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作者：[英]玛丽·比尔德，译者：王晨，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

波利比乌斯先后以敌人和朋友的身份了解过罗马，在对该城的崛起及其制度的思考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出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个小城的政治贵族家庭，公元前168年他30多岁时，作为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打败珀尔修斯国王后的政治清洗或预防措施的一部分，包括他在内的1000名希腊人质被带到罗马。他们大多被置于宽松的软禁之下，分居意大利各地。已经以作家身份闻名的波利比乌斯要幸运一些。他很快结识了小西庇阿（似乎是因为借书而相遇）及其家族，被允许住在罗马。在那里，他成了这个年轻人事实上的家庭教师，变得如“父子般”亲密。200多年后，波利比乌斯为小西庇阿提供的零星建议仍在被人引用或误引。据说他曾敦促弟子说：“不要从广场回来，直到你至少交到一位新朋友。”

还活着的人质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得到释放。只有300人仍然活着，据说一名直言不讳的罗马人抱怨说，元老院“讨论某些年迈的希腊人应该被埋在这里还是希腊”是浪费时间。但波利比乌斯很快回到了他的罗马伙伴们身边，随军前往迦太基，并充当了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毁后的谈判中间人。他还继续在写自己的《历史》，最终包括40卷的内容，主要关注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的时间，中间曾短暂闪回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并在后记中将故事延伸到公元前146年。无论波利比乌斯的主要目标读者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他的作品都成了后世的罗马人在试图理解自己城邦如何崛起时的重要参考点。创作《罗马史》时，李维的书桌上一定放着这部作品。

波利比乌斯既是罗马的人质和罗马统治的批评者，又是罗马的合作者，可以想见，现代历史学家会觉得难以准确划定他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有时，他无疑会在自己的不同效忠对象间巧妙地保持平衡，在向一位显要的叙利亚人质提供幕后建议告诉他如何从被看押的地方溜走的同时，又在《历史》中小心地强调，发生那次著名的脱逃事件当天，自己“卧病在床”，没有出门。但无论波利比乌斯的政治立场如何，他都拥有从两方面了解罗马历史的优势，还有机会询问一些罗马最重要的人物。通过把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在祖国接受的复杂的希腊政治理论训练结合起来，他从得天独厚的视角剖析了罗马的内部组织，强调那是其对外取得成功的基础。事实上，他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尝试之一。

他的叙述精彩地把敏锐的观察、困惑和偶尔孤注一掷地用自己的语言对罗马政治进行理论化的尝试结合了起来，这并不让人意外。他细致地审视了周遭的罗马环境和他新交的罗马人朋友。比如，他注意到宗教或者说“敬畏神明”在控制罗马人行为上的重要性，并对罗马人组织机构所拥有的系统效率印象深刻；为此，他对军事安排做了重要讨论（但现在常被忽略），包括扎营的自助规则、执政官的营帐应该扎在何处、如何安排军团的行李，以及野蛮的军纪制度。透过各种罗马制度和最受欢迎的消遣活动的表面，他还非常犀利地看到了它们背后的社会意义。他一定听说过关于罗马人的勇气、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各种故事人们在营火旁和餐桌上不断讲述和重述它们他的结论是，它们不仅是为了消遣。这些故事的功能是鼓励年轻人模仿祖先的英勇事迹；它们是他所看到的贯穿罗马贵族社会的效仿、进取和竞争精神的一个方面。

“杰出人物”的葬礼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尽管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他将其变成了一个详尽的案例研究。再一次地，波利比乌斯一定见证了足够多的此类葬礼，能够提炼出它们的更深刻的意义。他描绘说，人们把尸体抬入广场，放到讲坛上，通常设法使其直立，好让大群听众看见。在随后的队列中，家族成员戴着死者祖先形象的面具，身着与每一位祖先所担任公职相应的服饰（紫边托加袍等），仿佛他们都“活着和呼吸着”在场。由一名家族成员发表的葬礼演说首先罗列了讲坛上那位死者生前的成就，随后一一盘点其他在场人物的生涯，他们此时正坐在死者身旁排成一列的象牙椅子（至少表面镶嵌了象牙）上。波利比乌斯最后说：“这种仪式最重要的结果是使年轻一代受到鼓舞，让他们愿意为了公共福祉忍受一切，以期赢得属于勇者的荣耀。”

