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莫高窟人潮散去，

重归寂静，

九层楼前最后一片杨树叶落下，

莫高窟迎来1653岁。

公元366年，乐僔西行至三危山，

被眼前浮现的佛光震撼，他就此停留，

开凿石窟，坐禅修行。

此后的一千年，

众多僧侣、信众纷至沓来，

开凿的石窟越来越多，

这里逐渐成为信仰圣地。

唐朝国力强盛、丝路繁荣，佛教盛行，

莫高窟的营建规模空前，

灿烂的佛教艺术一时跃上巅峰。

到了清代，这无以伦比的

世间瑰宝却是这一番记载——

“问禅无僧侣，稽首冷香烟，

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

待到莫高窟再度被世人所知，

已是1900年。

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今第17窟），

5万多件珍贵文物，震惊世人。

王道士上报清政府，迟迟未等到回音，

等来的却是一群西方考古学家、探险者……

伯希和一人，仅花费500两银子，

就从莫高窟带走6000多件珍贵文物。

敦煌文物从此开始了令人扼腕的流散史！

藏经洞5万余卷经书文献，星散多国，

留在莫高窟的仅剩两三百卷。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莫高窟终于迎来新生，

结束了长期凋敝的状态。

在所长常书鸿的感召下，

段文杰、孙儒僩、史苇湘、 霍熙亮、

欧阳琳等一批批年轻人追随先生而来，

为同一目标在此扎根奋斗——

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

在莫高窟工作，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忍耐的艰苦，

有人曾说：“这可是无期徒刑啊！”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

没有车，荒沙里还有野狼出没，

大家上洞窟要爬蜈蚣梯，

临摹要用镜子和白纸反射太阳光才能看清，

住宿只是一间完完全全的土坯房。

那里静，一根针掉下去能听到“噌——”

那里慢，报纸到手已是一周前的“旧闻”。

常书鸿从法国留学归来，

本是西装革履的知名艺术家，

到敦煌后穿旧布鞋，睡土炕

若不是戴了副眼镜，和当地农民没两样；

段文杰是常书鸿招到敦煌来的，

重庆国立艺专毕业，

他临摹时总穿一件长衫，

上面布满五颜六色的颜料点儿，

大家纷纷打趣他：

“这不就是真人版九色鹿嘛！”

樊锦诗1962年到敦煌时，

常先生、段先生他们已经到此十多年，

身边考古组的同事一问也都来了十年以上，

她疑惑：“他们都是个顶个的才子，

外面非常好的机会等着他们，

但是来了这儿就不走了，为什么？

我一个一个洞窟看过去，就明白了。”

等待这些青年才俊的，

是一场近乎“开荒”式的体力活，

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清理的积沙，

累计就有数万立方米。

洞窟加固工作也迫在眉睫——

莫高窟700多个洞窟，

遍布南北长1680米的砂砾岩崖体上，

洞窟不稳，壁画焉存？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

洞窟加固工作从未停止。

壁画修复工作则堪称担负国之重任的“抢救”，

第一代莫高窟人花费近40年时间，

修复病害壁画约3000平方米，

一大批濒危壁画“起死回生”。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

莫高窟人始终在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中

不断探索和实践，对于他们来说，

临摹就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不二法门。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从美国、日本，到澳大利亚、英国等

国内外诸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

从风沙防治、环境监测，

到病害壁画机理研究、保护修复技术研发，

敦煌研究院通过学术交流、合作研究，

使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从看守阶段、

抢险加固阶段逐步进入到科学保护的新阶段。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

莫高窟文物本体的安全已得到了保障。

莫高窟人还试图永远留住敦煌的美，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敦煌开始“数字化”尝试，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

只要轻轻敲击鼠标，

30个经典洞窟高精度数字图像尽收眼底，

至今，互联网的“敦煌数据”仍在增加，

整个敦煌的数字之旅，指日可待。

75载春秋，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敦煌研究院，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樊锦诗，

几代莫高窟人守一不移，一生只为一件事。

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

是已逝几十位老先生的墓地，

他们依旧守望着莫高窟。

常书鸿曾在本子上写：

“萨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

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

“如果不是常先生的坚持，研究所会散。”

樊锦诗说，“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这样一处偏远的文化遗产，

后面大概会变成保管所这样的机构。

‘保管’和‘研究’，差别可就大了。”

5月上海沪剧院演出沪剧《敦煌女儿》，

讲的是樊锦诗和敦煌的故事。

演出进行到最后一幕——

莫高窟九层楼上空，

已故老先生们的头像一一出现，

“我是常书鸿”

“我是段文杰”

“我是史苇湘”

“我是李其琼”

“我是欧阳琳”

“我是彭金章”

……

“我依旧还在守护着莫高窟”

观众席掌声雷动，久久不能平息。

“能来到这里，并且待下来的，

心里是有种情结在里面，”

敦煌研究院美术工作者韩卫盟说，

“一想起那些老先生，想起莫高窟，

我们其实更是一粒沙子。”

而今，守护莫高窟的“沙粒”，

已经不再局限于莫高窟人——

“阿拉上海人”的小朋友，积攒零用钱，

每年在敦煌认捐胡杨苗；

“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

已于2017年启动，

10名通过选拔的“守望者”，

前往敦煌参加统一培训，

已完成为期6周的“守望计划”；

敦煌研究院和腾讯合作“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

使无数年轻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公益、

游戏、音乐、动漫等数字创意方式，

加入到守护敦煌的队伍中；

与香港敦煌之友等机构的合作，

搭建了以敦煌艺术为着力点，

使不同文明和文化

能够长效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2019年，莫高窟即将迎来1653岁生日，

莫高窟人的新年愿望少不了对她的祝福，

既有落叶，也有新生，

希望时光消逝而敦煌不老，芳华依旧，

走向下一个千年……

75载，敦煌守护者们

坚守荒沙大漠中的静谧之地，

他们亲手种下白杨，守卫莫高窟。

这些愈发茂盛的白杨，

扎根干旱与贫瘠，向碧空而生，

每一片树叶，

都见证每个守护者的青春韶华，

用顽强生命力宣誓守护决心。

75载，敦煌守护者们

为莫高窟带来诸多陪伴和倾听，

他们视莫高窟如自己的生命，

亦爱护每一个受到感召来此的生灵。

这些生灵，

不需要遮风避雨的固定居所，

莫高窟就是它们不舍离开的家，

守家，就是它们的职责与快乐。

75载，敦煌守护者们

用心记录它的每一处美丽与伤痛，

他们的每一天，

都因为莫高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那些从未完成到已完成，

无不是他们为敦煌与时间的赛跑

积蓄能量，争取可能。

75载，敦煌守护者们

专注研究敦煌历史、文化与艺术，

将千年前古人的智慧转述给我们听，

以延续敦煌的生命和内涵。

这一种传承，尤在每年新春

万物复苏之时愈发意味强烈，

他们满怀希冀，寄语未来，

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