在字形方面，他还是不敢突破标准。《语言自迩集》仍旧以清代官修字典《康熙字典》214部首为纲，每个部首依序号、威氏拼音、部首、英文释义及例字顺序横排。作为一本北京官话工具书，《语言自迩集》词汇上具有强烈的口语色彩。第三部分《散语》出现了大量北京方言词汇，如“今儿”“明儿”“后儿”，而并不是以文言文词汇作为教育方向。
不管如何，作为一部出色的汉语工具书，《语言自迩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语言自迩集》初版一经问世，便开始为各国驻华使馆所使用，英国公使馆将这部口语教材指定为学习汉语的基础教材。《语言自迩集》无论在语言学、北京话语音史和对外汉语教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不过，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还是确定了一个拼音方案。威妥玛拼音的设计科学性、完善性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后世国际音标设计以及各类汉语拼音方案设计无不受其影响。
威妥玛拼音的主要特点是：
一、声母符号25个。ch和ch‘声母分别代表了两组读音，实际上是4个声母。开合二呼韵母相拼时，音值相当于普通话的zh和ch，而与齐撮二呼韵母相拼时其音值相当于现在的j和q。表示舌尖前的6个符号实际上代表着3个声母，“tz、tz'、ss”这三个辅音是为专门与“ǔ”[/?/]相拼而设的。ng声母实际上在北京话并不存在。y，w两个零声母。因此，实际上声母只有21个。
二、有送气音符号，只是与利玛窦——金尼阁拼音方案的位置相反，即利——金拼音方案在左上角，而威妥玛式拼音的送气音符号在右上角。
三、韵母共计41个。与现代普通话相比，多了三个韵母：io、üo、iai。在威妥玛拼音中，ê 是央元音，而e却不能做单韵母，只在复合韵母中出现。
取而代之的汉学公敌
《语言自迩集》出版的次年，即1867年，威妥玛收了一个徒弟。年轻的英国人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通过了外交部的来华考试，正式成为翻译学生，师从威妥玛学习中文。他所使用的教材正是刚刚出版的《语言自迩集》。1886年，禧在明协助已经是剑桥汉学教授的威妥玛，一起修订了《语言自迩集》，并在上海出版，此为二版。威妥玛过世后，禧在明又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了三版两卷删节本。
不过，后两版《语言自迩集》并未像初版那样如期取得成功。威妥玛和他的嫡传弟子禧在明，出人意料地败在了一个半路杀出的狂人手中。这个狂人的书不但改良了威妥玛原有的拼音，还取代了《语言自迩集》成为中文拼音新的标准，并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最有名的汉英字典。这个狂人便是有着西方汉学界公敌、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称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而这部划时代的伟大巨著叫做《华英字典》。
1867年初，年轻的翟理斯也被英国外交部被派遣到北京。他在北京学习汉语最初使用的工具书有三本：马礼逊的《五车韵府》、《语言自迩集》和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学习汉语后，作为初学者的翟理斯就萌发了编辑汉语工具书的想法，并树立了统一汉语拼法的理想。他对威妥玛拼音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尽管威妥玛拼法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但是在领事馆和海关颇受欢迎”，“尽管标准拼法有缺陷，但是，自编音译方法的个人如不使用标准拼法的话，只能阻止前进的步伐”。他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和改进汉语拼音的方式。
如果说威妥玛编撰汉语工具书是为了当作侵华工具的话，翟理斯则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1888年，他在结束休假准备返回中国时，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申请，说如果可能的话，请将他派驻宁波或镇江，因为这两个领事馆的工作十分清闲，有利于他编撰《华英字典》，事实上此时他早已住在宁波了。除了清闲外，还有个原因是他对宁波相当熟悉。1873年，他就曾在宁波任职，初次任职之时就翻译了源于当地的《三字经》；1880年，在厦门担任领事期间，他还曾义救一批宁波未成年少女，为他在当地博得了足够的声望。英国外交部便顺水推舟，派他前往宁波领事馆任职。
《华英字典》的工作量非常巨大，他便邀请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来做关于汉语方音方面的工作。庄延龄也是英国领事官，汉学家，他对汉语方言学习和研究有着相当高的造诣，据说可以和来自任何一个省的人用当地的方言进行交流，这显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却可以显示其在讲汉语方言方面是非常擅长的。
1892年1月至11月，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了共三卷的第一版《华英字典》。问世之后，很快成为外国翻译学生人手必备的日常工具书。因为字典的实用性实在太强，它包含了12个地方的汉字读音，由庄延龄用威妥玛方案标注了9种方言音和3种域外汉字音，分别用大写英文字母C（广东）、H（客家）、F（福州）、W（温州）、N（宁波）、P（北京）、M（华中，即汉口）、Y（扬州)、S z（四川）、K（高丽，即朝鲜）、J（日本）、A（安南，即越南）等表示。翟理斯所选择的方言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尤其是开埠港口的方言。在19世纪，宁波这样的开埠港口，只有少数读书人懂得官话，地方盛行的根本就不是北京官话，而是本地方言。西洋翻译学生在英国驻华公使馆学了北京官话之后，来到了条约港口，却发现自己所学的官话原来根本就用不上，而这点恰恰是《语言自迩集》的软肋和缺陷。所以，《语言自迩集》不如《华英字典》受到如此欢迎，也就不奇怪了。
换而言之，禧在明和《语言自迩集》受到了极大的降维打击。《华英字典》也成为取代了《语言自迩集》，成为清、民时期外国公使翻译、海关官员及留华学生人手必备的日常工具书。1897年，已经顶着汉学巨匠光环的翟理斯，回国后全票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坐上首任教授威妥玛逝世后空出的位置，一坐就是三十多年。
初版《华英字典》的诞生也被认作是威妥玛拼音方案修订和确立的标志，“威妥玛式”拼音因而又被称作“威妥玛——翟理斯式（Wade–Giles system）” 拼音。1906年春季，上海举行了大清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当时的邮政系统隶属于海关，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早年虽受威妥玛一手提携，但他却是个狂热的地域化、方言化分子。会议决定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并决定以初版《华英字典》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只是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会议决定不采用任何附加符号（例如送气符号等），它被称作“邮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是威式拼音的变体。海关系统、邮政系统虽掌握在英法人手中，但毕竟是我国官方机构，这样邮政式拼音等于取得了半官方的地位，成为我国晚清、民国时期的汉字拉丁化转写标准。国民政府教育部虽然曾经在1928年出台过国语罗马字，但一直不敌威妥玛拼音，在抗战时期就消失匿迹。
在现代汉语拼音推广之前，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盛行了近百年，直至联合国于1977年起正式改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大陆地名。不过，纵然汉语拼音已跃升为国际中文交流的通用标准。但很多中国文化名词，已经成为外语的固有名词，仍旧用威妥玛——翟理斯式或邮政式拼音，如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功夫（Kungfu）、太极（Taichi）、道教（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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