这可能是对罗马文化中竞争的一面相当美好的看法。对共和国来说，无节制的竞争最终更多地起到的作用是摧毁而非维系。即便在这之前，人们也能很合理地想到，每有一个受到鼓舞而去追求达到祖先成就的年轻罗马人，就必然有另一个年轻人无法承受自己身上的传统和期待的重负如果波利比乌斯选择去思考罗马文化中所有关于弑父的儿子的故事，他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一点。但西庇阿家族的另一段墓志铭出色地概述了这种看法，我们很容易猜测波利比乌斯可能见过那段文字：“我有了子嗣。我寻求达到与我父亲同等的成就。我赢得了祖先的赞誉，他们很高兴我是他们的族裔。我的生涯让我的家族获得荣光。”

不过，位于波利比乌斯观点核心的是更重大的问题。如何在整体上刻画罗马的政治制度？它如何运作？罗马从未有过成文宪法，但波利比乌斯将罗马视为一个实践了希腊古老的政治理想的完美例子：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最好的方面结合起来的“混合宪法”。执政官代表了君主元素，他们完全掌握着军事指挥权，可以召集各个人民大会，并向其他所有的官员下达命令（除了平民保民官）。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元素，在当时主管罗马的财政，负责向其他城市派遣使者和接待其他城市的使者，并在事实上监督整个罗马和盟友领土上的法律实施状况和安全。人民代表了民主元素。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或“人民”古代世界没有普选权这种东西，女性和奴隶在任何地方都从未拥有过正式的政治权利。波利比乌斯在这里指的是全体男性公民。就像在古典时代的雅典那样，只有他们能选举国家官员，能通过或否决法律，对参战与否做出最后决定，还能组成法庭审判重罪。

波利比乌斯表示，其中的秘密在于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之间形成了巧妙的制衡关系，因此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都无法完全占据上风。比如，执政官在战场上虽然像君主一样拥有完全的指挥权，但他们首先必须由人民选出，并且需要依赖元老院提供资金（元老院还决定着某位获胜的将军是否应该在战事结束后享受凯旋式），而任何可能签订的条约必须经过人民投票批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波利比乌斯认为，正是贯穿政治制度的这些平衡带来了内部稳定，而罗马以此为基础对外取得了成功。

这个分析堪称睿智，敏锐地注意到了不同政治制度间的细小差异和微妙差别。事实上，波利比乌斯在某些方面试图把他在罗马见证的政治生活硬塞进并非完全合适的希腊式分析模型。比如，他在讨论中使用的“民主”之类的字眼就很具有误导性。“民主”（demokratia）在政治和语言上植根于希腊世界。即便在其有限的古代意义上，甚至是对最激进的罗马人民政治家而言，它在罗马也从来不是一个战斗口号。在现存的大部分有保守倾向的作品中，这个词带有接近“暴民统治”的意思。询问共和时期的罗马政治有多么“民主”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意义：罗马人为自由而战，而非民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让读者在他们对罗马政治的理解中始终注意到人民的存在，并且不把目光局限于当选官员和贵族元老的权力，波利比乌斯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重要争论。人民的声音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有多大影响力？谁控制着罗马？我们应该如何刻画这一罗马的政治制度？

