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我去了一趟豆瓣书店五道口店，彼时我正在为关于菲茨杰拉德的论文发愁，希望到这家书店，买一些可供参考的旧书。于是我买到一本魏乐德·索普（W.Thorp）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它是一本概论性著作，介绍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年美国文学的情况，其中在第四章“小说中的社会地位和等级（1920—1950）”中提到了菲茨杰拉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二十世纪美国文学》艾略特对这部小说大加赞扬，事后证明，他的眼光是正确的。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阿瑟·米兹勒 （Arthur·Mizner） 和小詹姆斯·E·米勒 (James E·Miller) 为代表的批评家重提《了不起的盖茨比》。阿瑟·米兹勒在他关于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中说: “他（菲茨杰拉德）总是写他自己和他周围熟悉的人和事物 ,因此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是不可分的。”小詹姆斯·E·米勒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非个人化的视觉呈现 ,不仅是菲茨杰拉德骄人的成功 ,更是美国小说的里程碑。”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在当时却是惊人的。无独有偶，批评家塞因（Charles E. Shain）也是菲茨杰拉德的拥趸，在1959年出版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中，他专门列出一章来评价菲茨杰拉德，认为“他（菲茨杰拉德）自己对罗曼蒂克的精神深深感到一种迫切的需求——有个英国人称之为美国人「对神话的渴望」──他明了现代人需要「用一个庞大规模的现今来创造一个顺理成章的过去」。”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s
菲茨杰拉德此外，1958 至 1968 年这十年 ,还有每年专门的《菲茨杰拉德特刊》出版。时隔三十年，伴随着冷战阴云、战争的挫折、垮掉的一代崛起、热烈的五月风暴以及新一轮对美国社会的担忧，《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当时的热门读物，菲茨杰拉德这位边缘作家再度回归潮水中央，他的小说被重新评判，地位水涨船高，到如今，菲茨杰拉德已经是美国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家，《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美国文学必读小说之一。
《大亨小传》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误解才逐渐澄清，此书的中文译本终于多了起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1974年在香港由美国学者乔志高译注的《大亨小传》。1982年，周敦仁注释《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版本的译名是《灯绿梦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巫宁坤翻译《菲茨杰拉德小说选》，收入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同年，范岳译的《大人物盖茨比》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姚乃强、刘峰等人的译本也先后问世，小说的译名逐渐统一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乔志高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注意到小说对美国社会危机的映射，认为小说表面上是爱情故事，实则是一场幻灭的美国梦。《大亨小传》简介就写道：“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穷小子（盖茨比），一心追求纸醉金迷的‘美国之梦’，到头来却陷入悲剧而不可自拔，遭到上流社会的冷落排挤。”从此，分析小说与美国梦的关联成为国内《了不起的盖茨比》研究的主要方向，各种角度层出不穷。而最早切入此角度的文章可追溯到1985年，李习俭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文章《“美国梦”的幻灭——评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指出盖茨比的悲剧是美国社会青年对美国梦求而不得的一个缩影。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学者陈媛媛、陈鼎斌认为：盖茨比的梦想和理想的美国梦存在区别，盖茨比的梦想并非真正的美国梦，而是变质了的美国梦。
2018年再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盖茨比与美国梦探讨地别具一格的是台湾作家张大春。他在《重读乔志高译大亨小传》里援引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名言——“怎样的生活，这问题本身就是个道德观念。”认为菲茨杰拉德有一种爱上悲剧的冲动，“费兹杰罗决计不会忘掉自己的悲剧－设若没有这种「爱上自己的悲剧」的偏执，费兹杰罗可能永远不能进入美国梦的核心，并揭露这个梦在「道德问题」上既华丽、又荒芜，既热切、又枯槁的底蕴。”[ 费兹杰罗即菲茨杰拉德，下文同。]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作家本人直抵美国梦核心的尝试，盖茨比是一战后崛起的新版美国梦的载体，是伴随工业奇迹、城市新兴阶级崛起、社会新思潮而产生的新式青年代表，张大春认为：这个形象之所以伟大，在于“这个兼具流氓与英雄气质的主人翁短暂的一生都紧紧拥抱着一个追求上进的童騃之梦，而当这个梦一旦落实在生活里面，竟转而寄托于另一个梦境（一份纯属自我投射的爱情向往）为了维护所爱（尽管不值）而身家尽失，却也在所不惜。换言之：对于梦想的热切追逐（即便那是伧俗无比的名利权势或虚幻无比的爱忿情痴）并无道德上的瑕疵，真正为阿诺德式的道德命题——「怎样生活？」”