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作者:胡阿祥,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令人深思而又非常有趣的是,从晚清时代起,一个新的国家形象、中国称呼应时而生,这就是狮子。怎样的狮子呢?我们还是以陈天华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在陈天华蹈海自绝的次年即1906年5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开始连载陈天华未能完成的遗著《狮子吼》,时人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狮子吼》是一篇现实与幻境相交织的章回体小说,在开头的“楔子”部分,小说写到:主人公梦见自己在深山中被一群虎狼追赶咬伤,痛入骨髓,不觉长号一声,“原来此山有一只大狮,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横行;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地走了。山风忽起,那狮子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主人公正吓得不轻,忽又闻见半空之中一派音乐,云端坐着一位神人,神人自言“吾乃汉人始祖,轩辕黄帝是也。……汝命本当死于野兽之口,今特赐汝还阳,重睹光复盛事”,然后拂尘一挥就不见了,主人公则转眼之间来到一处繁华都会,见到“光复五十年纪念会”大会场,会场“门前两根铁旗杆,扯两面大国旗,黄缎为地,中绣一只大狮,足有二丈长,一丈六尺宽;其余各国的国旗,悬挂四面”。进了大门,又见一座大戏台,戏台对联写着:
扫三百年狼穴,扬九万里狮旗,知费几许男儿血购来,到今日才称快快;
翻二十纪舞台,光五千秋种界,全从一部黄帝魂演出,愿同胞各自思思!
读到这里,《狮子吼》的政治文化寓意已是昭然若揭:我以我血荐轩辕,建立民主共和国;唤醒四万万同胞,光大五千年文明。那如何建立新型国家、光大传统文明呢?睡狮醒来,赶走横行的帝国主义虎狼;狮旗飘扬,扫除腐朽的清帝专制朝廷。
其实不仅陈天华,又如号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宣传家邹容,在他1903年写成的《革命军》中,直接将清末的中国比作睡狮,呼唤它的醒来:“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陈天华、邹容,把清末的旧中国比作睡狮,把未来的新中国比作醒狮与雄狮,正是那凄风苦雨的时代里,中华志士仁人对自己国家的殷殷期盼与拳拳之心,于是清末、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的《醒狮歌》,创办了许多以“醒狮”命名的期刊,成立了许多以“醒狮”为名的社团;中华民族已到危亡时刻的1934年,满怀悲愤的徐悲鸿挥毫泼墨,创作了《雄狮图》,题词“新生命活跃起来”!
然则晚清时代为什么要抛弃了龙的象征而选择狮的象征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到了清末,本来代表中国形象的、充满“正能量”的龙,在欺侮中国的外国势力以及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主共和的先进的中国人的眼里,已经变成了腐朽没落、失去希望的大清朝廷的象征,变成了总难唤醒、病入膏肓、承载着“负能量”的丑龙、睡龙、弱龙、病龙,正如丘逢甲(1864—1912年)《二高行赠剑父奇峰兄弟》诗中所云:“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乞灵今日纷钻龟,七十二钻谋者众。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这样困卧可怜、供人戏弄的龙,当然应该抛弃。抛弃了龙,那选择什么新的象征呢?丘逢甲诗中又云:“我闻狮尤猛于虎,大高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虽然丘逢甲的时代中国仍然落后、麻木甚至腐败,但唤醒这头睡狮的希望,毕竟远远大于治疗、拯救那条病入膏肓的睡龙,而且一旦睡狮醒来、作狮子吼,也就象征着觉醒、奋起的中国,好比具有尊严与威力、强健剽悍的雄狮。
当然,与龙一样,以狮作为中国新的国家符号与民族象征,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与有趣的历史因缘。
先说文化土壤。对于中国来说,狮子本是外来物种,而随着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的逐渐中国化,以及异域贡献到中土的狮子越来越多,于是本来没有狮子的中国,也出现了先则源自印度梵文、称为“狻猊”,再则源自古波斯语、称为“狮子”的新词,并产生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丰富多彩的“狮文化”:在印度佛教中,称狮子为“兽中之王”、护法神兽,称佛陀为“人中狮子”,称佛陀的庄严法音为“狮子吼”,“狮子吼”具有震撼天地、传之久远、扫荡邪恶的无限威力,又称佛教高僧打坐的地方为“狮子座”,而诸如此类的经义传到中国,经过发展与演变,于是聪明智慧的文殊菩萨以威武雄壮的青狮为坐骑,狮与龙、凤、龟、麟“四灵”并列,成了新的瑞兽;至于威而不怒的狮雕,陈列在帝陵墓道的两旁,布置在宫殿、衙门、佛寺、富户的门口,点缀在河桥、陆道的边上,起着镇邪驱恶或装饰美化的作用。另外,说起中华的文学艺术,以狮子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层出不穷;至于中华民俗中的狮子,更是蔚为大观,如舞狮子遍及神州大地,雪狮子为北方奇观,糖狮子风靡南方各地,狮子戏绣球为年画与剪纸的重要题材,也是中国杂技的特色节目,如此等等,于是既具王者风范、威武气概,又呈祥和面貌、瑞兽形象的狮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再说历史因缘。在睡狮、醒狮成为中国象征的过程中,有位“老外”起过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显著的启发或者说促发作用,这位“老外”就是著名的拿破仑。1817年,被迫退位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年)正在流放地、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消磨余生。一天,落魄英雄拿破仑接待了一位英国人阿美士德(W.P.Amherst)。阿美士德是英国外交官,1816年出使中国,因为拒绝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被勒令于抵京当日就离去。并不怎么了解中国的拿破仑,与阿美士德谈到了中国:“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拿破仑“可能”还感触良深地说过这样的话:
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
距今整整200年前的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在19世纪特别是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与西方,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人们不断地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引用与阐发。应该也正是在这种引用与阐发的过程中,与这句名言的意境相当吻合、又与中国的狮文化土壤相当协调的睡狮、醒狮乃至雄狮的比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人们逐渐把晚清及民国时代沉睡的中国称为“睡狮”,把正在觉醒的中国称为“醒狮”,把已经觉醒的中国称为“雄狮”,这样,中国就有了既是自称、也是他称的“狮”称谓。
“狮”称谓作为中国的自称,不必赘言;至于作为中国他称的“狮”称谓,如1899年梁启超在《瓜分危言》第一章第二节中说:英人“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撅起之一日也”,这是说英国人称中国为睡狮;1910年前后汪康年写道:“西人言中国为睡狮”,并引西人的话说:“贵国之大,犹狮之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汪康年期待着“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吾愿中国人憬然悟之”,这是说西方人称中国为睡狮;1919年朱执信撰文《睡的人醒了》:“醒了!这是最好没有的事。……像俾斯麦、威廉一辈子的人,自然提起中国来,便说,这是狮子,他醒了可怕,将来一定有‘黄祸’,我们赶快抵御他”,这是说德国人称中国为狮子;1933年鲁迅的文章《黄祸》:“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1993年5月日本《读卖新闻》所刊有关中国的系列文章,标题即是《觉醒的雄狮》;2006年7月,欧洲议会主席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说:“拿破仑说中国是头睡狮,我说现在的中国是头醒狮。”
综上,关于龙与狮这一对中国的自称与他称,可以作如此的理解:中国称为龙,是因为龙在中国拥有丰富的民族、皇帝、国家的象征意义,是因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至于中国称为狮,而且是由“睡狮”到“醒狮”、由“醒狮”到“雄狮”,则正形象化地反映了近现代的中国所走过的那条沉睡、觉醒、雄起、成功的曲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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