把共和时期的政治过程描绘成完全被少数富人主导的景象十分容易。等级冲突的结果并非人民革命，而是创造了一个由富有平民和贵族组成的新统治阶层。大部分公职当选的首要条件是一笔巨额财富。参选前必须通过财务检查，这就将大部分公民排除在外；我们不清楚满足条件所需的具体金额，但可以想见一定被设置在财产估价等级的最高水平上，即所谓的骑士等级。当人民集合起来投票时，投票制度的设计使结果向富人倾斜。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制度在选举高级官员的百人队大会上是如何运作的：如果富人百人队联合起来，还没轮到较穷的百人队有机会投票，就能决定结果。另一个主要大会基于地理上的“部落”区划投票，理论上更加平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实践中也变得不一定平等。在公元前241年最终确定的35个地理区划中（随着公民权被扩大到意大利各地，部落的数量此前一直在增加），只有4个涵盖了城市本身。剩下的31个涵盖了罗马现在辽阔的乡间领土。由于必须亲自到城中投票，有时间和交通工具前去投票的人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城中居民的票只对那少数几个城市部落有影响。此外，严格说来，各个大会只是就某个高级官员给出的候选人名单或提议进行投票。没有全体讨论，投票者无法提出建议甚至做出修改，而且人民几乎批准了我们所知的每一份放在他们面前的立法草案。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权力不符。

但此事也有另外一面。除了波利比乌斯所强调的人民在形式上拥有的特权，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更宽泛的政治文化留下的清晰痕迹，人民的声音在这种文化中是一种关键的元素。穷人的投票会产生重要影响，是热情拉票的对象。富人并不经常团结一致，选举竞争激烈。担任或寻求公职的人非常重视说服民众为他们或他们的法律草案投票，而且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磨砺能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修辞技巧。无视或羞辱穷人会招来危险。在共和时期的政治场景所具有的独特特征中，其中一个是半正式的议事会（contiones），通常在投票大会开始前不久举行，对立官员试图在会上争取民众支持自己的观点（比如，西塞罗在议事会上做了第二次和第四次反喀提林演说）。我们无法确知议事会举办的频率或者有多少人参加。但有几条线索表明，会上弥漫着政治激情、喧嚷的热情和巨大的噪音。在公元前1世纪的一次议事会上，据说叫嚷声非常高，以至于一只不幸从旁边飞过的乌鸦被震晕落地。

关于拉票活动的重要性和紧张程度，以及如何做可能会赢得或失去人民的选票流传着各种逸闻。波利比乌斯讲过一个关于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尊号Epiphanes，意为“著名的”，甚至是“神显者”）的有趣的故事，后者是被“亚细亚征服者”西庇阿“击溃”的安条克大帝之子。年轻时，他曾作为人质在罗马待了10多年，直到被一位更年轻的亲戚即后来波利比乌斯授计助其逃脱的那个人换回。回到东方后，他还带着各种居留罗马期间养成的罗马人习惯。这些习惯大多可以归结为展现亲民姿态：与任何他遇见的人交谈、给普通人送礼和巡视工匠作坊。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会穿上托加袍巡视市场，仿佛自己是候选人，与民众握手并请求他们为自己投票。此举让住在安条克帝国华丽都城的居民感到困惑，他们不习惯国王做出这种事，给他取了Epimanes（“疯子”）的绰号。但显而易见，安条克从罗马人那里学到的一课是，普通人和他们的选票是重要的。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关于公元前2世纪西庇阿家族另一位成员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Nasica）的一则逸闻。一天，他为了竞选营造官而外出拉票，在忙着与选民握手时（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是标准程序），他遇到一位因为做农活而手上长满老茧的人。这位年轻贵族开玩笑说：“天啊，你是用手走路的吗？”他的话被人无意中听到了，平民认定他是在嘲笑他们的贫穷和劳动。结果自不必说，他竞选失利。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不同利益间的平衡显然不像波利比乌斯所描绘的那样不偏不倚。穷人永远无法登上罗马政治的顶峰；平民永远无法在政治上拥有主动权；个体公民越富有就应该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几乎成了公理。但这种形式的不均衡在许多现代的所谓民主国家中似曾相识：在罗马，同样只有通过民众选举和受到普通人的青睐，富人和特权者才能获得所竞争的政治职位和政治力量，但普通人的财力永远达不到使他们能够亲自参选所需的水平。就像年轻的西庇阿·纳西卡吃了苦头才认识到的，富人的成功是穷人给予的礼物。富人必须意识到他们依赖全体人民。