改革开放后，《了不起的盖茨比》翻译热掀起了国内菲茨杰拉德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对他的看法从“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美国梦的批判者”拓宽到更多维度。其中，董衡巽、朱虹、施咸荣、李文俊等人于1978年编撰的《美国文学简史》是开山之作，他简要地介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书中，董衡巽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作品”。林以亮同意董衡巽的看法，并认为“《伟大的盖次壁》（即《了不起的盖茨比》）之被谈论、被赞美、次数之频不逊于二十世纪任何一本美国小说”。从此，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走出阶级斗争文学观，国内学界对这部小说的看法逐渐与世界接轨。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九十年代后，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有增无减，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有近60篇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论文，它们分别从美国梦、浪漫主义、社会变革、宗教思想、阶层斗争、消费文化、象征隐喻、创作技巧等角度谈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吴建国于2002年出版的《菲茨杰拉德研究》为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国内研究真正进入成熟。世纪之交，詹姆斯·L·W·韦斯特（James·L·W·West）编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特里马乔》(Trimalchio)出版，评论界再次掀起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潮流。当时国内《了不起的盖茨比》研究也颇有进展，除了吴建国的《菲茨杰拉德研究》，在社会文化角度上，1997年，陈法春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汽车隐喻》一文，另辟蹊径，拓宽了研究小说的思路。1999年，方杰在《国外文学》发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化神话模式》一文，他认为：“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应该放在美国历史的大文化语境中进行，盖茨比的故事不仅仅是爵士时代生活的再现，而且是美利坚民族浪漫主义渴望的表述。”如果要对小说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观感，不妨参考J.布鲁科林（Matthew.J.Bruccoli）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新论》，该书除导论外有五篇论述，第一篇追溯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文本传播的复兴过程；第二篇将这个问题置于漫长的争取“伟大的美国小说”地位的背景下；第三和四篇分别考察小说中爱与金钱、秩序与幻想的主题；最后一篇讨论了小说的独特风格。
英文原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A Lost Lady））影响了黛西的塑造，同时他援引布鲁姆的话，认为“盖茨比的深处住着一个济慈”，文章深入分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浪漫主义色彩和阶层裂痕，指出在尼克的叙述中始终存在一个消极的幽灵。济慈将“消极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尼克就是这种消极能力的承受者，而这也是他欣赏盖茨比的重要原因，因为盖茨比有一种“我此前未曾在他人身上发现过而且大概今后也不可能发现的明确的一致性：他的每一步都走在通向‘那盏绿灯’的漫长道路上。”
泽尔达而另一位作家梁文道关注的是盖茨比本身。他在《一千零一夜》的文稿中指出：盖茨比是美国“Self-made man”的代表。什么是“Self-made man”，简单来说就是依靠自我成就的人。“他不是靠继承得到他的财富，他不是靠他的出身阶级背景，靠的是什么？完全就是一个人，拼命地苦干，当然还得强调他是老老实实讲道德的人，一路一路往上爬，然后终于发财、终于成功了。那么这种人在美国特别受欢迎，大家很佩服，是美国梦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如今，《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成为爵士乐时代的不朽记忆。菲茨杰拉德的幸运在于，他把握了一种青年情绪，这种情绪背后是美国的某种精神，它原本只是美国社会转型的特定产物，是作家对环境（菲茨杰拉德同时了解美国的富人、新女性和底层青年）的本能反应，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都市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复制，这种情绪就不只局限于爵士乐时代的美国，成为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小说的那种盖茨比的“急切”、尼克的“疏离”，还有绿灯暗淡后的“崩溃感”，成为不同世界青年的共同情绪，不停拍打海岸的激流浪花。菲茨杰拉德不只影响到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盖·特立斯(Gay Talese)等美国作家，也成为村上春树等深受美国影响的作家实际上的“精神教父”，像《刺杀骑士团长》《烧仓房》这样的小说，一次次唤醒了盖茨比的幽灵，更印证了盖茨比和尼克的处境，在今天依旧不过时。《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奋斗青年全方位的精确描写，携纽约模式的全球化复制（第三世界充满纽约的拙劣模仿品），成为底层青年的深处共鸣。于是在多年以后，“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依然“不断被浪潮推回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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