波利比乌斯坚信不疑地认为，罗马在海外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是由其稳定的“宪法”所提供的。但他亲历过罗马战争的前线，并把罗马视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强国，拥有占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目标。他在描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尾处强调：“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目标，想要统治和控制世界他们实现了目的。”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他承认，甚至有一些希腊人表示，罗马人的征服是“机缘巧合或无意为之”。许多罗马人则坚持认为，他们的海外扩张是一系列正义战争的结果，即这些战争得到了神明的必要支持，是出于自卫或为了保护盟友，而后者常常向罗马求助。它们根本不是侵略。

用不了100年，罗马会竖起比真人更大的手握球体的罗马将军雕像，如果波利比乌斯能活着看到它们，他必定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明。公元前1世纪及之后，许多描述罗马势力的词句背后无疑都隐藏着掌控世界的想法（“一个没有边界的帝国”，就像朱庇特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所预言的）。波利比乌斯想象罗马人在这个更早的阶段是受那种贪婪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或某种昭昭天命的驱使，但就像他本人对事件的讲述所清楚表明的，这是错误的想法。驱动罗马人的是渗透在罗马社会各层面的对荣耀的渴望、对征服的欲求，以及对胜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纯粹贪恋。当人民被要求投票支持参加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向他们展示获得丰富战利品的前景并非没有理由。但无论在西庇阿们的集会上曾有何种幻想被提出来过，它们通通称不上统治世界的计划。

与我们所熟悉的罗马军团进军、征服和接管外国领土的神话相比，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的海外扩张要更加复杂，这种情况与罗马人在意大利内部扩大控制范围的情况非常相似。首先，罗马人并非该过程中唯一的行为主体。他们入侵的并不是一个由爱好和平、在贪婪的暴徒到来前一直安于自己的生活的民族组成的世界。罗马人宣称自己只是由于盟友们提出了求助请求而参战（这是历史上一些最典型侵略战争的借口），无论我们可能多么有理由质疑这种说法，但促使罗马人进行干涉的部分原因的确来自外部。

从希腊到今天的土耳其及其周边地区，地中海东部的世界是该时期罗马大部分军事活动的背景。那是一个充满政治冲突、不停变换的盟约关系以及各国间持续不断的残酷暴力的世界，与早期的意大利颇为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砸抢式征服遗留的局面，在必须要考虑如何安排自己的战败者之前，他就于公元前323年去世了。他的继承者们建起了对立的王朝，相互之间以及同周边的小国与联盟之间的战争和纠纷几乎从不间断。皮洛士就是这些王朝的统治者之一。“神显者”安条克是另一个：在罗马的人质生涯结束并在祖国尝试实行民众政治后，他在公元前175年到前164年的10年统治期间入侵了埃及（两次）、塞浦路斯、犹地阿（还引发了马卡比叛乱）、帕提亚和亚美尼亚。

罗马越是显得强大，交战各派就越把罗马人视为当地权力斗争中的有用盟友，并愈加热情地追求他们的影响力。来自东方的代表不断前往罗马，希望能争取到道义支持或军事干涉。这是该时期历史记述的普遍主题：比如，在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征伐珀尔修斯的前夕，据说有大批使者试图说服罗马人对马其顿的野心采取行动。但揭示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如何起作用的最生动的例子来自提奥斯，那是位于今天土耳其西海岸的一座小城。那里的一段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铭文记录了人们试图将罗马人拉入一桩小纠纷中，我们只知道那是希腊北部的阿布德拉城（Abdera）和当地一位国王科图斯（Kotys）之间的土地权纠纷。

铭文是刻在石头上的一封“感谢信”，由阿布德拉人写给提奥斯城。因为提奥斯人似乎同意派两个人前往罗马（几乎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游说者），以期争取罗马人在阿布德拉人与国王的纠纷中支持前者。阿布德拉人详尽描绘了这两人如何活动，就连他们经常到元老院关键成员的府邸拜访也记录在内。代表们显然非常敬业，以至于“身心俱疲，两人拜见了罗马的显要人物，通过每天参拜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当两人拜访的一些人似乎支持科图斯时（因为他也向罗马派出了使者），“两人通过罗列事实和每天拜访中庭（atria,罗马建筑的中央大厅）赢得了他们的友谊”。

铭文中没有提到上述活动的结果，这暗示着情形对阿布德拉人不利。但在上文的概述中，敌对双方代表不仅纷纷走进了元老院，而且每天向个别元老游说，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可以多么积极和不懈地争取罗马人的支持。而希腊世界各个城邦竖立的数以百计的罗马人作为“拯救者和施恩者”雕像表明，如果成功的话，这种干预行为会被如何称颂。我们如今无法辨识此类词语背后的所有双重想法：真诚的感激之外无疑也有同样多的恐惧和恭维。但它们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罗马征服”这种简单概括会掩盖涉事各方的大量观点、动机和抱负。

此外，罗马人并不试图系统性地吞并海外土地，或者建立标准的控制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扩张过程可以如此迅速：他们没有建立任何统治的基本架构。他们的确从被击败者那里榨取了物质回报，但采用的是因地制宜的不同方式。他们向一些国家索取巨额现金赔偿，仅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就共计超过600吨银条。在其他地方，他们接管了之前统治者建立的现成的规范税收制度。有时，他们还会想出新的办法来赚取丰厚收益。比如，曾经属于汉尼拔的西班牙银矿很快被开采出巨量的矿石，以至于今天在格陵兰岛冰盖深处钻取的可确定年代的样本中仍能检测到加工过程所造成的污染。公元前2世纪中期造访西班牙时，波利比乌斯看到仅在矿区的一个区域就有4万名（可能不是真实数字，古人常用“4万”表示“数目很大”，类似我们常说的“数百万”）矿工，大部分无疑是奴隶。罗马人的政治控制形式同样多种多样从完全放手的“友谊”条约到扣押作为良好行为的担保的人质，再到几乎是永久驻扎的罗马军队和官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打败珀尔修斯后所发生的事只是为这种一揽子安排可能的样子提供了一个例证。马其顿被拆分为4个独立自治的邦国；它们向罗马缴税，税率只有珀尔修斯时期的一半；马其顿的矿井被关闭，以免他们用自己的资源在该地区建立新的权力基地。

这是一个强制的帝国，因为罗马人获得了利益，并试图确保他们在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时不受阻碍，而且这背后总是伴随着武力威胁。与后来的罗马人所理解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吞并式的帝国。它没有详细的法律控制框架、规则或法规，或就此而言的任何卓有远见的抱负。当时，甚至拉丁语中的imperium一词的意思也更接近“向服从者发布命令的权力”，而非像公元前1世纪末那样可以表示“帝国”，指罗马直接统治下的整个地区。provincia后来成了对经过仔细界定、由一名总督管理的帝国区划的标准称谓（行省），但这个词并非地理称谓，而是表示赋予罗马官员的一项职责。这种职责经常可能是负责特定地点的军事活动或行政管理。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开始，西西里和撒丁岛经常被称为行省，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西班牙的两个军事行省成为标准设置，虽然它们的边界并不固定。不过，provincia同样可以指管理罗马国库的职责公元前3世纪末和前2世纪初，普劳图斯在他的喜剧中还开玩笑地用provincia一词表示奴隶的职责。并不像后来那样，当时没有罗马人被外派成为“行省总督”。

对罗马人来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在战场上取胜，然后是否能够（通过劝说、威吓或暴力）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选择不这么做。“神显者”安条克与罗马人最后一次遭遇的故事生动地概括了这种imperium的风格。安条克第二次入侵埃及时，埃及人向罗马人求助。一位名叫盖乌斯·波皮利乌斯·莱纳斯（Gaius Popilius Laenas）的罗马使者被派遣前去与安条克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外见面。和罗马人长期打过交道的国王无疑期待着相当礼貌的会面。但莱纳斯却向他转交了元老院的决议，要求他马上从埃及撤兵。当安条克请求给些时间与谋士们商议时，莱纳斯拾起一根棍子，在国王身边的尘土中画了个圈。在给出答复前，他不得走出那个圈子。惊愕的安条克顺从地接受了元老院的要求。这是一个命令他人服从的帝国。